|
农业的经济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此相对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显然“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还因为这个社会长期固守着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经济。 站在近现代的时间坐标上看问题。“停滞”还说的是没有“按时”产生“资本主义”。西方社会有过三个大的发展，首先是私有制的发展，然后是商业的发展，后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亚细亚社会，如前所述，首先没有发展出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制，然后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商业”因自然经济力量的强大，也无法顺利成长。“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26这样就造成当世界进入“现代”以后，亚细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匍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未见长进。 就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十分艰难，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西欧洲在这近三百年之间发生了是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却没有。黄仁宇说：“中国明朝也来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看来，以这样的题材发表的文字给人影响无非‘有好多人赚了很多钱’”。黄仁宇批评说：“作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那他们搜集的资料也难能与以后发生的的历史事物相联系了。”27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中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过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的推销方法”用的是C-M-C公式。说的是资本家必须以C（即商品com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在此川流不息的商业活动中，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的发展”，国家“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28而这些，及至近现代亚细亚社会及中国都做不到。 普列汉诺夫说：“中国和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起古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古代社会是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构造的形式中，每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的结果，这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崩溃。”29这里普列汉诺夫说的“古代生产方式”即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在“氏族组织”制度，即原始公有制度理应消亡的时候，它没有出现应有的“崩溃”。当西方社会已经顺利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东方却紧抱原始的“公有制”不放，而且这样的公有制还在此后极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其“次生形态”得以持续保持。而这也是东方社会无法自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就是不见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30 五、关于国家力量的强大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生产方式，也同时决定了亚洲的文明形式。“文明”的概念要比文化的概念大得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总和是文明的基本表达。在人类的各个文明体系中，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形式，是国家力量的强大。 古巴比伦《摩奴法典》中写道：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君主是一切造物中的最大者”。国王对臣民具有无限的权利，生杀予夺无所不可为，所有的居民都向他纳税，并负担沉重的徭役。国家机构中设有常备军、法庭和监狱，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创设。31马克思说：古代东方的国家，“是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国王是“共同体之父”。32 的确，“公社”是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细胞，它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洞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切片”。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数千年中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33 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体就以专制政体而出现。”34 如前所叙，各个生产共同体的相互亚细亚式的隔绝的，无交换的状态，是亚细亚社会无法产生商业经济而形成长期社会停滞的原因，同时也是铸成东方式专制的要因之一。“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公社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35 当然，还可以把视野扩展到以下的几个方面：古代亚洲缺少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从原则上说，土地不准自由买卖，而是“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36。这个重分一般存在着巨大的操作上的困难。要进行这样的“操作”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在古代这个共同体是公社。中古至近代，这个任务由国家完成，由此国家的威权力量无限膨胀。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水利”是浩繁巨大的工程，“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结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37。由此可见亚洲 “水利”工程也呼唤强大国家的诞生。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人”的思想平台观察这个问题。一个“现代”社会到来，须有“人”的阶层结构的准备。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形成“人”的构成的三层组合。其上层是支配阶级，其下层是底层阶级，其中间是中产阶级。市场与商人是组合中层社会的基本元素。然而，亚细亚社会阻挠“市场与商人”的产生，无法发育出成熟的中产阶级，去组成一个社会的“中层”结构。这个社会因为没有一个唯一能与支配阶级“分权”的中产阶级，结果使支配阶级的权利得以毫无顾忌的扩展。 六、结论：走出“亚细亚”，回归“亚细亚” 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说，是他投入精力最大，所得创获最大的学说领域。在马克思的研究史上，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然后才有《资本论》的问世。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全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萦绕在马克思的脑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他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产物。正是通过东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比较，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深入的思考，才形成马克思政治经济论的鲜明见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为入口，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而确立人类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一经典理论。每当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必然说到“亚细亚”的历史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当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的重要的文明状态。如同从资本入手，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马克思从亚细亚社会的“细胞”——亚细亚“公社”着眼，解析亚洲社会的基本特点，指明“公社”的长期存在，使亚洲社会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产生完整意义上的私有制，强调这是打开亚洲奥秘之门的宝贵钥匙。在这个社会经济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亚细亚社会自然经济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形成缓慢与国家力量强大等各项特点。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明确注解，是马克思全部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可以思考的是这个理论本身的形成史；围绕这个理论的争论史；这个理论的本来意义；这个理论的当代意义。本文没有在前两个问题上作深入的展开，而对这个理论的本来意义与当代启示给以更大的关心。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时至今日，究竟如何解读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真实显示这个理论的本真内涵。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既是历史的理论也是现实的理论，既是论述“亚细亚”的理论也是论述中国的理论，因为中国存在于“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中国社会无不有之。这个理论堪可启发我们作如下的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发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又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既要走出“亚细亚”，同时又要回归“亚细亚”。 走出“亚细亚”，说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亚洲农业式生产方式，其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来的自我封闭旧习、封建宗法制度、自然经济方式给予必要的批判。 然而，我们又要回归“亚细亚”。我们当对中国文明胚态时期的社会文化遗存作必要的研究，这是中国文明的“基因”发生期。中国自古以来，历代文明百般变化，而其“底部”一概保存着“胚胎时期”业已产生的社会文化的基因潜质。即使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基因潜质”，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挥之即去。 这样，我们就应该尊重亚洲的特点，关切中国的国情，理性地认识“基因潜质”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地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系，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古代（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发生了“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的中世纪（前资本主义时）产生了“次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也可以说，亚洲与中国当代现代化模式乃为继亚细亚生产方式“原生”、“次生”之后的“继生形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难以摆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因潜质”，难以消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胎记”，因此中国现代化模式也必然区别西方模式。中国走出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亚洲，了解中国，文明的进步既是文明方式的更新也是历史射线的延伸，既是对文明陈迹的消除，也是对文明遗产的承续。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也让世界了解亚洲与中国：文明是多元的，历史与传统的差异使各民族与国家造就各自的文明形式。有此共识，世界将变得宽容与和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３８页。 2 吴泽：《东方经济社会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3 吴泽：《东方经济社会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5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引吴泽书，第339页。 7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8《列宁全集》，第15卷，第62页。 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8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4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0-191页。引吴泽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3页。 15《新唐书•食货志》，引孙剑青：《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8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7页。 18《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6页。 19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0页。 21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8-62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3页。 25 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35页。 26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8页。 27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1、79页。 28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9页。 29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第36-37页。引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第28页。 30 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台北：新桥译丛1，1989年出版，第118页。 31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 36 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2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