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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初才开始受人注目的。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的中国通史、明史、中国史学史著作和教材，写到明代史学，总觉得没什么好写。学者们多沿清人恶习，厚诬明人，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显得相当浮浅。可喜的是，近20年以来，明代史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明代史学的研究水平已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为便于读者的理解与判断，先对现有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述 。 1．20世纪80年代前的明代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不仅专题论著少，即便专题论文也不多。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明代史籍有所注意。李晋华撰《明代敕撰书考》，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官修诸书的经过，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官修史学的专著。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此书解放后又出了增订本，称《增订晚明史籍考》）梳理了研究晚明史的有关史籍，且摘录了大量的书序题跋资料，为后人研究明代史学史省略了大量的抄写与研究功夫，对后人进行明代史学研究贡献尤大。而且，谢国桢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断，如“有明一代，史学最盛”，又如“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这些论断，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此外，20世纪60年代，刘节显然注意到了明代史学文献的丰富，所以，他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曾建议编一部《明代史籍考》。 明代史学的专题研究有一些，关于李贽，有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容肇祖《李卓吾评传》、朱谦之《李贽》。关于胡应麟，有吴晗《胡应麟年谱》，开胡应麟研究之先河。此外，吴晗于谈迁、钱谦益，容肇祖于陈建，包遵彭于王世贞，柳诒徵于《宋史质》，皆有专题论文。此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也有关于明代史学介绍的内容。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对明代史学着墨不多，但信息量很大，重要的明人史著大部分提到了。 德国学者傅吾康的《明代史籍汇考》（1965），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明人史籍的史料学著作。可惜此书没有中文版，大陆不易觅到此书 。不过，《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章《明代的历史著述》是傅吾康撰写的，大体上可以一窥此书的轮廓。日本学者对明代史学也比较注意，浅野忠允有《明实录杂考》，今西春林有《关于明代起居注》和《明季三代起居注》，间野潜龙有《祝允明的史学》。对明代起居注、祝允明的《罪知录》，国内一般人不注意，日本人开了研究的先河。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中国史学史》（1967），专列《明代史学》一章，下分11节，依次为《元史》的编纂、大规模的编纂作品、掌故学之一变、李贽之史论、杨慎之学、归有光的史记评点、胡应麟的笔丛、正统论、王光鲁的沿革地图、焦竑的目录学、金石学、经世文的编辑、类书。现在看来，作者对明代史学的认识并不科学、全面，有轻重失伦之感。不过，他开拓了不少新的专题，如王光鲁的沿革地图、经世文的编辑，国内学者就不注意。 总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外学者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明代史学研究不受人重视的原因何在？台湾学者吴智和认为，前人轻视明代史学的原因有三：一是国人所著史学史在通论明代史学部分时，所述多失之浮泛粗略，不然就是厚诬明人。二是明末清初诸人批评明人之史学著述时，过于严苛，以至于泯灭一切既有成就。三是清修“四库全书”诸人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有否定明人成果之嫌疑，尤其是在笔记史料方面 。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若干反思》 一文中，我对以前人结论代替自己研究的恶劣学风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前人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特定时代、阶级、学识的产物。在引用前人结论时，一定要先作具体分析，切忌断章取义地搬用前人现成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具体研究”。 明代史学受人冷落，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从内部来说，明代史学在某些方面确不如唐宋史学，但更主要的还是外界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推波助澜所致。历史上曾有两个否定明代史学的高峰，第一个时期是清初。清初学人若张岱、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吴炎、万斯同、朱彝尊等，都发表过不少偏激的议论 。第二个时期是乾隆时期。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其指导思想之一，便是清算和极力贬低明代学术文化，“寓禁于征”，这使明人大量重要著作得不到广泛流传，乃至失传。《四库提要》把著作分成正目和存目两档，将绝大部分明人著作贬入存目，使人们无形之中产生一种不重要印象。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通过《四库提要》，对明人著作分别进行肆意攻击。《四库提要》是清人对清以前著作尤其是明人著作进行了秋风扫落叶式清算以后产生的一部目录提要著作。《四库提要》贬低明人著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以偏概全。以个别缺点，否定全书内容之价值，是它惯用的伎俩。（2）给明人扣上“学无根柢”帽子。四库馆臣皆是一群朴学家，他们最拿手的做学问方式是考据，因此，他们在评价明人史著时，惯于从考据学角度衡量其价值：凡是考据着力者，便称是“学有根柢”；反之，则是“学无根柢”。“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 。“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 。这些恐怕是后人否定明代史学时，引用频率最高的“名言”了。（3）谩骂有夷夏之防或有启蒙色彩的史著。王洙《宋史质》，李贽的著作，四库馆臣的抨击最烈。称《宋史质》“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于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于诬民焉” 。思维定势一旦产生，后人遂不加细察，耳食先贤之言，于是讹以传讹，明代史学受到冷落。 如何看待清代学者对明代史学的批评？“破”是为了“立”，清初人为了“立”新风，必须“破”明人旧风，这是相当正常的。关键的是，今天的史学史研究者，不能盲目搬用前人的结论。要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恢复明代史学的真面目。 2．近20年明代史学研究的回顾 明代史学研究的受人注意是近20年以来的事。总的发展态势是，由轻视到重视，渐趋繁荣。其特点是， 以系统研究为主，零星研究为辅。具体地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开始重视明代史学的研究。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 ，于明代专列一编，下分开馆修元史、敕编大典与奏议、设馆修会典实录、建议修国史、治目录校雠学、补续通鉴、通鉴纲目及纪事本末、改撰陈志、改编宋史、补续三通、成史论派、喜谈本朝掌故11章，下面列举了35部书。这部《长编》虽未编成，但这个目录，对于明代史学研究来是有意义的。它拓宽了学人对明代史学成就的认识，也为明代史学研究课题选择作了向导。 仓修良是比较早重视明代史学者。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1983），专门设有“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一章，下分形成重当代、重人物褒贬的原因、明代传记概述、明代设馆编纂的史书、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谈迁和他的编年史著《国榷》、其他野史举要（明清之际野史成风、张岱的《石匮藏书》和《石匮书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六节，开明代史学研究的先河。 张孟伦对明代史学也算重视。《中国史学史》（1985）下册设有明修《元史》、明修史书杂述、李贽史论三章。“明修史书杂述”提到了《石匮藏书》、《罪惟录》、《国榷》、王世贞著作、《明名臣琬琰录》、《列卿纪》、《今献备遗》、《皇明世法录》等。虽较简单，但总算有一定的位置。 朱仲玉认为明代史学有值得肯定之处，“并不如《四库》所说那样糟糕”，关键是要去挖掘。他选择宋濂、王祎、柯维骐、焦竑等人作为突破口，对明代史学作了初步的研究，发表了几篇开拓性的明代史学论文 。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吴智和也是较早重视明代史学研究者。他严厉地批评了前人对明代史学的轻视，“持平而论，明代史学成就，由总的方面来说，仍有其可观之处。虽然明代史学不及宋代名家辈出，但是史学风气的昌盛，以及学术各方面呈现平稳的发展，且下开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有感于今人对明代史学成就，大多安于既有陈说旧学，而少有人愿意朝此去推求这方面知识的广度，以增实新知。如此安于现状的学术研究风气，实有待于有心人士共同努力去破除与开发，并加以导正”，他率先选择了不为前人所注意的何良俊、沈德符、谢肇淛、顾起元、朱国祯五人作为突破口，拟结集为《明代嘉崇间的史家及其史学》。“并期盼由点的建立扩展至面的研究”，如此一部完整的《明代史学史》“或许有朝一日能粗具面目也说不定” 。可惜，作者后来的治学兴趣转移到明代茶文化与教官文化研究上，于明代史学只写了朱国祯、何良俊、谢肇淛3人的长篇论文。 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对明代史学史也有过系统的摸底调查，其《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是元明部分的。以编年方式，汇录、考辨明代史学，此为系统的第一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以明代史学为中心，做成了博士论文。如武汉大学的谢贵安博士著《明实录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毕业、现任职于静宜大学的廖瑞铭博士，写了《明代野史的发展与特色》（1994）。南开大学的李小林博士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向燕南博士撰写了《晚明史学思潮研究》。南开大学毕业、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艳秋博士撰写了《明代史学探研》。南开大学毕业、现任职于广西师大的任冠文博士著《李贽史学思想研究》（1996）、南开大学的孙卫国博士著《王世贞史学研究》。这7部博士论文，无疑是明代史学研究的前沿之作，值得读一下。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焯然也是比较早治明代史学者，写过丘濬《世史正纲》、焦竑史学研究的论文。大陆的葛兆光、罗仲辉、姜胜利、李小树、吴振清、赵承中、夏素清、殷梦霞，台湾、香港的林庆彰、杨永安、高春缎、吴金娥、姜公韬等也对明代史学有所研究。其中，葛兆光的《明代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两文，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轨迹，至今让人称道。 第二是研究条件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研究明代史学史，在资料上有两个困难：一则是使用不便。明人所作史籍，按目前的古籍标准，入善本范围。一入善本，只能手抄，不能复印。二是收藏分散。明人史著，分散在全国各个图书馆，以一人精力，不易遍览。幸好，这些困难，在近1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当归功于影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台湾自影印《四库全书》后，又接连出了《元明史料丛书》、《明代史籍汇刊》、《明清史料丛刊》、《明代传记丛刊》等丛书。在台湾古籍影印风的波及下，大陆出版界也纷纷做起古籍影印工作。特别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中国野史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将明代古籍的影印工作推向了高峰。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古籍数字化步骤在加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建设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电子化，则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现代化水平。在电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复印与打字程序，使古籍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实现了“零接口”。几秒种的复制与粘贴，就可以使古籍资料变成自己想要的文本格式资料。明代史著的由由分散到集中，由“线装版”到“影印版”再到“电子版”，使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自由纵情阅读、随意复制，这极大地便利了明代史学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明代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第三是研究成果的繁荣。经过近十多年的研究，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宣告，明代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成熟时期。这种成熟表现为：一是基础工作的扎实。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1999）、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的出版，使明代史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二是专题研究面广，且有一定的深度。明代史学史上重要或稍次的史家与史著，都有了研究论文。有的甚至有很多论文，形成过小小的热点。三是综合研究的进行。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宏观思考的文章。四是出了不少专题性的论著，如张建业《李贽评传》（1982，2000年又出过修订本）、杨永安《祝允明之思想与史学》（1987）、王慎荣《元史探源》（1991）、谢贵安《明实录研究》（1995）、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1999）、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1999）。五是明代史学思想史的出版。吴怀祺主编了一套多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其中的明代卷（2002）是向燕南撰写的。作者选取了宋濂、王祎、丘濬、陈建、薛应旂、王世贞、李贽等著名史家，就其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解剖，有一定的新意。六是明代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国史学史教材中有所体现。李炳泉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1997）的明代史学部分是笔者撰写的，大体上勾勒了明代史学的发展全貌，比之此前的史学史教材来说，明代史学部分充实多了。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1999），于明代史学着墨不少，内容写得比较饱满。 3．明代史学研究的展望 至目前，明代史学史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期。今后的走向，除了继续开拓新专题、深化老课题外，主要是转换视角，对明代史学做出新的认识。如历史演义的发达、职业史家群的出现、史体的综合创新，就是一些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廉敏，正在就明代的历史理论，做一篇博士论文。这无疑是一个好题材。 还应普及研究成果，纠正前人对明代史学的错误认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如朱国祯史学的研究，最为典型。最早研究朱国祯史学的，当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吴智和教授，他在1985年就发表了《朱国祯的史学》一文。可惜，当时由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隔绝，我无法获知这一信息。1986年，我做硕士论文时，也选择了这一课题，完成了《朱国祯史学初探》。1987年通过论文答辩，1989年正式刊发。不意此时发现无锡的赵承中也有《明代史学家朱国祯考略》、《明代史学家朱国祯著述考略》两文。在20世纪80年代，竟有三人先后研究朱国祯史学，这既是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因为，由于信息不灵，浪费了大家不少精力。又如朱国祯《皇明史概》还存世，有人竟称朱氏“有《皇明史概》，另有《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其实《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是《皇明史概》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另外两部书。有人称此书已失传，更是让人惊讶。 继续影印明代古籍。明代史籍数量很大，这可以从《千顷堂书目》等得到证明。到目前为止，明代史著的影印出版，虽已经达到80％以上的程度，但仍有不少史籍未及影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有不少稀见史籍传世，如蒋谊《续宋论》、王坤《史学纲领》、赵辰《读史愚见》、陈尧《史衡》、金燫《历代诸史会编》、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唐顺之《左氏始末》、雷礼等《国朝进士列卿表》、林有望《史纲疑辨》、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魏显国《列国史补》、王世贞《国朝纪要》、王世贞《皇明名臣琬琰录》、童时明《昭代明良录》、吴士奇《皇明副书》、王惟俭《宋史记》、周之纲《史乘纂误》、汪国楠《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姚舜牧《史纲要领》、许重熙《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严衍《资治通鉴续编》、张岱《古今义烈传》、朱怀吴《昭代纪略》、谢肇淛《史考》、郑郊《史统》、余大朋《史统》、曹勋《古史纪年》、郭造卿《燕史》、 屠本畯《三史统》、谭奇《史鉴纲目论说》、刘廷焜《闽学宗传》、郭邦藩《史纲纂要》、郭勋《三家世典》、杨一葵《裔乘》、范钦《皇明贡举考》等。这些善本书收藏点分得很散，阅读不便。目前，《四库禁毁书丛刊》第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之中，收书近200种。我们希望《四库未收书辑刊》编委，能扩大视野，将以上这些书也纳入影印范围，出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二期工程。只有影印，化一为千，才能更好地保存古籍，不致再失传。 附记：此为拙著《明代史学的历程》结论之第一部分。此书入选“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已在200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明代史学曾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冷门，但近年却成了小小热点。作者以学术史取向，用平视眼光，把自己放到明代史学学术群体中加以考察，不计老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明代史学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至今聊以自慰，故而单独拿出来，供人参考。 [1]有关明代史学论著的来源，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附录《明代史学论著索引》，下面不再详列。 [2]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主任黄兆强教授已经将《明代史籍汇考·序言》译成中文，待刊。 [3]《何良俊史学》，《明史研究专刊》第8辑，1985。 [4]《中学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 [5]详参本书第20章第6节。 [6]《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纠》。 [7]《四库全书总目》卷58《今献备遗》。 [8]《四库全书总目》卷50《宋史质》。 [9]《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0]朱仲玉曾拟编一小册子《明代史学》，分总论、当代史、改编宋史、通俗史学等几个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曾拟与朱先生合编《明代史学》，分叙论、前代史的修纂、当代史的修纂、史学领域的扩充、明代史学总评。 [11]《何良俊史学》，见《明史研究专刊》第8辑，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