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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的议题，还应考虑到另一个看似独立、其实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何促进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化。 讨论这两个问题的要点，在于如何使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论题，脱离孤立的与自说自话的状况，成为国际学术界所共同关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与此同时，由中国学者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理应呈现的“中国特色”，也绝非在于别出心裁，或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应较之其他民族史学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经验，并将这种理解融入其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之中，使由中国历史学家所构建的世界历史体系呈现独特的“中国视角”。所以，从这一层面说来，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中国学者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之“中国化”(即“中国特色”)，也就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将关于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国际化”，并非指要将一个民族的、区域性的研究对象变成一个超民族、超区域的论题，而是指要使目前还多半处于“自说自话”状态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融人国际学界。 这里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理解层面。 首先是使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为一个国际学界所重视、所关心的领域。在这一层面，坦率地讲，主要的推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国际汉学的发展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接触另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关心的往往是它的语言，这是进一步了解的基础；当有了初步接触后，人们就会开始关心它的历史文化。目前世界不同地区与中国的接触程度不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水平也各不相同。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世界各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日益增多，一般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也不断提高。但必须认识到的是：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精英分子，他们关心的热点永远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他们解读异民族历史文化的立足点永远是民族本位主义的。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欧美社会更是如此。尽可能多地向世界主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也许是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史研究已成为欧美学界“显学”的看法，恐怕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其次是如何使中国史研究的论题“国际化”，也就是让中国学者关于本国历史研究的一些中心论题为国际学界所熟悉、所接受，产生相应的学术影响，甚至成为国际学界公认的范式，以摆脱“自说自话”的状态。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一些论题，例如大家所熟悉的“五朵金花”等等，虽然它们的起因多半源自欧洲的历史经验，实际则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下特有的话题，因此并不具有“国际性”。中国历史学学术史上的这一段经历，对现今的思考仍有相当的意义。 但是，发掘具有普遍意义，即“国际性”的研究论题，并不是简单地靠移植、套用国外学界流行的范式所能够解决的。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欧美学界视野中各种中国历史论题的提出，常常并非出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而是来自对本国社会文化现象的思考。也就是说，欧美学者心目中的读者是他们的同胞，他们必须针对自己人说话。中国历史往往只是他们论证某些本国社会所关心的问题的“素材”，所以其论题常不免与中国历史现实存在若即若离的现象，种种“范式”则不免是欧洲史或者美国史的翻版。目前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欧美学者忽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都难免此咎。在这种情形下，要求欧美学者构建的世界史体系关注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更困难。这里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存在，但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直接回应，甚至盲目推崇，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内译介海外学术成果的工作颇有成效，但仍存在很多提高的余地。主要问题，一是对欧美学界总体上了解不够；二是中国史领域学者西文水平普遍不高，与海外学界相互沟通有困难；三是国内学术批评的风气尚未形成，相关的规范有待建立。即便在中文学术出版领域，仍未能做到通过客观、深刻的批评来梳理学术史的理路，对于海外的学术论著更是如此。坦率地说，国内学者将海外学术成果——这里主要指西方的论著——作为自己重要参照的还很少，更多的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征引一二，以作为自己论点的佐证而已。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西双方的学界其实还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双方都在自说白话。但是我们若想推动西方学界更多地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促进中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对海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做出更多正面的回应，关心、辨正他们的研究论题与范式，通过相互讨论、相互诘难，使中外双方共同提高，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目前我们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似应注意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是盲目套用欧洲的历史经验，将根据欧洲历史经验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概念与范式不加甄别与重新界定，机械地套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以为只有欧美的范式才是“先进”的。近年来学界常见的那些充斥着时髦用语、以舶来的概念为核心、找一些中国的历史资料来虚构“历史”的论著，不算少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历史研究仍不免被赋予道德评判的职责，学者常常满足于现象的描述与道德的评判，疏于理论归纳，尤其是拙于从学术史的理路来发掘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论题，对于讨论什么与如何讨论的问题较少关心。即便可能归纳出一些民族历史的经验，也常常支离破碎，很难与国际学界对话。 按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这样的思路，如欲促进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一个重要前提是它的“中国化”，这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立足点，也就是努力发现、归纳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经验。凡是足以丰富世界各民族历史经验之多样性，尤其是能够对受“欧洲中心论”影响所形成的种种“规范认识”提出挑战的论点，自然具有“国际化”的潜质，既能为中国学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提供素材，也必然会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 黄宗智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史上“内卷化”现象的假说，可为一例。按照归纳自欧洲历史经验的规范认识，认为商品经济具有瓦解自然经济的力量，因此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旧社会形态的解体与新社会形态的产生。黄宗智根据他对中国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商品经济非但不是瓦解自然经济的力量，反而是它的有机组成体。①这一认识，为我们分析商品经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功能时，多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中国视角”。 ___________________ ①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北京)1993年第1期，第42—60页。 认真梳理一下，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类似的论题其实不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证：欧洲的经验表明，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由于产业不断向大中城镇集中，更兼交通条件改进，城镇商贸圈扩大，往往会出现小城镇衰落的现象。但中国近代以后城镇的发展则有异于此。近代工业在中国发轫以后，农村小城镇仍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保持着相当的活力，并未衰落。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期，农村小城镇更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在众多的因素中，这一现象与中国的人口结构、企业经营模式等因素联系比较密切。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呈现出特有的面相，十分精彩。 除此之外，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政治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组织形式、家族血缘联系、宗教观念、教育文化、人口结构，乃至区域开发过程、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等等，无不具有相当的特色，呈现独有的魅力。如果我们能摒弃旧习，将这些历史现象置于世界历史演进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在中外对话的格局中去分析，这些非常“中国化”的论题，就往往会具有国际性的意义，同时也就能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体系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 最后还想强调一个看似题外的话题：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相比于其他“文科”更看重研究者对民族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体悟。近年来，随着历史学科受社会科学影响日深，呈现明显的技术化倾向。中外学界都是如此。一些研究表面看来理论时髦，分析规范，结论新颖，其所描述的历史却常常失真，既难触及中国历史的特色，也无以表现它的“国际性”。面对一堆零碎、片面、杂乱的历史记载，少一些技术性的分析，多一些基于对民族历史感知的体悟，是时下学者所应该关心的。 (责任编辑：路育松)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绪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