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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现象。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位于巴尔干岛南部的希腊曾经诞生了无比辉煌的西方哲学、美学、伦理、数学、政治学、天文学，有西方学者这样说：“是希腊构成了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哲学，我们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希腊发明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理性、政治、民主，一句话，是它赋予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重大特点。”偏偏在法学的领域，被古罗马后来者居上，成为绝大多数法律的可溯之源。几百年苦心经营高耸起民主政治的广楼大厦，本该是法学和法制生长繁荣最强有力的支撑，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轰然崩塌，只剩下一群数目可观的有着非凡洞察力和逻辑力的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斯多葛学派，充当了博大精深的罗马法体系的“巨人的肩膀”。 公元前12—8世纪，这个国家经由英雄时代实现了阶级的分化，也实现了城邦的建立和分立，于是在《荷马史诗》的末尾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希腊境内城邦林立的端倪。雅典，作为其中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一直高举奴隶制民主制的旗帜顽强对抗奉行奴隶制贵族制的斯巴达城邦。从公元前492—478年希腊赢得对波斯的战争起，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城邦制开始走向繁荣。雅典，自然成为希腊民主政治文明的典范甚至接近全部。以其法制入手，其实早可以看出希腊民主的死穴所在，正所谓“成也民主，败也民主”，我自认找不出更恰当的评语来总结这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 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是《德古拉法》。众所周知，这是一步凶狠残暴的法律，以严刑峻法著称。然而作为立法者同时也是雅典执政官的德古拉却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作为平民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正是这一点使《德古拉法》于残忍之外，具有了一点可贵的品质，即它是贵族的第一次让步和雅典公民的第一次胜利，为雅典政治从贵族制向民主制过渡奠定了基础，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萌芽。 公元前594年，新兴的商业贵族梭伦当选为雅典执政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表现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更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他以变法这种和平的方式解除了城邦对于特权阶层的困扰，进行了大胆的分权实验，结束了一贯以集权暴力才能结束的纷战和不安定局面。这种思路确立了雅典政治的成长方向，经过历任执政官不懈而坚定的分权努力，权力，终于是被掌握于勇敢智慧的雅典公民之手。 这次的改革立法被梭伦自称为“宪法”，它规定消除一切债务奴役制；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使是最低一级也有参加民众大会的资格；提高民众大会的地位；创设400人会议和陪审法院。这些举措极大地扩展了民主制施行的群众基础，更深层和长远的意义在于，这次立法改革开始了对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探索，它使原本被认为是莫名其妙的专断的政府权力表现为公众的同意，从而把雅典公民从被压迫的角色中唤醒，促使他们自动地依附于于这种“光明”的政治制度，并逐渐成为“城邦的政治动物”。 梭伦的改革是对古代权威的第一次重述，以对制度的改革从上而下地消解着传统的道德标准，揭示在希腊神话之外，还有另外的规则—譬如民众的合意—或许可以遵循。那时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还广泛地影响着雅典人的私人及公共生活，雅典人仍然保持着对宗教和神话高尚的信念。只是知识界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权威来印证他们快速成熟的智慧和理性。 伯里克利时代完成了从神话向科学的伟大转变，雅典的宪法和民主政治也因此走到了最高点。伯里克利宪法真正使权威从天上回到人间，使众神的意志下落为众人的意志而成为人们新的笃信，并且这种笃信是通向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与梭伦的改革相比，它在分权的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它甚至提出“权力应当普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手中“的思想，如果不是它又规定只有雅典血统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从而将上万人排除在公民之外，这样的设想真可是民主到了极点；它把积极参加公共事务规定为雅典人的义务，以此巩固他们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又为了保证民主制实行有一个稳固的物质基础，它极为看重保护劳动者的财产和地位，并以同样的谨慎保护富人的安全不受侵犯。具体的规定在许多外国法制史教材上都能找到，你会看到这部宪法的每一个字都表达了民主的企图。雅典人为了达到所认定的公民权力统治城邦的目标，已经不遗余力、浑然忘他。 忘他，是的，这就是雅典民主的问题所在，雅典城邦之所以只经过短短200余年的辉煌就迅速走向衰落，原因就在于此。雅典人完美地解决了国家世俗化的合法性问题，他们使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即使在两千多年后依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卢梭后来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终究不能代替洛克所提“现代人的自由”，公共生活的价值不能淹没了个人权利的存在，在任何时候权力都应该受到制约，不论它是掌握在专制者的手中还是公众的手中，否则只会败坏民主，导致暴政。雅典人对于直接民主的过分迷恋，让他们不能看到强大的民主背后所隐蔽的自由的因子，只能看到分权的美妙却忽视了制约与平衡的必要，于是虽然从君主专政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一种多数人的专政，成为集体僭主。这种专制的权力通过公民大会被放大了数倍，它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去，轰然一声，连呻吟都一并埋没在尘土之中。 更为可怕的是，公民本身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他们遵循自己的合意作为最高准则，再没有什么高于公民，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们或哪怕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他们沉醉在对权力的巨大享受中，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而免受道德或规则的约束。如果他们还愿意相信宪法，完全是因为这宪法说：公民权力高于一切。 权力最终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对邻邦发起的掠夺战具有了绝对的合法性，又以同一方式指挥战争并输掉了战争。此后，雅典一蹶不振直至最后被并入罗马版图。 在雅典的最后时刻，雅典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的失败，也曾经试图对民主作出一点限制，但在强大的民族政治记忆的惯性面前，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地反思为什么他们的民主会导向反民主，为什么对于宪法的尊崇反而构成对法治的最大践踏和曲解？ 民主已死，法治亦成梦。历史给我们留下思考，问我们：该怎样，才不会遭遇这样令人扼腕的反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