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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后现代史学的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以真实命名，而文学以想象、虚构命名。《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巧的是，当代人印象中的“文史不分家”常常被理解为文学与史学不分家。原本是“文”与“质”相对，“史”与“野”相对，现在却成了“文”与“史”相对。当然，现代史家仍然倡导“文史不分家”，不过这时常指历史写作需要文学功底与写作才能，那是一种技术上的需求。在国人的思想中，古代意义上的“史”，即“文胜质”之“史”（文饰太过）什么时候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即“质胜文”之“野”（无文、无修养），笔者缺乏中国史学方面的学力，尚不能作答。但是，假定我们冒昧把“文与质”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那么《论语》中的“史”还真有点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史”的意蕴呢。它们都不同于现代史学那唯真唯实的“史”，当然，它们彼此也不完全相同。后现代主义下的“史”应该说更倾向于是追求“文质彬彬”，因为在德里达、海登·怀特一类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历史之真不仅需要内容真实，更需要作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来支撑。相对整个历史文本而言，形式之真与内容之真的融合才构成整体之真或历史之真。不同层面的真用义有所不同，若不顾及语义、语用变化的因素，自然容易出现以此真批驳彼真的话语冲突。 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话语冲突常常根源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检验真理的不同标准，来确定现代史学和后现代史学关于真的不同理解。 现代史学中，真实意味着历史表现与客观存在的过去吻合，或者呈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人们由于知道过去不可重复，于是，判定历史真实所依赖的其实是过去的材料以及以此为依据的逻辑论证。鉴于材料可能不断随新的发现而变更，人们认识到历史需要重写，但每次重写，都被认为真实呈现了客观存在或客观规律，至少也“更”接近它们。现代史学或许承认追求真理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恒过程，然而问题在于，人们相信自己的努力正在越来越接近它，这是一个累积进步的过程。即便某些现有的认识成果，如历史认识所获得的规律被置于当下实践中加以检验并总是被证伪，人们仍然坚信一切失败都是成功之母，最后的真理虽然暂不可及，那不过是因为当下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总有一天，我们能实现那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现代史学的话语而言，检验现代史学之真的标准并非证伪它的实践，因为实践是凭借其效用证伪它，而现代史学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以实践的效用作为真实性标准的，它实际应用的标准是那个坚信过去客观存在的理想。 后现代史学则大不一样，真正说得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首先假定过去存在，但明了这不过是一种理论前提而已。我们无须再去探询一种理论前提的真实性，能够追求的，只历史叙述或历史表现之真。这种真实要由实践来检验。安克斯密特提供了一个例子，他说起，现在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托克维尔的要比米什莱的好。究其原因，是因为托克维尔的解释中体现出一种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米什莱的解释表现的是左翼自由主义。之所以说前者好，不过是因为当下读者中喜欢前一种解释的人更多。也就是说，托克维尔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更易于切合当代历史学家的意向并在实践中有效运用。如果要在现代史学的话语系统中谈真实，人们通常会把托克维尔和米什莱的解释看成是自己描绘的接近绝对真实的道路上的一个驿站，而在后现代史学的话语系统中，人们并不过问谁的解释与绝对真实的关系更近还是更远，而是说此时，我认为托克维尔的解释是真实的，并且理解他人为什么说米什莱的解释是真实的。对这一情形的进一步说明是，历史文本完成之后，真实与否由读者决定。读者往往根据自己当下具有的意识与认知水平在诸多历史表现文本中选择与自己的风格、习性相近的解释并以之为真，随后根据所获得的历史理解结合当下的情境进行实践，再以实践的效用作为再次判断文本是否真实的根据。这就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下，我们随时都在把握真实，真实也随实践的效用不断在变更。故此，我们可以抛弃那种现代主义的遗骸，即认为由于材料更加丰富，当代史家总是比以往的史学家对历史认识得更全面、更接近真实，并放弃那种处于实践之外的一致性标准，而承认每一个人理解的过去都有其真实性，真实本身具有历史性，它从来就不曾是超时空的普遍存在。或许，在实践的检验之下，我们可以说历史表现不存在真假，而只有好坏，然而，在这种个体化和私人化的理解中，检验历史真实的标准只能是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和伦理要求。 生活的真实是生活中矛盾重重，各种意识形态倾向错综复杂，任何一种宣称自身是唯一代表真实过去的历史文本都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可，但现代史学却从来以此为追求的目标，无视现实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多样性，结果总是以扼杀多样性的方式获得“历史真实”。后现代史学与之不同，它并不因为将“客观存在的”过去视为一种理论假设而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只不过它追求的是个人理解的真实，其表现是，在以多样性和差异为特征的生活和实践中，每个人都时刻面对理解过去和实现未来的多种可能，但在每一个时刻，他都只能从这些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使之成为现实性，进而根据选择的效用赋予那种理解和实现一种自我认可的真实性。 现代主义精英们因其自认为永久性地获得真理或比他人更接近于真理而垄断真理，它使得普通个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后现代主义者则主动将多元性选择呈现在人们面前供其自由选择。通过解构传统认识论，后现代主义使人们认识到权威主义和宏大叙事产生的机制和效用，它也就促使人们放弃对权威的崇拜，蔑视一切试图垄断真理的举措，甚至以反讽的心态面对自己，避免使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权威。 一旦后现代史学以实践效用而不再以客观存在的过去作为真实性标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虚构历史呢？其实我们无须担心。对后现代主义的恐惧表现在历史方面，往往是指它将造成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而相对主义历史观造成的危害在人们的记忆中莫过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然而，后现代主义认为，那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例如在纳粹德国的情境下，存在的只是一种种族优越论的宏大叙事，毫无相对主义的痕迹；如果有人反对说，相对主义恰恰存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么，既然从来就没有一种人类普遍认可的世界主义存在，相对主义历史认识从来就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之中，人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20世纪造成了如此的人类灾难呢？后现代史学会认为，正是因为相对主义历史观仍然停留在国家或民族相对主义的层面，而没有扩展到个人层面，纳粹德国的形成正是因为在国家或民族范围内极端化强调认同、抹杀差异、禁止相对主义历史观深入个体意识导致的后果。 再者，当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时，它并不是说无中生有，而是指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往往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物。形式上的创造往往能够更为准确地表达人们的理解，这种情形在艺术领域不难看到（如行为艺术增强了人们对即时性与瞬间意义的理解），而在史学领域，它同样如此，只是过去少为人知。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或符号表现是史学和文学的共同特征。既然历史学并不存在特定适合它这个学科的语言，而又和文学一样同是语言表现的方式之一，拥有共同的形式要素，文学与史学的距离从此大大地接近了。如此说，并不只是因为历史表现中存在想象的成分而接近文学，也在于人们认识到文学表现因其存在历史性成分而靠近历史。对这种相互亲近的认识得益于语言哲学的成就。语言哲学一来清晰地论证了任何叙事表现都包含有修辞的成分，它们正是表现不同意识倾向的绝好手段，二来告诉我们每一个概念都在使用中获得它的暂时性含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史”字可能发生的观念变异。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境下，不论是文学家还是史学家，他们作为个体存在的历史性也构成了他们虚构的限度。并且，一旦文学家和史学家在写作中设想过他们的理想读者，那么，他们对读者具有的接受能力之高低的认识本身就对文本写作产生了限制，而读者正是依据这种参差不齐的认识能力作为个人确认文本是否真实的依据。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学家和史学家将文本写作当作自身置身于生活之中的实践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想象和虚构撰写出影响读者的作品，他们传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