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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往往是反思与展望的时节。一个世纪以来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又经历过惨痛教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作为指导的唯物史观。在新世纪将会向何处去，大概是每一个对自己事业有感情的史学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其中，《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蒋大椿先生《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1]一文颇引人注目，本文提出的唯物史观有许多严重缺陷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发表的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2]一文，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商榷，而庞先生此前出版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3]一书，可以看作该文的话语背景和理论展开。这里，本文无法对两篇文章全面评述，但求抓住它们的基本共识与分歧，希望以此揭示出当前唯物史观发展中的一些动向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笔者的若干浅见。 一 文本比较，求同存异 笔者认为，两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界定，庞文强调它是苏联的舶来品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蒋文则更着眼于中国史学界的实际，认为"传统唯物史观"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客观存在，不仅存在于1978年以前，在新时期仍然发生着影响。 其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蒋文重视直接原因，将正在反映和生长的意识运动作为社会意识，而已化为环境因素的意识因素则归于社会存在。庞文重视终极原因，因此对蒋文三方面"社会存在"的并列、社会意识的超越等问题提出了终极发生的追问。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蒋文认为人的物质实践不等于生产力，生产力不能单独决定生产关系，庞文则指出人并不是生产力要素之外的力量，由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生产剩余是阶级划分和小农生产转向工业生产的基础。蒋文强调人的选择，庞文则重视生产力制约的条件。 第四，历史规律。蒋文总结为人的物质实践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庞文总结为人类实践与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政治、精神关系和交往形式以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并将历史大致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人的联合体三阶段，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是一般而非具体的。与之相似而程度有别的是，蒋文同样提出了三阶段的划分，即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前文明时期，以强制奴役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以契约制的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但却没有将其当作哪怕是庞文意义上的描述性规律。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文可以通约的共同话语，这就是都强调历史不是以物，而是以人的实践为核心，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蒋先生既强调基于人的实践与选择的诸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也肯定了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地位[1]（p16），庞先生也认为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的生产力，实质上是人的物质实践能力，强调破除传统的"工具决定论"，而且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中特别声明"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3]区别只是在于，人类实践的历史有无规律，庞先生对此持乐观的肯定态度，而蒋先生很大程度上将此问题悬置起来了，强调"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p 18）而且反复表达了"详细揭示，有待来日"、[1]（p16） 路漫漫其修远兮"[1]（p19）的存疑思想。究竟是一方不彻底，还是另一方过犹不及，这是一个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广泛深入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本文只能从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理论功能等外围空间作一些试探性的思考尝试。 二 把握共识，唯物史观的内涵反思与范式转换 从上述双方对人类实践的强调中，我们必须冷静反思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是什么？是物质（社会存在）第一性的原则？还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个概念做出语义的辨析。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概念的成立依赖于两个更为基本的概念"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的经典表述见之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物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4] （p130，p273）"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5]（p30）由此，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确立了物、心原生与派生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的明显弱点在于，两个概念的相互解释性，对对象概念的依存使两个概念都缺乏自身内涵与外延的明晰性。①[注释]这种对“物质”和“意识”的定义虽不完美，却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个矛盾根源于语言的符号性同世界的实在性的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矛盾。在哲学的概念分析中这种矛盾是被允许的，但是在历史研究中一旦概念被赋予了具体实在的涵义，就难免会产生操作性的困惑。[脚注]例如，历史上已经产生的意识，他人的意识，能否属于客 观存在？至少历史意识的存在属性已被目前哲学界所肯定，但是这种特殊存在又有什么特性，仍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由此，两个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必然会导致它们关系的模糊性，蒋庞二位的分歧正是这种模糊性的表现。为此，唯物史观引入了"反作用"的概念来厘清这种模糊关系，使物质（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与意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在哲学层面上构 成了完整的矛盾统一体，但是问题却未结束，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将这一原则贯彻到经验层面的方法。究竟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应当怎样区分？难道存在起的作用就是决定，意识起到的就是反作用吗？这显然是个无意义的同义语反复。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等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的，但问题在于，具体历史研究中我们并不总是要进行归根结底的追溯。 这种由于物质（社会存在）与意识（社会意识）关系的模糊性造成的困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表现为在一个大原则之下往往出于具体目的侧重强调各个不同的因素，而来不及建立实现各个观点之协调的具体社会历史理论。[6]（p15）在后来的发展中则蜕变为机械唯物论与唯意志论的奇特共生。正如庞先生所指出的，在旧唯物史观下，"生产力决定论被不知不觉替换成为'工具决定论'"，工具决定论失去解释力之后，又"转而求助于'生产关系决定论'，……此类'符合辩证的历史唯物论规律'的理论曾经用来为'三面红旗'辩护，在文革时期更是被用来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和'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口号做辩护。"[2]（p7） 要消除这种失误的理论根源，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对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做出更严格的区分，因为任何在哲学上明晰无误的区分在历史中都会变得暧昧不清。相反，上述失误根源乃是在于一种单线因果思维方式，一种没有中介、没有系统的单向决定论。从哲学思想史的高度来看，上述思维方式反映的是一种心物二元分立的实体主义的典型近代哲学范式，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所共同超越的对象。 大凡哲学变革转型的时期，都是哲学回复人类生活世界汲取意义和价值资源的时期，近代哲学以理性的神灯照亮了中世纪神学的迷雾，唤起人的主体性以成为他自身的主宰，在哲学自身也开启了以主体自觉批判反思为特征的"认识论转向"。但是理性的绝对化又将人剥夺成为一种符号，认识论范式的心物二元对立遭遇到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巨大难题，加之启蒙主义的美好承诺并未成为现实中人类拯救的福音，曾经何其辉煌的近代哲学终于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如果说近代哲学是以抽象的理性人驱逐抽象的上帝，那么现代哲学就是要以具体的生命人、实践人取代抽象的理性人，要把分立的主客体统一起来，在统一中全面阐释人的存在和意义。其中，势头最猛，影响最大的两支对近代哲学的颠覆力量，一支是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另一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 践唯物主义。以此为主要发端，至二十世纪各种现代哲学思潮已蔚为大观。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转向"之称，如生活世界的转向，历史与实践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等等，但是差别之下仍可看出一种转向人本身的共同趋势。前两种转向自不必说，语言学转向虽不直接涉及人，却"归根到底仍是向人即主体的回归，不过这不是回到个体主体，而是回到群体（类）主体，不是回到单纯的主体性，而是回到主体间性。"[7]（p612）至于后现代转向，虽然此类哲学家可以在解构客体的同时解构主体自身，但是却无法解构他们自己从事研究的目的论预设，这种目的仍然指向着作为启蒙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自由，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先秦道家"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另类方式而已。因此大体上可以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哲学，是从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范式向主客体统一的人类学范式的转换。[8] 在这种大转换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意义在于，只有它真正紧紧抓住了联系人与客观环境，沟通存在与意识的中介--实践。人类实践由存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构成生生不息的历史链条，前述存在与意识之关系的模糊性的根源正是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性。只有在实践活动的展开中，人的存在形式和意义才能得到说明，革命性的批判才能有所指向。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与之相较在哲学与文化意义上并不逊色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指向社会批判、社会进步的行动哲学，则是其它任何流派、思潮所无可比拟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活生生的现代哲学却采取了近代哲学的理解方式。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对这段失误的反思中往往把原因归结为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这样一种表面性的批判却会掩盖对象在深层次上的目的论预设，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严格的实证科学，以为只要抓住了唯物史观就获得了把握泛历史必然性的钥匙。因此，非主体化的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因果链条正是这种泛必然性的最好承担者。诚然，人的实践是一个中介范畴，要以物质环境、主体意识等作为前提，旧唯物史观正是因此以逻辑的优先性抹煞了价值的优先性，其结果便是价值观不是由唯物史观自身产生，而是由意识形态外在的强加。实践人学范式的确立，正是使历史在事实世界的基础上凸现出意义的世界，为价值优先性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前提。因此，愚以为，在逻辑优先性原则和价值优先性原则之间如何选择，正是当代唯物史观在确立实践人学范式之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逻辑是理性思维的必要工具，逻辑之光可以照亮晦暗的现象世界，却无法照亮自身光源的背后，正所谓"一个聪明人被傻子连续问上二十个为什么，他自己也会变成傻子"。因为逻辑推理必然有一个原初的前提，它是自明的，不可逻辑推导的，因而构成了逻辑的盲点，只有用意义与价值之光才可照亮。价值则不然，它不依赖于某种元假设的推导而仅仅取决于现实中人的欲望和需求社会化的过程。价值对于逻辑的先在性，要求我们在进行科学探讨时必须首先反思其价值前提。 例如，目前似乎已很少有人将哲学视为一种实证科学，相反多强调要向其本性"爱智之学"的复归。孙正聿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把哲学从它的全部'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中'驱逐'出来"，哲学则自觉地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反思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就是通过对'思想前提'的揭示和审讯，追究人们生活信念的前提，探讨构成思想的根据，反思评价真善美的标准，从而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进而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9]甚至，即便是研究人类发展客观进程的历史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同样兴起了向人文学科复归的趋势，这一趋势由西方历史认识论的引入为发端，进而反思确认了历史学学科的人文性质，近年来又有学者在史学思想的层面上进一步批判了有悖于史学人文性的实证主义思想："史学之'求真'并不是追求'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符合而得到一种'标准'的解释，因为'解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对历史流程的'解释'能够不断阐发生活中新的意义，发掘潜藏于历史的新的能量，能够打破现实的固结而开创可能性。""对实证观念的修正以及历史认识主体性的确立，使史学界对历史认识性质、功能的认识有了深层次的变化。这一观念变化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它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思想条件，使当代中国史学得以从一元的历史解释模式中解脱出来，从无关痛痒的'好古癖'中振作出来"。[10] 哲学和史学都已开始形成将自身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区分开来的自觉意识，那么学科性质介于哲学和史学之间的唯物史观如果仍然仅仅只作为一门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就会越来越不合时宜。规律自当探求，但是这种探求的思想前提和价值目标必须纳入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思考：历史上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的价值需求分别是什么？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推动了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类文明史的进步？这一现实过程又是如何依赖于其它非生产力因素？最后，如何确立评价历史进步的综合价值体系？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而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它们也不能作为史学理论的一个分支，而必须上升为对整个唯物史观的价值关照，确立起它的人文关怀的根本特性。只有获得独立自觉的价值意识，唯物史观才会由死的概念解放为活的思想实践，马克思主义灵魂方可生生不息！ 三 反思分歧，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和理不清的必然自由之争 唯物史观不能成为严格的实证科学，不仅是出于上述原因，而且是由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决定的。过去正是因为片面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所以史学界在缺乏实证成果的情况下就急于从概念出发，形式主义的讨论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问题迅速遭到冷落，正反映了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唯物史观绝非万能，不管它的理论抽象有多大合理性，只要是抽象就会抹煞掉同样具有价值的历史的丰富与生动。唯物史观指导社会形态史研究可以游刃有余，若要指导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经济史等的研究则往往在归纳出若干总特征后难以得更具体的成果。因此愚以为，为了保证对唯物史观的合理运用，必须自觉意识到它的"功能边界"。鉴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实际状况，这一点对于从事实证研究的人来说已不成为问题，但是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仍有一些疑难问题尚未解决。 由于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只能是一种理论抽象而不可能在实证领域内划定，因而产生出种种分歧。蒋先生为了限制历史必然性的解释范围而给人的自由腾出空间，把传统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向内作了压缩；庞先生则不同意这种压缩，认为唯物史观的功能域本来就只是在宏观层次上成立的，在这里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能动性并不构成矛盾。但是深入比较后便会发现，因为蒋先生同样肯定"人们的物质实践是人类历史及其发展的现实基础"，[1]（p16）庞先生同样认为"那些限定条件本身就给人们留下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巨大空间……最终结局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较量结果。"[3]（p71）所以两位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对历史进程特点的认识，而在于思考角度、思维方式的差异。蒋先生着眼于史观对史学的影响，对决定论抱有存疑性反思态度，因此强调历史是以人的实践为中心，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直接原因生成的系统结构。因为只有"系统"，才能展示出历史横断面上的丰富性，只有"直接"，历史学才能进行相对精确的研究。庞先生则着眼于唯物史观本身，捍卫它的基本原则的确定性，因此强调的是历史的根本原因，以此来解构蒋先生的"系统"，揭示出一条摆脱不掉的纵向历史线索。 愚认为，重视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种方式各有其价值。根本原因的追问可以帮助人抓住历史的阿基米德点和历史的统一性，只有从统一的存在中才能揭示出统一的意义，历史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才可能得以克服。这正是唯物史观的价值所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庞先生对历史统一性的认识、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显得比蒋先生更高一筹。但是，历史并不仅仅是统一的存在，历史学也并不是为了深刻而深刻，如果一味扎进"终极性"的因果隧道，它便会遮蔽本真的历史存在。至于"根本性"的生产力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罗荣渠先生有许多精彩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总是众多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凑合"[11]（p67）其中"现实的生产力系统构成一切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并为变革提供了发展的宏观可容量"[11]（p70） ""物质生产方式提供了发展的最后限界。"[11]（p69）可以说，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内在的包括生产力）为人们从事其它活动和历史的变革规定了某种可能性和限定性，但是只有人的现实选择才能将这种可能性和限定性转变为现实性，在生产力的限定空间之内，人的选择不总是必然和唯一的。如果单单强调物质实践的决定性，实际上只能说明人们从事选择的必要条件，那么唯物史观会不会退化为一种"必要条件史观"呢？ 下面，还是要结合具体历史问题来考察必然与自由、物质实践条件与人的能动选择究竟是怎样发生相互作用的。庞先生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中详细分析了中西封建社会寿命长短的原因问题，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的不同发展状况，据他的估算，13世纪时西欧农奴中的"多数或相当不少的一部分人在正常年景下可能拥有10％－20％的净余率"，这种"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封建的自然经济瓦解和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促进非农产业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3]（p204-205）反观中国，虽然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相当高的劳动生产率，可是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但提高十分缓慢，到明清时甚至有下降趋势。"[3]（p212）至于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根本因素的差异，那就要考察多种因素的影响了。在西方，与中国农民贫困化形成对照的是，"从马尔克公社制度传袭下来的原始民主传统和习惯法的力量，使封建主阶级的剥削量在很多情况下被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量'，而农奴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却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可变量'。正是这个'可变量'的不断积累，使西欧农民能够逐渐创造出使西欧的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和封建主阶级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3]（p221） 而在东方，"中华先民不像许多西方民族那样主要是在个体生产和私有制的发展导致氏族解体的基础上进入文明时代，而是依靠血缘组织的群体协作生产……进入文明时代的，…… 宗法制国家一开始就拥有专制性的权力"[3]（p222）此外，"诸如富有'弹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统治阶级对城市和工商业的控制，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引发的大规模战乱和破坏"，以及传统文化和农民自身落后观念，"都起着阻碍作用"[3]（p223）至于多种因素同根本原因是什么关系，庞先生认为"它们都只是聚焦到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点上，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起了作用。即使封建专制制度，如果它只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特权地位，没有在经济上全面窒息生产力发展的孔道，特别是像西欧封建制制度那样，反而采取一些助长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就不但起不了延续封建统治的作用，反而会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社会的解体。"[3]（p224） 可以看出，庞先生对根本原因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是愚以为可以提出两点值得思考的地方。首先，饶有兴味的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庞先生的论述还是同蒋先生强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史观拉近了距离。虽然庞先生使用了"聚焦"一词来肯定生产力的地位的独一性，似乎有将其"充要条件化"的倾向，可是愚以为生产力始终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不仅有赖于多因素的"聚焦"，而且导致社会变革的其它社会机制，也并不能由生产力或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自动决定出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它们曾经创造了欧洲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这一优势却没有决定出地理大发现、海外市场和商业革命，没有决定出宗教改革和清教精神，十四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先驱为何竟至于堕落为十九世纪的"乞丐帝国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否仍要归咎于意大利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呢？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美洲玛雅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对比，两者有看相近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可是"玛雅人的天文历算与文字系统为古代美洲之奇葩，但政治结构却十分落后；而印卡人在缺乏文字和铁器这些发展的关键要素的条件下，却建立了广阔大帝国和秩序井然的政治结构、分配制度和交通网。"[11]（p69）其中原因，罗荣渠先生认为是"愈是远离现代的时代……各种社会功能分化的程度愈低。在原始（笔者注：似应为"古代"）社会里的生产与家庭是密切结合的，宗教与政治是合为一体的，政治权力（特别是神权政治）是凌驾于经济权力之上的……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经济因素的，尽管物质生产方式提供了发展的最后限界。"[11](p69)总的来说，物质实践的基础地位乃得自于它是一种特殊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它反映着解决人类生存第一需要的优先性，一方面它所造就的生产力是作为一种最具客观性、人们最难以抗拒和变通的因素参与历史运动的，因此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最能表现出规律性。但是，直接解决生存问题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条件也不可能赋予人们下一步活动的意志和动机，不可能脱离各种中介和外部条件来发生作用，而只能是人类博弈棋局中的一个基本参量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前文肯定的多因素互动并非要否认"根本原因"的基础地位，但是如果顺着庞先生追溯根本原因的方式继续追溯下去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如果把古代中国生产力受压抑的原因归结为宗法-专制社会的束缚，那么这种社会机制又可归因于进入文明时代时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并进而归结于特殊的地理环境[12]（p192-195，p96-106）,而西欧的马尔克公社民主传统则来源于更加偶然的日耳曼蛮族大征服。我们没有把地理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单纯的物质条件不能决定人的全部实践方式，人类物质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了生产力，而且在于塑造着人类基本的社会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实践本身也必须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接受它的塑造。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也只有在"自然-人-社会"的大系统中才能发挥作用，在具体条件下，任何一种因素，包括偶然因素都可能在某一局部或某一环节起到根本作用。例如上文已提到的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农民矛盾而是官民矛盾，超经济的国家强制恰恰压倒了经济本身的发展逻辑。[13]与此相反，西方中世纪虽有看似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它却并非内源自生，而是古罗马隶农制与日耳曼蛮族传统奇特反应的后果。钱乘旦先生曾专门论证过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东方普遍性和西方特殊性。[14]令人唏嘘感叹的是，竟然是特殊的西方才现实的孕育出了世界上唯一一批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愚以为，庞先生的论述不足之处在于思维中的实践人学范式仍是不够彻底的，过于注重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基本方面，而对人类实践的总体性有所轻视；视野过于宏观，过于注重人类实践合规律性的一面，而对人类实践的现实性、具体性有所轻视，因此对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系统没有进行更具体的把握。这样的理论虽不为错，但是它的功能域只能局限在高度宏观的层次上，对具体历史研究的指导必然有限。 四 新史观的建构：一个主心骨，两种眼光和拿来主义 这场关于唯物史观的讨论已告一段落，可是理论探讨的意义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证探索才能真正展现出来。虽然这场讨论是围绕着唯物史观本身，可是历史观只有放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即历史学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地位与作用。因此讨论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由此决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线索和规律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优势和力量所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才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大论战中脱颖而出，逐步占据史坛主流。只有它才最能够满足当时有志者们的思考要求，提供给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启示。然事易时移，"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豪迈口号已沉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干中。此时历史学也再不以注解规律为天职，一方面，它沿着跨学科的方向走向科学化、精确化，一方面发扬着寄托人们情感和价值体认的人文关怀，凭其日渐增长的独立性深入民间，成为国民的精神财富。而唯物史观虽然占据了人类历史认识的制高点，却只得遥望渐行渐远的史学与社会，不免生出"登高临绝顶，英雄独寂寞"之感。难道这真的是英雄的归宿吗？ 怎样才能既不失思想的高度，又要更好的关照人类的生活世界？蒋先生和庞先生所做的努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唯物史观"内在结构关系的机械性、确定性，看上去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变得松散了，实际上却在历史中赢得了更大的解释空间。也许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削弱其核心理论的本体论形态，增强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特性，才是唯物史观更新活力的出路。我根据前文思考的心得，暂拟将新的构思勾勒如下： 第一，一个主心骨，即以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为中心。它以肯定庞先生概括的历史规律为前提，但是它是以人的实践，而不是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中心，这是因为新唯物史观要考察的不仅仅有历史的必要条件，还有充分条件，要考察的是人类现实的创造过程本身。当然，作为历史观，它不能直接陷身于具体历史的研究，但是可以为具体研究提供必需的价值依据和思维方式，可以表现为如下一系列问题的提出：①人们在历史中追求的目的有哪些类型？这些目的活动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向？由此能否推出评判历史进步的标准和价值体系？②人们所处的全部历史环境是什么？哪些已经内化为了主体因素？哪些作为主体意志的对立面而存在？③人所可能进行的选择有哪些？主客观因素分别提供了哪些条件（正向与负向）？主体的实践究竟怎样反映出了必然性和自主性？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④主体的实践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转化为新的历史环境的一部分？这种问题式的建构并不是要摧毁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形态，而是本体论只有纳入这样的思考才能限制它自身的独断性而更好的沟通与引导具体研究，进而有可能发现更具体的人类实践规律和社会发展机制。如果这些更具体的规律和机制能够总结出来，新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形态重新充实和强化也是很有可能的情况。当然有一点必须保证的是，规律永远忠实于历史，而非像旧唯物史观那样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两种眼光，即动态、发展的眼光和系统、综合的眼光。首先动态的眼光无需多说，历史学本来就是一门从历时态角度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学科；同时也正是历史学作为唯一一门进行历时态研究的学科，内在的规定了它所必须的系统性、综合性。这样两种特性，既有着历史本体的特征，根源于历史空间的连续性和总体性；又有着思维方法的特征，沟通着史观与史学，使得"实践人学观" 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在历史研究中成为现实。不仅如此，而且只有在这种史观与史学的沟通与交流中史学才能维护自身的学科特性，过去史学依附于政治固然是失落了自己的本性，而现在史学向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方向靠拢，逐渐出现分割与碎化，那么究竟还有没有统一的历史，史学是否也会在这种多元繁荣之下失落本性呢？本性发现的办法只能是历史观的关照，无论研究课题多么具体和专门化，都要用动态的眼光和系统的眼光将它放在人类历史的大座标系之中来审视，由此来确定它在历史中的位置和意义。这种俯览历史的恢宏气度，是历史学的骄傲，也应是历史观的天职。 第三、拿来主义，即在理论间对话的同时唯物史观自身的理论吸收与完善。历史学的拿来主义已久为人们熟知，正是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吸收，史学才开始养成防止教条主义侵袭的自律性，使研究走向科学化、深入化。这些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虽不能否证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但是它们却不能由这些核心原理直接推导而来。有了这样的教训，唯物史观便不能一味以"指导"自居，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尤其在史学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对话"比"指导"更重要！唯物史观固然可以提供理论（更多的是思想）的关照，但它本身也必须在历史和史学中加以检验，接受具体理论与方法的补充和校正。新唯物史观欢迎实证，只是拒绝实证主义。因为向实证开放，方能海纳百川尽显其科学性的博大深邃；因为拒绝实证主义，所以能确立价值优先性原则，在理论的上空施以人文价值的关照，捍卫唯物史观之所以为"观"的思想本性。虽然这样仍然会使唯物史观同其它学科的边界模糊不清，但是也许边界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既然一切知识都统一于人的认知和实践要求，知识的整合难道不是一种进步？ 接下来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是：唯物史观究竟需要接受怎样的补充校正？它和历史学的实际研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空区？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归结为社会形态更替、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社会活动、社会再生产四种图式，四者又统一在一个内涵无限丰富的社会有机体的运动中。社会有机体理论不仅以人为中心，而且还是"历史唯物主义渗透到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各个具体领域的中介理论"[15]（p395）我们至今对这个中介机制的研究仍是极为薄弱的，因此建立完整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揭示出具体的人类实践规律和社会发展机制，便是唯物史观最有希望的生长点。 然后值得深思的是，既然我们要探寻历史规律，那么产生规律的前提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庞先生对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论述可以看作三点回答，即人们创造历史的条件是既定的，人自身的物质、精神力量的发展是不能随意超越的，而且人总是在分工规律制约下局限在一些固定的活动领域求得生存。[3]（p63-64）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规律的前提大致可以归结为人的活动对客观（包括外化的主观）条件的依赖性。我们通常所表述的规律中，人的依赖条件只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但实际上人们活动的依赖条件还可举出很多，如社会分工、社会竞争、社会控制、信息流通等等，那么在宏观历史规律之下由于这些更加复杂的客观条件，为什么不会产生中观、微观层次的更具体的人类实践规律呢？或许有人会担心，如果一切都由规律来解释，会不会抹煞人的自觉能动的创造活动？答案是不会的，因为一切规律都只是人的实践在一定条件下的可能性和趋向性。直至今日，非洲的俾格米人、布须曼人，印尼、巴西热带雨林中的原始部落等仍生活在前文明时代，这足可说明即便是最宏观的生产力发展规律都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只不过是一种概率较大的可能性罢了。因此，对这些中微观层次规律的探索将可能促进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的沟通与对话，在历史学的视野中实现必然与自由更完美的融合。 确立了历史规律是可能性的观念，我们便可以大胆探索未知的规律世界了。例如，既然人的任何实践都依赖于主观能动的意识活动，那么意识尤其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作用方式是什么样的？如果人的意志除了个体差异性之外还有群体（甚至社会）共趋性的一面，是否说明人类实践还有着某种人性基础？如果人性仅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一切社会关系又难道能单由物质条件决定而不涉及人的意志乃至人性？有没有更一般的人性？根据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性是一种潜质（或曰可能性），那么这种潜质又是怎样在历史环境中展现为无限丰富的意志活动的？ 例如，既然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各部分之间需要通过信息流动来进行相互控制与调适，因此"老三论"在历史中的作用机制问题并不会因为八十年代讨论热潮的低落而从此湮灭。八十年代的讨论是由比较偶然的原因引起，在知识准备极为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在如今实证研究进行得相对深入的情况下，再回头探讨三论在历史中的规律机制应当更有条件。 例如，作为社会关系主要基础的社会分工，社会依赖于它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调控，个人依赖于它解决自身利益需要，物质、精神财富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分化也都依赖于这一最基本的中介形式。由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垄断社会分工的全部效益，因此冲突的结果便是一个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合力。因此，社会分工本身的规律性机制很得我们深入挖掘。 再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随着现代社会中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和商品概念的泛化，原来单纯的价值规律会不会普遍化为更一般的社会交换规律？还有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是否也可以推而广之为"个体收益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而减小"？ ……… 总之，历史观与历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唯物史观要更好的发挥其"观"的功能，必须先从与历史学的平等对话和跨学科的吸收充实做起。只要自己有了一个主心骨和两种眼光，便可能在思想的高度统摄历史研究而不必担心被其它学科蚕食侵吞；有了拿来主义的跨学科吸收和社会有机体的中、微观层次规律体系的构建，将会使唯物史观的根扎在更坚实的基础上。知识的整合将为人们对历史，对自身的认识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 本文所评论的诸位都是笔者十分尊敬的史学前辈。愚以为，在对历史统一性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的表述上，庞吴二位更高一等，而对理论的发展创新来说，蒋先生的思考更有启发意义。在把握双方共同坚持的实践人学范式基础上,将庞吴二位的物质实践基础观同蒋先生的总体实践观、系统观结合起来，或许能为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一片新的前景。但是笔者深恐以已之浅薄妄下诸多宏大之断语，必难免有失，唯恳请蒋、庞、吴诸位及学界师辈学长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A]、《历史研究》[J]2001年第4期. [2]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A]、《历史研究》[J]2002年第1期. [3]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4]《列宁全集》[M]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7]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年。 [8]王南是《范式转换：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人类学》[A],《南开学报》[J]2000年第6期. [9]孙正聿《恢复"爱智"本性的新世纪哲学》[A]，见《新世纪的哲学范式》[A]，《江海学刊》[J]2000年第1期或《新华文摘》[J]2000年第4期. [10]江湄《实证观念与中国当代史学》[A],《史学月刊》[J],2001年第4期. [1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大出版社1993年。 [12]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A],《史学月刊》[J]2002年第2期。 [14]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和西方特殊性》[A]、《世界历史》[J]1991年第2期. [15]肖前等《实践唯物主义研究》[M]，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