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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孔陈四大文档先后入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最为瞩目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到1945年。包罗宏富的胡佛“近代中国文档”业已成为近代中国记忆的第三中心，学者认为这些史料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 南方周末：蒋介石日记开放已经两年。作为蒋介石研究权威，您与台湾史学家吕芳上先生对蒋日记开放的评价非常接近，您说“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吕先生说“民国史应该重写”。 杨天石：蒋日记记载了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政治活动的内幕和决策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蒋介石的生平、思想和他隐秘的内心世界。比如，开罗会议之前，宋子文突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如此重要的会议，中国的外交部长却没有参加。中美许多人都在猜测，宋为何失宠？蒋宋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猜测即使在宋子文档案全部开放后也没有解决，为什么？这要看蒋的日记。因为，蒋日记记录了这一时期蒋宋冲突的原因及其过程，使我们知道，原来是因为史迪威的去留问题。 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分裂。其中对立最为严重的时期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一段，任何一方都试图打倒和消灭对方，你死我活。在这一情况下，两党都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自己的解释视角，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这个解释的特征概括来讲，可称“土匪史观”：彼此互称为“匪”，“蒋匪”与“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曾说：“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土匪史观。”双方历史学家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匪”，而不是今天国共两党和解后的“贵我两党”。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最近几年，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假抗战，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指使”，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方周末：您是什么时候提出要重新、科学地解释近代史？有何背景？史学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天石：是我在1995年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期间提出的。那次会议，大陆有31名历史学家参加，规模庞大。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研院楼上开玩笑地高喊“‘共匪’来了”。我得知此事后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过简短讲话。我说，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匪”。张玉法院士在我后面讲话，他把这种中国人互称为“匪”的情况，总结为“土匪史观”。从那以后，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许多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有些著作的观点仍然很陈旧，保留了“土匪史观”这样那样的影响。极少数研究者，甚至还想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纪50年代。 南方周末：与传统的历史观相比，你对研究国共关系、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乃至整个近代历史作何评价？ 杨天石：比如对蒋的评价，有些人说他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等等，可这些人不知道，抗战初期，蒋曾被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称为“民族统帅”和“伟大领袖”呢。1945年重庆谈判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的谈判条件，其中就有承认蒋先生的领导，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地位。后来蒋介石打内战，对他的评价才变得很坏。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能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语言当成终极的历史结论，同样，研究近代史上的国共关系，也不能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事件，而应该通观全局，着眼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并且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基础。 我研究民国史、国民党史、近代史已逾30年，正在从大量的个案研究转向整个近代史，当然，个案研究仍然十分重要。蒋介石是孙中山之外国民党历史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人，研究他，可以把整个近代史、民国史、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抗战史、台湾史的许多方面的研究带动起来，对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的力量研究蒋日记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需要进一步推进。对近代史进行新的解释的立足点，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的结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前言中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这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真马”。让历史服从原则，根据主观意念、主观需要演绎历史，曲解历史，那是“假马”。 南方周末：面对复杂的历史，旧的解释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杨天石：历史像流水，逝者如斯夫，消失的历史如何还原，要靠扎实的资料。旧的解释产生于政治斗争中，资料利用方面难免片面性。因此，要全面性地占有资料，比如研究国共关系史，除了看中共的资料，还要看国民党史的资料，反之亦然。使用资料片面，结论就难以避免片面。除此之外，还要警惕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戊戌政变关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真实情况，袁本人在《戊戌日记》中有详细记录，而梁启超也有《戊戌政变记》，历史学家先入为主地认为袁为卖国贼，其日记不可信，普遍采信梁启超的记述，事实证明，恰恰是袁世凯讲了真话，梁启超讲的是假话。因此，资料的真实与否和人物的政治态度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我在著作中比较多地利用蒋日记，也听到一些意见。有些是善意的提醒：蒋日记可信吗？但是，也有个别人发表文章，指责我用蒋日记写作，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一样可笑，好像蒋介石记了一辈子日记都在造假，是有意留给后人的假资料；好像蒋当时就想到，他将来会失败，因此有意编造日记，留给像我这样的大陆历史学家替他涂脂抹粉似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才“可笑”，他根本就不看蒋日记，凭感觉就可判断其真伪。 过去写抗战史，常见的情况是，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游而不击”，“假借抗战之名行破坏抗战之实”；互相贬低，互相攻击。或者是互相争功，总想把自己的功劳说得更大，更突出。与这些情况不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个概括就很公正、公平，符合历史真实，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内战思维”。在海内外，特别在海外产生了良好影响。 南方周末：您曾多次赴美国胡佛研究院查看、摘录和研究蒋日记手稿，对其真实性如何判断？ 杨天石：蒋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这是两岸几位看过蒋日记的学者的共识。他的日记长达五十多年，一个人天天写假日记，这可能吗？他的日记不但生前没有公布，现在的开放也是蒋家家属在屡经动员下拿出来的。当然真实不能与正确画等号，蒋虽然在记录其行为、思想、内心活动时不说假话或很少说假话，但我们并不能认为他每句话都是对的。 南方周末：对蒋日记接下来预计开放的1945年抗战后的部分，您最关注的是哪些内容？在此前查看时，有没有令您特别惊讶的发现？ 杨天石：我始终关注胡佛公开蒋日记的进度。下一个阶段的开放也非常重要。我关注的要点包括：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蒋内心的真实想法；三年国共内战是如何打起来的，蒋的内心变化；国民党曾经标榜还政于民，还颁布了一部宪法，蒋是如何想的？还有当时的中美关系、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台湾“二·二八”事件等等。 要真正看懂蒋日记，除了日记手稿，还要全面地查看其他相关史料。将日记及相关资料比较、勘验也很重要，有时候日记中只有一句话，没有资料辅助就很难明白。举个例子，蒋日记中有一句话：“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1938年底，汪精卫逃出重庆，到上海，日本人以为奇货可居，支持汪成立汉奸政权。为了利用汪分化国民党，日本军部派出代表和知鹰二赴香港找到国民党代表萧振瀛（原天津市长），表示只要蒋与日和谈，日本可以不支持汪，甚至除掉汪。萧报告给孔祥熙，孔于是给蒋写信，建议派人到香港与日本和谈，蒋在孔来信上批示说：“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只有理解了这一切，才能看懂蒋上述的那段话。 蒋日记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内心活动，特别是一些重要决策时的想法。比如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43天后安然返回延安。但蒋其实想扣留毛，而且想治他的罪。蒋在重庆谈判时的日记显示，他对毛的最初方针是“诚恳”、“忍耐”，后来逐渐发展为“扣留、审治”，过了几天，又变成“授勋”、“礼送”。这两个180度的大转变，对研究蒋的性格很有帮助。此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上述情况。在蒋日记中，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情节或细节。（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11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