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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永恒的追求有可能把人引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对上帝的信仰，二是对客观规律的探索。赫拉克利特似乎徘徊在这两个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并对这两个方向都产生了影响。他曾说：“那‘一’，那唯一的智慧，既愿意又不愿意接受宙斯这一称号。”[16]如果接受宙斯的称号，那就意味着最高的神就是那个永恒的逻各斯；如果不接受宙斯这个称号，那则意味着逻各斯就是永恒的自然法则（或理性法则）。这恐怕就是一直到近代时期思想家们还常常把上帝和自然法相提并论的原因。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概念对后世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它通过自身以及它的变种——自然法，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法学、政治哲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产生了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为人们探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一个思维路向，为确立法治观念提供了某种精神资源；从消极意义上讲，它也把人们引向了追求虚幻的、超时空的“永恒”与“普遍”的思想误区。 赫拉克利特对运动的强调，特别是他的世界的基质（火）也是永恒运动的观点，激起了爱利亚学派特别是巴门尼德和芝诺的反弹。他们把运动变化视为感官骗人的幻觉，认为“变化和运动不可思议，事物的基质必然永恒、不动、永不变化。”[17]巴门尼德说：“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18]这就是说，作为本体的存在者——“一”，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因而也是永恒不变的。很明显，这种永恒不变的存在比赫拉克利特的“火”更接近于上帝。这种反对变化的观点在芝诺那里发展到极端，最终得出了“飞矢不动”的荒谬结论。 但是，人的感官所感觉到的现象世界毕竟是千变万化的，把这种变化简单地归结为幻觉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于是，一些思想家又试图从不变的本体（基质）和变化的具体事物（现象）之间寻找一种解答。恩培多克勒认为，有四种元素是“万物之根”，即火、水、土、气；它们不变不灭，充塞于宇宙之间。但是，有两种力量，即爱和恨（或斗争），导致了这些元素的结合和分裂，元素的结合就构成物体，它们的分裂则使物体毁灭。阿那克萨哥拉反对把万物的元素或基质限定为火、水、土、气四种，认为这四种东西根本不是元素，而是由元素构成的混合物；真正的元素有许多，而且它们的形状、颜色和气味等性质也各不相同。他把这些性质各不相同的元素统称为“种子”。 很显然，这一伟大的猜想，已经开始接近我们现代人对物质构成的认识，并且对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具体物质的普遍主义思想构成了真正的冲击。但是，遗憾的是，阿那克萨哥拉在运动问题上，即在种子如何组成物体，以及它们又如何运动变化等问题上，却又求助了一个普遍主义的本原，即一个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东西——心灵（又译“心”，音译为“奴斯”）。它与种子即元素截然分开，具有无所不知的智慧，是宇宙间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泉源或推动者。如果说，以前的思想家对普遍性的追求还徘徊于唯心与唯物的十字路口，那么，阿那克萨哥拉则明确地踏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黑格尔也认为，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把绝对本质表达为“心灵”或把普遍者表达为思维的人。[19]这说明，普遍主义是很难逃脱唯心主义这一宿命的。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对自然或宇宙的普遍本质的思考中，最高的成就就是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正像罗素所说：“原子论者的理论要比古代所曾提出过的任何其他理论，都更接近于近代科学的理论。”[20]原子论者相信，世界万物是由不可再分的原子构成的；原子不仅不可毁灭、永恒存在，而且是永恒运动的。原子的数目无限，并且种类也无限，种类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形状、大小、温度、重量等方面的差异。原子与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一切物体都是原子和虚空的结合物，甚至灵魂也是由精细的原子构成的。使原子发生结合和分离的力量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运动。另外，他们还看到了自然律或必然性的存在，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会无因而生，万物的发生都有其缘故，而且是必然的。”[21]原子论者的这些思想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他们不仅像阿那克萨哥拉一样区分了物体的普遍性质和感觉性质，克服了许多思想家对二者的混淆；而且他们还把运动和本原（基质、元素）统一了起来，从而不再需要从自然或物质之外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或推动力，避免了在运动问题上滑向唯心主义的可能。 原子论虽然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取得的最高也最具积极意义的成就，但遗憾的是，在其后的两千年时间里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相反，自然哲学的普遍主义基因，即把普遍性独立化、绝对化、神化以及用特殊性代替普遍性等错误倾向，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塑造了西方文化的特色。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以及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 三、古希腊普遍主义传统形成的原因 在古代世界各个伟大文明的复杂构成中，都或多或少包含有普遍主义的因素。但是，像古希腊文化这样有如此鲜明的普遍主义特征者，则不多见。古希腊文化之所以会沿着普遍主义这条道路发展，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发展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科学追求的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而自然规律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没有普遍性就没有规律性。古希腊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存需要，一开始就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探讨。这不仅促使了自然哲学的形成，同时也培育了科学意识，使古希腊人在自然科学认识方面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其中尤以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成就为世人所赞叹。然而，正是数学的发展和数学的思维习惯以及对数的崇拜，对西方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这种影响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 “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希腊人所建立的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哲学家。‘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十八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22] 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几何学讨论严格的圆，但是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地圆形的……。这就提示了一种观点，即一切严格的推理只能应用于与可感觉的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很自然地可以再进一步论证说，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神秘主义关于时间与永恒的关系的学说，也是被纯粹数学所巩固起来的：因为数学的对象，例如数，如其是真实的话，必然是永恒的而不在时间之内。这种永恒的对象就可以被想象成为上帝的思想。因此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23]数学的演绎推理方法使希腊人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这种成就“不仅仅把古代世界，而且也把大部分近代世界引入了歧途。”[24] 罗素的这些话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西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认识根源，也揭示了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知识背景。确实，数学既是最抽象、最具普遍性的科学，又是最依赖于自明真理和演绎推理方法的科学。普遍主义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自明真理和演绎推理的偏好，以及对其信奉的自明真理的唯一性的强调。因此，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趋向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埋下种子、奠定基础的。 古希腊普遍主义传统形成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后来自然哲学的人文（伦理）转向中面临的新的理论困境强化了这种思维定势。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是与希腊民主制度繁荣时期“智者”学派的出现相伴随的。智者们的怀疑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极大地冲击了各种传统观念，使原来的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科学、艺术等传统观点都受到了质疑、重新审视和批判，维系社会秩序的各种传统纽带也因此而开始松弛甚至解体。于是，个人主义开始滋长，追求权力、财富、声望、享乐成为时尚。智者们从自然哲学家的争论不休中看到，关于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或者实在的本质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谜，重要的是人首先应该认识自己。通过对主体自身的反思，他们认识到，人的思想是认识过程的重要因素，人的知识有赖于具体的认知者。普罗塔哥拉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得出结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的，那对他来说就是真的；只有各个人的主观意见，没有普遍的客观真理，一个人的意见和另一个人的意见一样好。这种理论上的怀疑主义的过分发展，最终导致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伦理上的相对主义、行为上以自己为准则的自私自利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并引起了思想、道德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制度的衰落，就与此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不过，这种思想潮流的负面影响，也激发了思想中的反作用：“智者否认认识的可能性，那就使人有必要说明能够认识的道理。他们迫使哲学寻求认识的标准。他们抨击传统道德，迫使道德反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来保卫自己，找出是非的合理的原则。他们抨击传统的宗教信仰，迫使思想家认为有必要提出更圆满和更纯粹的神的观念。他们批评国家和国家的法，必然促成有关国家的哲学理论的发展。”[25]一句话，智者们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过分发展，导致了向信仰主义、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反弹。当然，人文领域中的普遍主义的形成也与自然哲学中的普遍主义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关联，而人文普遍主义的根本误区，就是把对自然领域中的普遍性的追求错误地移植到了人文领域，从而混淆了自然事实和人文价值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文化沿着普遍主义方向发展的原因，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社会自身由于分裂和纷争而造成的对统一和稳定的客观需求。本来，希腊地区自身就没有多大面积，但是即使如此，希腊人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相反，在这个狭小的地区内却形成了六、七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典型的城邦领土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1250人之间，总人口一般也只有数千人。[26]这种高度分裂的状态，自然不利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经济交换的发展，并且极易造成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因此，这种情况客观上就产生了政治上实现统一的需要。但是，当这种需要因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或政治制度安排而无法满足时，就很可能需要通过在精神领域中强调某种统一性和普遍性来满足；或者换句话说，政治上的普遍性的缺乏，需要精神上的普遍性来弥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缺乏什么，才去言说什么。柏拉图的理念论、斯多葛学派的世界理性和自然法等普遍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反过来，这些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又极大地强化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