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现实
最近，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
历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让历史学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呢？如何让历史学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我看首先是要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层次逐渐深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队伍日益扩大，学术空气十分活跃。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也隐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倾向。比如，历史著作少有人读；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不受公众重视；历史学者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自卑感。这些情况的出现，无不与不能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系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历史与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社会实践，无不需要以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作基础，无不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验。历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与现实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为现实提供各种各样的经验。如果历史研究者从史学宝库中发掘出时代需要的资源，生产出现实需要的学术精品，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历史宝藏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学就会显示出勃勃生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引起社会的重视。
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历史上那些有成就的史学家，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无不重视历史为当时的现实服务。中国最早的史学家孔子，在编撰《春秋》时，详今略古，“寓褒贬，别善恶”，“推此类以绳当世”，处处体现为当时现实服务的政治倾向。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确表示，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他的这种治学宗旨充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其为当时现实服务的目的更为明确。顾炎武自称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人之用。”梁启超则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这些无不表明，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乃一切有识史学家的共同主张。
但是长期以来，在某些史学家眼里，历史学却等同于考据学，认为考据就是历史学的全部，这是一种误解。即使是一些卓有考据成就的学者也不赞同。比如顾颉刚先生，1937年为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作序时就指出：“考辩的工作，在史学上仅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究极的目的。”我的业师姚薇元教授，大学生时代编著了《鸦片战争史实考》，研究生时期又编著了《北朝胡姓考》，成为他一生不朽的两部杰作。而到1984年，他在为《鸦片战争史实考》修订版撰写《绪言》时也强调：“考订史料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学科之一。它的目的在于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经过初步整理的材料，也只有在替历史科学服务的时候，考订工作才能显示出它的作用与意义。”可见，有些人认为考据就是历史，把考据工作当成历史研究的全部是不妥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考据可为历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考据所取得的成就，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可靠的材料供历史研究采用。历史研究者决不能就此止步，而应该在此基础上，选择那些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探索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努力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从最常见、最普通的商品考察起，足足花了20多年的工夫，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作了最全面、最系统、最精确的考究，最后写成了皇皇巨著《资本论》，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历史研究者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把微观考察和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宏观研究的指导下进行微观考察（包括考据），使微观考察服务于宏观研究。
还有些人打着“纯学术”的旗帜，看不起或拒绝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提出“反对党派史学”的口号，这种观点更是错误的。学术对于政治而言，自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否则就不成其为学术研究。同时，学术又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事实上，真正的“纯学术”研究是罕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列宁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676页）还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1页）一种学术或学术研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为一种政治、集团、阶级和政党服务的。那些口喊“反对党派史学”的人，实质上就属于在“反对党派史学”的旗帜掩盖下的某个党派。
还有些人把为现实服务的论著，看作是一种政治论文或宣传文字，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论著，这也是不当的。古往今来，凡是切合那个时代需要，或者真实反映了当时现实斗争的历史著作，都是有真实价值的历史著作。前面提到的《春秋》、《史记》、《资治通鉴》，都是属于这类著作。近代的学者魏源，在经学研究上也很有成就，可是他的著作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不是《诗古微》、《书古微》之类，而是适应了当年社会需要的《圣武记》、《海国图志》。这两部杰作在清末六七十年间再版十多次，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这些著作视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因此，贬低与现实结合的历史论著，只能说是一种偏见。
“联系现实，近现代史容易，古代史难”，这代表不少人的看法。应该承认，古代历史离现实遥远，联系现实难度较大，这是事实，但决不是就无法和现实联系。首先，历史学者应该抱有为现实服务的思想和态度，要充分认识到，史学著作只有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受到社会的欢迎；其次，要努力找好历史研究和现实的结合点。历史是一门包容十分广泛的学科，可以从多个侧面寻找结合点。史学工作者应当怀有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饱满热情，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同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写出满足当前某些方面需要的著作，贡献给人民。这方面，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等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适应当时的需要，开展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证明了中国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有力地批评了当时的各种错误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为现实服务只能是历史研究的大方向，只能要求大多数历史学者努力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不可能人人、事事都要紧扣为现实服务。否则，就成了机械论，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有些人致力于历史领域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成就，尽管未能与现实直接结合，也应当承认是间接为现实服务的。
由于历史内涵丰富，可供选择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那么，选择研究课题时应遵循哪些原则呢？根据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该明确认识并予以重视。
第一，加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为本。只有培养出大量对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人，才能充分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加速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李大钊曾经指出，“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他主张“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历史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世界观、人生观教科书。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什么是先进、落后和倒退，一个人如何才能最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学习的样板。
第二，加强爱国主义研究，激励人们立志干大事、创大业，献身强国富民的各项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爱国主义应作广义的理解。凡是做了利国利民的事，对国家富强作了贡献，为广大人民谋了福利，在推进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都属于爱国行为。中国历史上利国利民的先进人物成千上万。通过历史研究，弘扬这些人物的业绩，表彰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就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对全社会形成爱国爱民风尚，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潜移默化、砥砺熏陶的作用。
第三，选择那些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息息相关的历史课题开展深入研究，为今天的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态的发展，作出总结、得出结论，从今天的事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90页）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演变，无不存在内在的规律性。探明这方面的规律性，总结相关经验，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提供借鉴，是历史科学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研究者应当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历史宝库中那些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价值的课题，进行开发性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为各项建设事业提供参考。
第四，加强当今世界历史的研究，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世界史新著，为把握世界的未来提供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经鼓舞了并将继续鼓舞着全世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历史在不断发展，《资本论》出版已过一百多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代要求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总结，写出具有时代水平的“新资本论”、“新社会主义论”，指明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激励人们坚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坚持不懈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
第五，想方设法，普及历史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历史读物的作用。历史研究要变成社会大众的精神食粮，必须冲出学术研究的小圈子，千方百计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让群众接受。过去史学研究者大多重视学术研究，忽视社会普及。有的普及作品不科学、不严肃，戏说成分很大，误导了读者，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改变。历史研究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史学著作写得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通俗易懂，让广大群众喜读想读，使读历史书成为一种享受。
总之，该做的工作很多。如果首先在上述五个方面下功夫，历史研究就会更大地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历史科学本身也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热爱和支持。
（编辑：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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