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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作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继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之后历史编纂方式的第四大类型，或者说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对重构人类的过去，重读人类文明的演进，重现前人的生存境况，认识人类行为的长时段效应等，有着重要意义。这正是环境史的价值所在。正如德国学者约阿希姆?拉德卡所指出的，“只有当环境史不仅被作为人的活动的生态后果的历史，而且还作为对历史进程的阐释时，它才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只有这样，自然才能被同样看作一个历史的活动者。”①那么，环境史所要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如果借用布罗代尔的发问模式，笔者认为，环境史探索和解答的根本问题是，历史学家怎样看待环境呢？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恩格斯早就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自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类的活动。”笔者认为，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认同恩格斯的看法，我们也不能不重视他的观点，就环境史研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而“人”是史学的中心，与人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史学家要探讨的“环境”。环境史既然以探索和解答“历史学家怎样看待环境”这一问题为根本，以人为中心，以作为中心的人的活动为原点，来考察因人的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的变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人”是什么？环境史关注什么人的活动？他们是如何活动的？他们活动的后果如何？他们的活动又各有什么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辨析、抽象和分解，深入认识环境史与史学的其他学科，尤其是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年鉴学派的异同，进而分析环境史对年鉴学派的继承与超越，明确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提出一种为解答某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问题的问题模式，以便为环境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或者社会史的环境转向提供一点启示。 一、芸芸众生，“与狼共舞” 这里首先考虑的第一层问题是，“人”是什么？环境史关注什么人的活动？他们是如何活动的？他们活动的后果如何？“人”，无一不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是自然界中与其他物种并立而互动的一类，即人类，“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虽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的，“我们在这里即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了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但我们还是要记住，“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些自然基础”，是以人为中心的广义环境的第一类，即自然环境，其中既包括对人类有益的自然条件和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也包括对人类有害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海啸等，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因人类的活动而不断地变更。 作为一个与其他物种或种群比肩而立的“人”，最好首先被理解为“历史的动物”，与其他动物一样，保全其种的存在是为第一要义。“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如果说，“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变迁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用现代科学的话语来描绘则是，人为了促成基本机能的实现，必然有求于自然环境，于是便产生了二者互动的契合点。人以不同身份和角色活动于大自然的各个子系统，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茫茫大自然无异于一条巨型的食物链，或一张大型的能量交换网，无论何时何地，“人”都只是这条链中的一个环节，或这张网中的一个结点，只能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吸收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以维持种的存在。大自然在特定时段分配给特定物种的物质和能量是有限的，给与人类的当然亦不例外。当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所取”与自然的“所与”处于大致平衡时，大自然的新陈代谢就能顺利进行，物质、能量也能如期循环，人类与大自然和大自然中的其他物种就成和谐状态，人类的作用方为正效应。反之，人类突破大自然“所与”的极限，高高矗立于金字塔式食物链的顶端而为所欲为，结果势必是掠夺其他物种本该享有的物质、能量和生存权利，破坏大自然中物质、能量的正常循环和整个系统的有效反馈，人类的作用也就显现出负效应。将人类置于自己的生态位，与其他物种等而视之，我们可以更好地体察到环境问题的自然性或必然性。而进行长时段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永恒主题，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历史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或者说，这本是相辅相成、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自人类出现以来，人经历了生物人—原始人—社会人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自然环境受到了影响。因此，同样是水，但流向与水质在变；同样是空气，但污染指数、空气质量在变；同是一块土地，但土质、肥力不是恒常；同是一片森林，但树种、栖息的动物和寄生的生物并不雷同；同是一种动物，但数量、体格、繁殖能力各异；同样是人，但人口数量、人们的行为能力和观念意识因时而变。而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环境问题的实质则在于人类为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其欲望、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的资源、能量及其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人类的命运始终是二者博弈的结果。环境危机自古有之，不是什么新问题。 人是自然之子，更是社会与文化之子。虽然人由于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什么优势，甚至比其他许多动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自然界似乎遵循着天然的补偿法则，使人能够用后天的创造弥补先天的不足。这表现为，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组成各种共同体并不断地加以完善，这即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历史上，人类为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不断地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以至发展到今天，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进入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从与环境的关系来考察人类，可以看出，古往今来，人类同等地作用于环境；他们或以消费者的身份，或以生产者的身份，或既以消费者又以生产者的身份对环境发挥着影响，因而所有的人都必然在这里或那里与环境要素发生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联系。他们作用于环境的方式和终极状况表现出极大的共性。正可谓破坏环境，人人有责；保护环境，人人有份。 此外，动物世界有雄、雌之分，人类世界对应为男、女之别。人的不同性别含有不同的功能和隐喻。男性、女性谁在生产、消费和日常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就意味着谁有机会在物质、能量交换中获得更多，谁能在食物链中抢占先机。这种基于先天性别的功能的不同、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外在约束的不均衡，当纳入社会网络予以探究时，男、女性别的符号内涵及相应的效应就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进而言之，男性和女性虽共同作用于环境，但二者作用的差别也应为我们所重视，因为男女性别的自然分工一经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透视，就可以看出，它不仅赋予男女不同的功能和变更自然的不同使命，而且越到后来越呈现出男性和女性关于自然的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一切又可折射出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这使环境史的性别解读成为必要和可能。 这些方面，是环境史首先要认识的“人类”的构成要素。这样，环境史中的“人”首先以“自然人”的身份在自然界中存在和生活，“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自然界依然运转，但人离开了自然界，只有死路一条，这好比鱼与水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人在茫茫自然中，与其他物种一起，同自然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输出与转化，以维护其动态平衡。环境史要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界如果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要研究这种交流对大自然及其各子系统有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又如何影响着人类社会，等等。另一方面，人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又以不同的角色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环境史也要考察这种联系是如何产生的，要研究在这种联系产生的过程中，人类是如何影响其他物种的，其他物种的存亡对人类的生存又有什么影响，等等。总括起来，对这两重关系和两组问题的研究，构成了唐纳德?沃斯特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以上是就人类整体而言的。当我们说从人与自然的互动来研究环境史时，这里的“人”是一个总体范畴，涵盖了不同时代占有不同地位、财富和权力的一切主体，包括远至衣不蔽体的古代人，近至雍容华贵的现代人；上至居殿堂之高的政治精英，下至处江湖之野的平民大众。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询问，环境史到底关注和研究什么人的活动？他们又是如何活动的？他们活动的后果如何？ “人”，无论古往今来，不管富贵贫贱，不论男女老幼，无一不以一定的环境作为支撑才能存在，无一不以一定的身份和活动与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正所谓芸芸众生，“与狼共舞”。所以，在环境史中，不管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论英雄豪杰，还是贩夫走卒，都必将被环境史家纳入笔端。环境史考察人的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时，既关注“生产者”的活动，也关注“消费者”的活动；既关注“大人物”的活动，也关注“小人物”的活动；既关注人类群体的活动，也关注人类个体的活动；既关注男人的活动，也关注女人的活动。如果再将“人”分解为“一系列人”，那么，我们又看到，田间地头的农民、工厂车间和矿山的工人、投资办厂的企业家、为利润四处奔波的商人、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在疆场驰骋的军人、在蓝天翱翔的飞行员、在江河湖海劈波斩浪的水手、在校园里朗朗读书的学生、在书斋冷静沉思的学者、在编辑部奋笔疾书的记者、街头巷尾的百姓、会议大厅的政客、食不果腹的穷人、一掷千金的富翁……他们无一不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受制于环境，作用于环境；环境健康与否和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环境因他们而生机勃勃，环境又因他们而死气沉沉。这样，因为人，因为人的活动，数不胜数的场所空间，都必将进入环境史研究的领域。 二、“三六九等”，各各有别 以上说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共性。但是，人毕竟具体地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虽然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历朝历代都不乏思想家在大力倡导“人人生而平等”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为之身体力行，但实际情况是，人人平等，又不平等。同样，在环境面前，人人平等，又不平等。因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力、身份、地位、权力、观念、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这势必导致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和群体影响环境的程度各异，关注环境问题的方面有别，耐受环境问题的能力不同。所以，在环境史研究中，必须注意考察同样面对环境的“人”，因历史、社会文化与性别等差异，而表现的种种不同，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各色人等面对自然而形成的不同关系、不同阶层和群体作用于环境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等。一句话，我们要问，人们在环境中的活动又有什么不同？ 从纵向看，“人”，存在于前后相承的时代之中，古今有别，今非昔比。在不同时代，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态度不一致，对什么是资源、如何选择和获取资源、如何分配与占有资源等的看法和表现有别，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活动范围和作用于自然的能力悬殊，乃至人的数量/人口规模也相差甚远。人类的发展并不是等速运动，而是类似一种加速度，愈到后来前进的速度愈快。环境史家克莱夫?庞廷对人类的加速度发展有一种形象的描述。他说，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十足的变化速度，“如果本书（指他的《绿色世界史》——笔者注）按历史编年给人类历史确切的说明的话，那么本书的407页中，405页都不得不用于说明采集及狩猎群体，只有2页供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只有2行的空间。”尽管“现代工业社会只有2行的空间”，但它已具备了核爆炸般威力，因为在今天，人口的规模、人类的能力和掌握的技术手段以及人们的消费欲望等，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们看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可能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可能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既然人与环境的互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人与环境互动的表现方式和结果存在着历史的差异性，那么，环境史除了认识人与环境互动的共性外，对不同时代的人在与环境的交互之中能量的释放、功能的发挥和意识、态度与文化观念的表现等实际情况加以区别，更是应有之义。 从横向看，同一时代，人有三六九等，各各不同。人们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从事不同职业，享有不同能力、权力、地位和财富，既处于复杂的环境网络之中，又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如果说“自然人”的天然分工和体格差异会造成在环境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的能力大小与机会多少之别，那么，这种类似本能的差别一经社会关系的透视，将呈现出一幅新的图景。身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个体与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运作以社会资本的获取、占有和交换、转移为根本纽带，其行为动机主要在于努力维持他们拥有的或能得到的有价资源，并寻找另外的有价资源。社会网络本身代表着结构性约束与机会的不同；在依靠社会关系获得嵌入其中的资本时，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结点的个体与群体获得和消耗资源的总量及其对整个网络运作的反作用有着巨大差异。“集体或社区通过授予拥有较多有价值资源的个体行动者以相对较高的地位，来促进它的自我利益……拥有更多有价值资源的个体行动者——因此拥有更高的地位——往往代表集体或以集体的名义作出决定，包括决定有价值资源的分配方法……另一方面，在社区中拥有较少有价值资源和较低地位的个体行动者，会体验到较大的结构性约束并且改变机会也较少。”可以说，在人类—环境系统中作为人的生命维持系统的自然资源，既是环境资本也是社会资本。因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分配和消费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直接决定着环境问题的走势。现实中如此，历史上并非不是这样。众多的环境问题的背后，实乃隐含着人与人的矛盾，“人们再构这些背景联系就会发现，在近代早期许多关于森林滥伐的抱怨，事实上并非为了森林，而是为了确立对森林的权利；而关于公地荒废的哀歌也不是为了牧场的生态保护，而是为了分割边陲和农业改革。” 具体而言，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如农民、工人、企业家、商人、学者专家、政治家等，在社会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分享不同的权利、地位与财富，这决定了他们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动机、机会与反作用的不同。 分而析之，农民、工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获取资源的机会相对较少，改变自身命运和环境的能力相对较小，其行为动机主要在于维持生计，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要求、索取和产生的效应有限。相反，他们的命运与社会资本的运作和生态系统的变化息息相关。生态系统运营良好，环境问题缓和时，他们是受益者；反之他们是受害者。在资源总量固定的前提下，他们的生存资源往往被其他群体剥削和掠夺，成为时代发展的代价的承受者和牺牲品。因而，“从农民为了生计而控制自然资源到资本家为了利润而控制自然资源的变化，对于环境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商人、企业家和资本家是市场化生产策略和经济体系的直接体现者和承担者。他们以追逐利润和资本为主要行为动机，在追逐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利用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之利，实现利润和资本占有的最大化，基本不考虑或很少考虑资源的限度、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和其他群体的生存权利。自然在他们眼中既是水龙头，又是垃圾场和污水池。他们虽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和推销了社会所需的物质产品，但同时成为了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制造者。 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一向是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代言人，他们或研究生态系统内部的角色分工、功能差异和运营规律，或关注资源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占有和交换。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他们不仅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来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并开发技术，为高层在资源开发、分配以及环境问题的治理方面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在形而上的生态文化理念的塑造与构建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劳动为追求资源的分配与占有的代内和代际公正，而对市场化经济体系以及人们的态度行为予以分析、反思和批判，充当了环境意识启蒙的先锋。他们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大众的环境意识，促成全新的生态文化观的形成。 对于身居高位、处于社会结构之巅的政治家、决策者而言，他们有着支配、控制和获得资源的优势。与其他各阶层相比，他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付出同样的努力会得到更大的回报，其行为自然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带来更大的风险。政治家的意图、决策乃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资源的获得、占有与分配的取向，而人类—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有赖于政治高层的总体引导与调控。只有他们形成了合理科学的环境价值观、自然权利观和人文精神，努力促成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合理分配与流动，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培养起自觉的生态意识，营造出常态的人类环境，趋向于繁荣健康的生态文化。 此外，环境史在考察人的活动时，种族差异、性别差异等也是我们应加以区分的。 三、从“人”及其活动看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异同 完全可以说，环境史正在以人与自然互动的史观为指导，对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考察、研究与复原。环境史既奢谈高雅，也不避平庸，它需要也应该从历史学其他各学科中汲取养分。只有将环境史中的“人”及其活动放在历史学科内部加以比较审视，才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史对之前的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包括对传统史学的合理继承。这里，仅以年鉴学派为参照。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相同与区别，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历史观念和现实关怀等方面都有体现。本文无意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暂且从“人”及其活动方面略陈管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环境史对年鉴学派的承袭与超越。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环境史已被简称为“21世纪新史学”。同样是新史学，它们有别于19世纪传统史学的一个共同方面，在于研究对象——“人”的角色及其活动的更新和丰富。如果说，传统史学侧重于考察精英人物的纵横捭阖；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学则在聚焦于平民百姓之一举一动的同时，又不忘审视帝王将相的运筹帷幄，因为它们都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都认同将“人”视为复数而非单数。因而可以说，在对芸芸众生之活动的关注方面，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学难分高下。它们观察历史的角度所发生的由“大人物”到“人类”的变化，本身孕育着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全面化，由此开启了丰富多样而又具体的人性在史学舞台上展现的门径。 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大师布洛赫牢记先辈的教导：“从本质上看，历史学家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学科。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第二代的布罗代尔和第三代的拉杜里秉承先师的遗志，对历史认知结构和时间观念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和脱胎换骨式改造，随之而来的平民大众型历史文本对官僚权力型历史文本的取代与补充，提供了更合理的历史解释模式，从而打破了大人物对小人物活动的闭锁，恢复了被大人物扰乱的小人物的生活节奏，最终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多样性。 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结构、多元时间并着眼于复数意义上的人的典范。他笔下的地中海世界，既为“大人物”提供了表演空间，又为“小人物”留下了活动余地，因而我们看到，山民、平原人、农民、地主、牧民、海员、商人、王公贵族等形形色色之人，以地中海世界的自然环境为底色和基调，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地中海历史画卷。拉杜里的《蒙塔尤》则运用人类学和心态史的方法解读了雅克?富尼埃主教留下的宗教审判纪录，颇为真实地还原了1294—1324年间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里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史。拉杜里的意图很明确，即“试图将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会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因而，他不仅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再现了与人相关的地理环境、生态物种、农牧业、窝棚、牲口圈、转场放牧、领主权和宗教裁判所对居民的威慑以及生产方式等，而且从考古学角度聚焦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性行为、婚姻爱情、对儿童的情感、娱乐休闲、心态、宗教仪式、信仰观念、人伦道德、期盼、追求、精神寄托乃至终极关怀，角色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场所容纳了家庭、小酒店、祭祀场所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空间，内容囊括了器物—制度—文化精神心理等与人相关的一切。所有这些共同体现了构成法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乡村的原汁原味，祛除了百年战争的战场，忘却了菲利浦四世的皇宫，原来由普通人构成的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是那样的真实并充满人性和亲情。《蒙塔尤》无疑是继《地中海世界》之后史家关注重心与研究对象进一步下移乃至沉底的样板，他对集体意识和大众心理的考察，开创了关于下层社会的心理透视与研究的先河，因而使得人们“活动”之前的心理因素和潜意识；“活动”之中的价值观念和指导思想；“活动”之后的自我反省以及对责任、道德的认同，总之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七情六欲，一一映入我们眼帘。这些内容本来在历史的真相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但长期以来并不未史家所重视和揭示。 同样，在环境史中也将没有被遗弃的子民，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没有被遗忘的角落，因为“环境”是所有人的居所、家园，环境史也是所有人的历史家园。当然，这里既有勤勤恳恳、细心呵护“家人”的乖乖女，也有挥霍无度、戕害大地母亲的败家子。环境史文本势必广泛涉猎，既要研究人类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的镇定自若或无所适从，又要研究人类在一定范围或区域中对大气、水体、土壤、森林、原野、矿山等自然环境以及对豺狼虎豹、花鸟鱼虫等自然物种的影响；既要研究人们在乡村、城市、公路、铁路、航线、流水线、实验室、图书馆、会议大厅等场所的活动及其后果，也要研究人们在超级商场、星级酒店、陋室、厨房、下水道等场所的活动与影响。 所以，无论在年鉴学派那里，还是在环境史家笔下，历史文本中将不再单单凸显“大人物”的卓越贡献及其活动的恢弘场面，而且还将传统史学遗弃的“小人物”由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使我们从中感知芸芸众生的脉搏在跳动、气息在流转，甘愿分享他们的忧愁困苦、喜怒哀乐，自觉寻找当下自身的平凡人生与“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的共鸣。 不过，如果进一步解析，我们还是可以从“人”及其活动中，看出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学的一些差异。 首先，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二者的认识十分不同。在布罗代尔笔下，“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之物打交道的历史。虽然他也承认这种历史在缓慢流失、缓慢演变，并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但在他眼里，这里的流失、演变和反复不过是冬去春来、昼夜更替和雨过天晴般自然景象。即使他提到了“森林砍伐日趋严重”、“滥伐山林的现象发展很快”，他也无意于追问，是谁在滥砍滥伐？他们为什么滥砍滥伐？他们滥砍滥伐除了毁坏森林和林中小鸟的生境，会不会殃及自身？而这样的追问以及对问题的解答正是环境史的诉求，因此，在环境史中，“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是一种动态的历史。 其次，从人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的自然要素看，二者的涉猎有所区别。年鉴学派涉及的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基本局限于一定的水面/地表——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拉杜里笔下的蒙塔尤，考察的受人影响又影响人的环境要素比较简单——布罗代尔提到了希腊渔民“一味用炸药捕鱼”，拉杜里研究了气候。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史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以致人迹所至之处——天上地下、高山之巅、大海之滨——的万事万物无不被纳入环境史的领域。因此，环境史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 第三，从对历史创造者的认知来说，二者的观念迥然有别。布罗代尔明确指出：“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和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环境史并不抛弃这一点，反而同样坚持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推动力，这也是笔者以人的活动为原点，考察由此引起的环境变迁的原由。但是，环境史学家克罗农还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这样，作为环境史灵魂的环境史观，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倡导人与环境的互动，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超越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思维，丰富了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认识。这使我们看到，在环境史中“自然”也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它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还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自然在人类文明解释中的地位也就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后台来到前台，从布景变成演员。这实质上是历史认知模式的转换，也是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重大区别所在。 分析了年鉴学派与环境史的异同后，我们就能从《地中海世界》的那山、那水、那人和《蒙塔尤》的那村、那景、那情中，找到环境史可以继承又需超越或发展的东西。简言之，无论《地中海世界》的山山水水，还是《蒙塔尤》的村村寨寨，它们作为人类活动的场所，是环境史应该继承的研究单位。广而论之，地球上有无数的“地中海”和“蒙塔尤”，都可以纳入环境史的范畴。而在“地中海”世界和“蒙塔尤”村，需要研究、可以研究、应该研究的问题很多很多。譬如，“地中海”的海水有没有被污染？如果海水被污染了，是因为工业企业的废水排放，城市生活的污水流淌，还是船载石油的泄漏，抑或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海水被污染后，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怎样的威胁？沿岸居民有没有因此患上某种疾病？那些人受到的危害更大？那些人应负的责任更大？又譬如，“蒙塔尤”的山地有没有被破坏？如果山地被破坏了，是因为雨水的冲刷，农药的毒害？还是因为贪官的渎职，奸商的飞扬跋扈，抑或官商勾结？失地农民如何应对？他们的生活何以保障？因思考和解答某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问题并加以分析、研究，就为环境史超越年鉴学派、开拓自己的领域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到目前为止，人类活动的形式无非表现为生产活动、生活活动和社会活动，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场所则因时而变、因人而异。那么，循着上述的问题思路，全面考虑人与环境互动的种种后果，合理地选择核心问题和研究单元，我们就可以将环境史要研究的系列问题一一挖掘出来。 今天，环境史本身发展十分迅速，它还极大地影响了历史学的其他学科，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文化史，都从环境史领域和环境史观中获得了新的滋养，挖掘了各自的内涵，扩大了各自的研究范围。反过来，环境史也需要向历史学的其他学科借鉴，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研究资料和单位。那么，环境史如何在历史学内部做好继承与发展工作？另一方面，环境史在借鉴与环境有关的自然科学的成果、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如何避免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还有，环境史在整合以人类社会构成要素为研究对象和单位的各门社会科学的成果、理论与方法时，如何避免研究的社会科学取向？此外，环境史如何克服一种“超大叙事”的反人类倾向，还历史于多姿多彩的人？总之，环境史如何在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同时做到本学科自觉，以成为真正的人学？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把握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及其活动，将“人”由环境的旁观者转变成局中人，“即在场的人。这个在场的人其实就是整个人类，就是人本身的全部丰富性，就是人性的真正永恒性。”不仅如此，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人也必须“在场”和“参与”，而不作壁上观，或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史真正成为众人的家园，使环境史家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全新体验和感悟，由此呈现的环境史文本才更具人性魅力和意义。也只有这样，环境史研究才能有助于人们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恢复历史与现实的同一性，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现实作用，以便为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独到贡献。 原载“中国经济史论坛”2008年９月７日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