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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①。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②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③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④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⑤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久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⑤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 ------------------- ①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②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④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⑤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学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①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②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④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⑤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 ----------------- ①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②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③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④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被——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⑤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诗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③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④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 -------------------- ①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①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②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哪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访惶，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