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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基督教文明使西方历史开始了继希腊罗马文明史之后的第二次轮回。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社会与荷马时代的希腊相较不禁予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所不同的是古典文明的色调较为明快柔和，而《圣经》所反映的新的纱幕则显得过于阴郁凝重。随着基督教文明的理性发育，欧洲历史开始由浑朴稚拙的童年期逐渐过渡到生机蓬勃的青年时代。西方人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殖民扩张运动好象重演了希腊的前辈由爱琴海沿岸向黑海和地中海地区殖民扩张的历史，只是所及的地域范围远较后者为大。而欧洲的政治制度则相应地由等级君主制一变而为绝对君主制、再变而为自由民主制，与希腊城邦由贵族政治而僭主政治，由僭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经历可谓异代同揆。在不可遏制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缓慢地、但确定不移地由旧大陆之一隅向全球扩张，从而将所有的国家纳入欧洲历史的“大战国时代”。以民主阵营为一方的新的提洛同盟和以集权国家为一方的新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围绕着权力与利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两次互争雄长的殊死决斗――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无一例外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走到了自己的末路。此时，一个新兴的富有生气的民族如同当年的马其顿人一样在文明的边缘地带迅速崛起，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精疲力竭的西方世界的无可争议的盟主――紧接着就是一场征讨共产主义俄国的新的亚历山大东征。尽管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进程已因与之伴生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而被普遍冠以“现代化”之名，但似乎尚未独特到无法与其它各大文明的世俗化进程同日而语的地步。这个稳涵着“现代性”之基因的文化生命在其发育过程上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贵族化的天主教文明和平民化的新教文明两个不同的阶段：基督教在前一阶段完全寄生于希腊罗马文明的蛹体之中，而直到后一阶段才开始了自身独立的演化与发展。在天主教文明发生之初，因蛮族入侵而破坏殆尽的罗马帝国的典章制度随着新的文化生命之孕育开始借尸还魂，逐渐变现为教皇制之下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象尚未发芽的种子一样蕴涵着无限潜能的原始宗教在与曾经理性发育的希腊罗马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尖锐的矛盾――从《圣经·哥林多前书》所见的使徒保罗对当日理性主义者的严辞抨击可以略见一斑――无论神学家们如何生硬地运用古典哲学的观念方法诠释基督教教义也无法弥缝二者之间的巨大的鸿沟。若与第二代中国文明作一对比即可明了天主教文明以及后来的新教文明的内在症结之所在：前者因孕育“悟性”故可在思惟粗重之醒觉状态下随意体验身心轻安之梦幻状态，是故自宋代开始“三教合一”的思想广为流行，而社会结构亦因有高度成熟的文化生命为依托得以长期维持其稳定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后者之醒觉状态与梦幻状态分别居于心智发育过程的高低不同的势位，因而当文化生命随理性成长而苏醒或因思虑过度返回内心之时往往引发社会生活层面的剧烈的革命运动。天主教文明的理性成长首先显现为十二至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繁荣，而当文化生命的发育程度达到与昔日之希腊罗马文明相当的水准时就水到渠成地引发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从乔托到米开兰基罗，这个贵族化的文明随闻见之累积不断更新原有的纱幕，从而获得日益清晰的现实感。受其世俗化波及的意大利上流社会逐渐习惯于象高等动物那样“现实地”看待外部世界，而象征着中世纪天主教会之威严的礼仪典型也就随之扫地以尽。当精疲力竭的文化生命感到回归内心之需要时，就在北方半开化的日尔曼蛮族那里激起标志着基督教原始精神之复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须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上帝交流。号称“神言”的《圣经》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视角说书，具有使进入其情境之读者混一神我的魔幻效果；德国人因在原来的文化教养上白纸一张故而得以亲历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意大利人皆无缘领略之与神同在的意境，从而成功地孕育全新的文化生命。为天主教会拘囚千年之蛮族灵魂此时开始进入《圣经》情境以神自居，浑然忘其本身――还从来没有一个文化系统将“人”之动物本能奉为神明。随着基督教原始精神的复兴，原始宗教、部落意识、部落民主制三位一体之早期蛮族文化亦死灰复燃，逐渐演变为启蒙思想、民族国家意识、自由民主制度三位一体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基督教新教在理性时代之世俗形态――启蒙运动之前的胡格诺战争和三十年战争是新教信仰针对天主教信仰的宗教战争，而启蒙运动之后的拿破仑战争和南北战争则是新教之世俗型态针对天主教之世俗型态的变格的宗教战争。当新教文明开始其心智发育之时，日益成长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如果理性意识其能力有限，新的文化生命必然发生精神分裂；因此理性只有顺着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方可满足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的工具理性则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在不可抑制的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人类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释放出源源不绝的巨大的自然力――正是新教文明看待世界的独特的眼光缔造了永无止境地开拓新的生产能力与消费市场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武断地说，无论是西商操纵的票号还是美第奇家族经营的银行在其原来的文化背景下永远也不可能扩张至今日第一劝业银行的规模。天主教文明的世俗化引发作为其反动之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同样的道理，新教文明的世俗化亦引发作为其反动之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不断向全球扩张的平民化文明，后者之理性发育所波及的就远远不只是以梵蒂冈为首的意大利上流阶级，而是包括所有的阶层在内的西方乃至非西方社会――其内在弊病由欧洲哲学所遭遇的困境充分表现出来。自笛卡尔革命以来，欧洲哲学中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近代哲学家热中于建立一系列意义圆足的伟大的形上学系统以解释世界，也唯其如此方可以神自居；可是因其缺乏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了悟，所有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研究对象。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得以源源不断地从自然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另一方面孕育现代科技之文化生命却一直受到“上帝退隐”的困挠以至迟迟无法完成其心智发育――情形看起来有些象拉伯雷笔下甫一出世就有着硕大身躯和惊人气力的高康大父子。这新的巨人仍然需要用高度精密的射电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来满足自己不可禁遏的孩童般的好奇心，他始终没有学会如何以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感约束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粗的胳膊和腿脚。天主教文明的世俗化仅仅表现为意大利人自觉自愿地象高等动物一样纵情声色、为所欲为；而新教文明的世俗化则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的辅助下变现出构造组织较原始丛林复杂千百万倍而运作原理与之相似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涡旋迫使卷入其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民族不得不按照“丛林法则”在其中谋得生存。 当意象朦胧的印象派风格开始流行画坛的时候，这个似乎有着永不衰竭的精力的文明终于感到倦意已酣――渴望回归内心的文化生命此时只有在发育程度较趋于世俗化的西欧落后几个世纪的东正教俄国那里激起标志着基督教精神之再度复兴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场在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与其创始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紧密相连――一个是思想家而另一个则是实践家，两人的关系有些象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路德和加尔文。其时基督教文明的心智发育已经到了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的年龄，再也无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证自明的教义。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仁慈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他的创新的教义在文化相对老成的西欧社会仅仅表达为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无聊的争辩，只有在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即以基督教正统自居并葆有浑朴的农村公社传统的俄国人那里才引燃火一样的宗教热情。如同加尔文将宗教改革的理念落实为斗志顽强的归正宗和政教合一的日内瓦共和国，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亦以基督徒之坚定执着与鞑靼人之机敏灵活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的理念落实为斗志顽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教合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质是中华帝国自前二二一年问世以来发生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改版――其三版宋元明清帝国作为一种高雅而孱弱的实验国家（类似柏拉图笔下由哲学家领导的“理想国”）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下迅速崩解；不屈不挠的中国民族以普遍野蛮化为代价重建适应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现代中华帝国――这一新版的大样在正在进行的邓小平改革中已经最后成形。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领导宋元明清帝国长达千年的优雅的知识贵族因其德衰被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交出统治中国的印信――白话运动就是一个信号――并在此后遭到历史的放逐；绚烂的中国文明亦随其载体的失位破坏殆尽。在残酷的内战中崛起娴于权力斗争的新一代王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缔造了适应群雄逐鹿之“大战国时代”的第四版中华帝国――人民中国。文化生命的高度成熟使前近代中国除了周期性的易代改朝之外鲜有剧烈的革命运动，与列国纷争、动乱不止的同时代欧洲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唯其如此这个老大帝国的趋于萎痹的肌体越来越难以适应高度紧张的丛林环境。遇到象甲午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之时，中央政府所能调动的只是京畿附近非常有限的兵力――如此情形在全民皆兵、令出如山的战国、秦汉时代直是不可设想。与位于文明边缘的日本作一比较即可更好地理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之实质。十九世纪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适应扩张中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恰恰由于迟至开国前的江户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的发育程度仍然与其母文明的春秋或北朝时期伯仲之间。明治维新不过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化改新――后者在七世纪尚未分化的氏族社会的基础上抄袭官僚制的隋唐国家之架构的尝试只能证明是劳而无功。从儒学输入后蜕化为维系封建制下主从关系之“武士道”的“返祖现象”到内部组织严密成员各守分际之工商业集团在经济竞争中迅速崛起的典型事例都使人感到氏族社会的传统在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影响――也正因其社会机制之原始性与欧美相去不远，日本得以由其文化发育之趋势顺利地实现“脱亚入欧”。而古老的中国只有在蜕去第二代文明的僵死的外壳之后才能逆势退回久违的“战国时代”――在理学巨子那里洋溢着人性之温暖思想潮流已在时间的流程中凝敛物化为毫无生命力的意识形态。随着文极而敝的第三中华帝国之崩解，“理想国”中体现善之理念的“哲王”终于向代表着激情和欲望的阶级交出由其长期垄断的权力。而丛林化的环境则为逐鹿中原的各派政治势力提供了选举下一代王者的绝佳场所。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一遇的政府换届大选，与之相比今日欧美国家四年、五年一度的哗众取宠的总统竞选简直有如儿戏。需以生死相博的选举在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的乱局中开场，要等到一匹额上画着“王”字的猛兽在林中出现才姗姗落下其帷幕――从前所未有的痛苦和屈辱中惊醒的文化生命需要选择它最喜爱的势力以收缩久已松驰的肌肉。中国共产党以千千万万殉道者为牺牲赢得这场公正而神圣的大选，由此缔造了由平等的“同志”而非“上等人”和“下等人”组成新的民族国家。最初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那里我们感到了一种新生命的涌动，这无形无质的原始生命在感染从童稚的东正教文明那里传来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组织形式之后逐渐凝敛成形。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于血雨腥风的武装割据时期，与政权和军队三位一体，完全适应了当时残酷而紧张的丛林生活。这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苏区共产党长期受制于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浮于社会上层的上海共产党，但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击败了后者并于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将其残余肃清，从而获得了普遍接受的正统地位。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不绝如缕的千年王国运动的火焰再次从葆有农村公社传统的社会基层熊熊燃起，将第二代文明的毫无生命力的表皮焚为灰烬。在解脱了僵死的文明的约束之后，由浑朴的中国农民组成的步兵在其天才领袖毛泽东的指挥下有如拿破仑的骑兵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一样纵横捭阖、飘忽无形――自从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以来东方人第二次将战争艺术发挥到了这样空灵的境界。而脱胎于晚清秘密社会的中国国民党则属于已经物化老死的文化生命，只有世故虚伪的习气而无真挚虔诚的信念――最后在溃败之际仍然不忘将第二代文明之皮蜕随同带去，陈列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之中。共产主义革命之勃兴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得以返老还童，由此开始了一轮全新的发育周期――反映在经济产权关系上的变迁与从上古井田制到春秋时期“初税亩”以及从北朝均田制到中唐两税法的演化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以私有产权之确立为基础的古典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熟悉是后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较其北邻更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后者直到一九○六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之时仍然在抄袭公元前三五○年商鞅在当时最为落后的秦国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的措施。当共产主义运动的火苗随着苏联社会世俗化的进程逐渐趋于暗淡的时候，中国革命的教父就着手进行全面革新马克思主义正统教义的创宗活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似乎仍然相信千年王国之来临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传统旧说，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即陷入茫无头绪的思想困境之中。和历史上许多遭遇精神危机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他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闭关退隐的生活，终于在此期间完成由基督教系统之他力拯救说到宋明理学之正心诚意说的思想飞跃。成长于弱肉强食的丛林之间并依生存竞争的法则登上权力的顶峰，毛最后领悟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样高远超俗的境界。在大彻大悟之后，中国革命的教父迫不及待地发动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以确立全新的道统以及传承其衣钵之法嗣。唯其如此象刘少奇这样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顺理成章地蜕化为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者”――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究其实无非历史上孟子与梁惠王的义利之辨以及朱子与陈亮的三代汉唐之诤的某种现代翻版。在世人的眼里有些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应被视为儒家系统内部的偶像破坏运动，一如呵佛骂祖的禅宗思潮属于佛教系统内部的偶像破坏运动――正因毛将孔孟程朱毫无生命的偶像打倒在地，他才得到了新儒学的活泼的思想精华。在二十世纪只有列宁和毛泽东堪称真正的大政治家，因为他们有着改变整个人类命运的胸襟和气魄――列宁的名字应当写在“使徒行传”之上，而毛的名字则应写在“道学传”之上。但文化大革命隐涵着较十月革命远为丰厚的历史意蕴：发动十月革命的无形之手乃是代表着渐趋世俗化的新教文明之昨天的尚未发育的东正教文明，而在文化大革命那里人们可以感到融汇了东方两次“哲学的突破”之结晶的第二代中国文明在蜕去其僵死的外壳之后的最初的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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