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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老师胡适赞誉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称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傅斯年的同学罗家伦则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这句话来形容傅斯年的才气和风格，说他“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傅斯年的另一位同学毛子水则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赞扬他有“居心的正直，对国家的忠贞，‘民胞、物与’的胸怀，‘无我、无私’的风度，‘仁义为己任’的抱负”。近期，《傅斯年研究》（郭学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的出版，将傅斯年的形象和人格魅力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学贯中西，才气非凡，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傅斯年便由于国文功底深厚、文理兼通而被同学誉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 “通学”加“天才”加勤奋的优秀条件，使傅斯年在文史哲等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而且在许多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如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中的五篇文章（《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被著名学者何兹全先生认为“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他的《性命古训辨证》一文，则“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在中国尚为初创”。他组织和领导的当时“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不仅使“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而且“推翻了诸如‘殷文化甚低’、殷商‘尚在游牧时代’ 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流行已久的成说”。正是由于傅斯年在文史哲等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因而被学界誉为20世纪前半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的人物”。 作为一个一生代表着“浩然之气”的知识分子，傅斯年具有着强烈公共关怀精神。他虽然“缺少了要‘闻达于诸侯’的政治欲望”，却有着“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报国情怀。“从早期创办‘新潮’的高唱反封建、反侵略开始，到‘九一八’事变后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及抗战时，在国民参政会的实际参与政治，都表明了傅斯年是一个关心政治，也热衷于谈论政事的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对中华民族的加紧侵略，傅斯年更是以“书生报国”的激情，不顾个人安危投身于抗日救国、报效国家的斗争中去。抗战胜利后，他又积极投入到对国民政府的改造活动中。他指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我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般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与这些败类搏斗”。他不畏权势，不顾蒋介石脸面，连章指责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是不可救药的事，认为当时政府应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由于他生性豪爽直率，敢于仗义执言，不识明哲保身为何物，因而被时人誉为“傅大炮”、“中国蟋蟀”。 总之，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傅斯年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参政议政，“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以至于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骄子”。开展傅斯年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价值借用《傅斯年研究》一书中的话讲，就是“无论是从傅斯年的品性才质和人格魅力来说，还是从傅斯年的政治人格以及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影响来看，傅斯年都是一个‘无法绕开’、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人物”，“它不仅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傅斯年其人，而且对于把握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社会属性，探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及其功能与影响，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知识分子现代价值的再创造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