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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制定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重申深化和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这使广大世界史研究人员深受鼓舞，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某些空白得到填补，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果丰硕，发表著作700余部，论文4200余篇。其中，不乏上乘佳作，包括已出版的多部系列丛书，如《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已出6卷）、《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9卷）。这些丛书对我国学者曾长期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和全面的总结，有了新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第一手资料。利用原典文献、原始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显著增多；我国少数通晓楔形文字和拉丁文的学者，在古代西亚史领域提出了创新见解和观点。 二、注重以史为鉴。总结国外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当今的中国世界史学界已蔚然成风。由中国学者总结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往往可以看到外国学者注意不到或疏忽的地方。 三、努力加强对一些新兴的分支学科，如环境史、海洋史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前这些新兴学科正以巨大的步伐向前推进。 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在“十一五”期间，一方面我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在国内也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的一些学者可以用流畅的外语和国外学者直接进行对话，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得到对方的关注。 五、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得到很大的重视，除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12集）、《世界历史》（100集）之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故事性强的通俗读物，这些普及性的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 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展现“十一五”期间我国世界史的状态、进展与存在的问题，我们综合世界史各分支学科一些学者的概述，分别介绍如下。 世界上古史 “十一五”期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者共出版各类专著、编著、译著、教材、科普读物200多部，学术论文和评述文章470多篇（包括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10余篇论文），选题涵盖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不但数量上超过以往的几个五年，而且总体上看，质量也在稳步提高，部分专著与论文的功底扎实，论述精深，比国外高质量的相关论述并不逊色。从古代文献、考古材料出发，特别是从古语文献出发，提出与解决学科问题，已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的日常现象与判断学术成果水平的基本标准。 古希腊史研究方面，针对古希腊早期史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一些学者把相当多的注意力前移到爱琴文明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史领域，如对迈锡尼国家的起源及其特征研究。而希腊民主制度这一古希腊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一直是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对希腊神话与宗教的探讨，也是专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探讨演说或演说家与城邦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则是近几年学界出现的新视角。妇女史方向是现代新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 古罗马史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注意力最为集中的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史。除了对罗马国家性质、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转型这些较为宏观和中观的大问题之外，我国学者还对罗马政治史的具体问题如人民大会展开了翔实的考证。学者们也非常关注罗马作家的思想研究。 古代东方史研究继续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我国埃及学的突出特点是埃及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学人通过文献解读研究宗教问题、大量运用考古学史料进行王权等问题的探讨。我国长期缺乏一部全面阐释埃及考古学的著作，《埃及考古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译注》将这一重要文献从象形文字翻译成汉语，并对内容作了必要的注释，显示了我国埃及学家已具备比较娴熟的古文释读功夫。 古代西亚史的研究在一手史料的收集、解读上用功甚多，反映我国亚述学研究质的进步。吴宇虹的专著将亚述学的重要史料《汉穆拉比法典》等从楔形文原文译为中文，是对亚述学基本建设的一个可资圈点的贡献。拱玉书关注楔形字文书中的史诗神话文献，先后翻译出版了苏美尔史诗等作品，并以文献和文字研究为基础进行史学探究。李政对赫梯原始条约文献进行解读，对赫梯条约进行归类研究，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此外，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近年来世界史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古代民族问题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新方向。比较研究与中西交通史研究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中世纪史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涉及中世纪欧洲、亚洲等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研究的现状与水平。 研究的热点、重点、突破与创新 其一，诸多研究反映了对国际学术前沿的了解与把握。作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中国的中世纪史研究一直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发表在各大刊物以及出版著作的绪论导言中的国际学术综述和评论，例如，西方宪政史学研究新动态，中世纪研究的权力史新取向，犹太妇女研究的妇女史新领域，以及资本主义研究、农奴制度研究、黑死病研究、地方自治研究等问题的新见解，等等，都说明了中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对国际学术前沿有相当了解。 其二，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者的研究有自己的视角与方法。中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在“十一五”期间，有其特别鲜明的体现。例如，中国学者在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视角，凸显了西方学界所轻视的经济基础（《前工业社会中西经济周期性升降的比较研究》等）。尤其是对于中世纪商业、商人、城市等问题的探讨带有突出的中国学者的现实关怀（《走向重商时代——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等）。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大学、宗教、妇女等问题的研究，同样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比较眼光。至于政治法律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法律的研讨，则未始没有他石攻错的思考。尽管只有少数研究是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正是在这样的比较研究思路中，中国学者已经有了对西方中世纪历史的概括与总结。这以《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最为突出。该丛书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几代学者对诸多问题全方位的思考与总结。 其三，中国学者在史料的使用上也有相当大的突破，不少研究都以第一手史料为基础。甚至可以说，以第一手史料做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与趋势。例如，在古代晚期及拜占庭研究中，在奥古斯丁研究中，在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中，在英国中世纪政治史研究中，在文艺复兴研究及宗教改革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对第一手材料的细致解读。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展开的研究，显然是中国中世纪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也是向史学本源的回归。学界重视原始材料，也标志着中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起点。 问题与建议 其一，研究的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均衡。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欧洲中世纪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西欧中世纪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美洲的中世纪研究，少有成果问世，且非常薄弱。此现象的出现，主要由于国内人才培养不足、研究队伍建设不均衡所致。 其二，从研究本身而言，诸多问题与领域都有深化研究的必要。目前看来，综述性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小，说明我们还处于亦步亦趋的境况。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我们紧跟西方学术前沿；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不无盲目跟风之嫌，看似光鲜夺目，实则哗众取宠、虚浮无力。许多研究，其选题与论述仍然显得空疏，做不到细致与具体。一些研究或者老调重弹，或者蜻蜓点水。即使有些具有一定新意的研究，也往往是设想大于论证，或者材料不足，或者缺乏历史感，或者刻意求新。 其三，即使是原始文献的研究，也出现了视野狭窄、研究不深入等问题。此类研究，所依赖的原始文献，或者缺少史料的连续性，或者失之于琐碎与轻薄。尤其是，也许是关于各类思想家的材料相对容易集中搜集，或者是对于思想的关注更容易与时代勾连，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思想史的论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思想史对中世纪史学的侵蚀。由于此类入侵，政治史渐变为政治思想史，教会史成为教会思想史，社会史成为社会思想史。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当下自有其社会现实缘由。其定位与后果到底如何，一切都尚待时间的检验。 由于理论指导的缺失，资讯大爆炸，自说自话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在中世纪史领域，以问题史学为主导、以二手材料为支撑的研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此乃问题史学的困境。当问题史学退隐之时，材料史学则日益彰显。当下学界的学术清议或者评价标准已然发生改变。尽管仍然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进行原始材料的研究，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机构开始接受和实践着以原始文献进行中世纪历史研究的理念。 （黄春高，北京大学） 世界现代史 “十一五”期间出版了世界现代史相关著作200多部，发表了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300多篇。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资本主义问题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处于世界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对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劳工问题的研究上。 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的表现。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30年代大危机》认为，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总体上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大危机。《胡佛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与反危机政策的失败》一文认为，胡佛反危机政策的失败，标志着美国传统放任主义的正式终结和全面的国家干预主义时代的即将到来。《从“货币战”到“有限合作”——1933—1936年美英法三国货币外交》一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美英法三国的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一文，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问题。《应对危机：尼克松政府对外经济战略与政策研究（1969—1972）》、《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两本专著，则是研究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代表性著作。 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问题上。 《试论美国劳资集体谈判的确立——1935年〈瓦格纳法〉的缘起》，论述了美国工会如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平衡力量，通过集体谈判签订劳资合同，合法有序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法国集体谈判模式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1936年大罢工与马提尼翁协议探析》则研究了1936年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法国工人集体谈判模式的确立问题。《试论德国〈企业代表会法〉（1920）的缘起》和《二战后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的重建（1945—1952》，探析了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的缘起和战后重建诸问题，探讨了重建企业代表会体制对联邦德国的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拉美国家劳工立法的发展》，介绍了20世纪拉美国家劳工立法的发展情况。有学者论述了当代俄国劳工史研究复兴的原因和特点，指出当代俄国的劳工史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大的突破。因此在对工人运动史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把劳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并有学者就如何充实新的劳工史研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问题 世界现代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是20世纪引发国际形势、国际格局重大变化而震撼世界的两件大事，也是世界现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苏联解体后，对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公开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也开始出现。 《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作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不能以俄国工业革命落后来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前提的成熟。《十月革命和俄国现代化进程》一文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党顺应形势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是俄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学者们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并不因为苏联解体而打折扣，也不因为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一时挫折而黯然失色。 在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的作者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提出并推行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则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等因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对苏联解体历史教训做出理论性的总结。《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则从社会阶层行为与制度变迁互动的视角，探讨了苏联社会结构嬗变及苏联的剧变。 现代史研究的其他重要问题 有关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的讨论，除了钱乘旦和李世安的争论之外，陈晓律、于文杰认为应当以生产方式为线索建设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王加丰则同意“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及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并认可“现代生产力发展诸阶段构成世界近现代史体系的基本框架”的说法。 于沛指出，世界现代史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或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出现了一个到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世界现代史的主线。 世界现代化问题仍然是“十一五”期间的一个热点问题，有不少新作问世，《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本堪称代表作。而《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内容涉及了中东封建社会的历史传统和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历程等。《印度独立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抉择与实践》和《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分别探讨了这两个国家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典型意义。 二战史研究中有关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相对集中，其中九卷本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选择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讨论了二战期间的日本世界战略、美英东亚战略、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的关系、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对华政策、英国对华政策、苏联对华政策、德国对华政策等，主题突出，材料翔实，引用了大量最新解密档案资料，是二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二战研究在中国》一书，则对60余年来中国的二次大战史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真实的总结和介绍，是一部融学术性和史料性于一体的工具书。 冷战史的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冷战的起源和过程。其中有《中苏关系史纲》、《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1941—1981）》、《美国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等著作。此外还出版了一些美国外交档案文选，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等。 存在问题 第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明显，和平、发展和合作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第二，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应加强理论探讨和研究。 （李世安 庞永锋，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近代史 “十一五”期间世界近代史领域成果丰富，由于许多成果分属于地区·国别史范围，所以此处仅对一些跨地区甚至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进行总结。 大国兴衰问题在近几年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其背景是中国快速走向世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国际作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齐世荣领衔主编的几种书，包括单卷本《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两卷本《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以及多卷本《强国兴衰史丛书》。与过去国内的国别史著作相比，这些著作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即大国兴衰的角度切入，讨论“大国”在近代的起落变化，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发展的思考。 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是近几年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研究》2008第2期开辟专栏对此进行了讨论，目前的代表性观点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钱乘旦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围绕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的，由此应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让历史研究更贴近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脉络。 第二，李世安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化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决不能“陷入西方学者设置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陷阱”；“中国原有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指苏联教科书体系）如果有“不尽人意之处”，那么“改进的空间主要是怎样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来的新问题”。 第三，陈志强提出要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离开了人与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回答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多种文明何以具有不同的特点”。 第四，向荣认为二战后人类面临着构建“和谐世界”的共同任务，而“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中国对当代世界格局理论的一大贡献。 第五，俞金尧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因此学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进行研究。 不同观点的出现说明：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角度已成多元趋势，国内学术界开始探索和建设科学合理的世界史新体系。 20多年来，世界现代化历史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领域，这几年关于地区和国别现代化的研究的新成果包括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增订版），董正华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艾周昌主编的《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苏振兴主编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吴建华著的《东瀛史论——日本现代化研究》，董经胜的《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马丁的《瑞士现代化进程研究》，等等。在此背景下，多卷本专题研究丛书《世界现代化历程》试图对过去20多年来世界研究的成果作一次总结。全书共10卷，已出的6卷是：钱乘旦主编的《总论卷》，王铁铮主编的《中东卷》，陈晓律主编的《西欧卷》，董正华主编的《东亚卷》，韩琦主编的《拉美卷》，李剑鸣策划的《北美卷》。这套丛书按地区或洲分卷，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甚至各大洲现代化的不同模式。“模式”探讨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旨在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展示给读者。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从目前的情况看，学者们主要从国别或地区史的角度讨论各自相关的民族主义问题，而理论探索和宏观比较方面则基本未开始。在论文方面，有《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的蜕变》、《启蒙运动和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西班牙历史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界定》等；在专著方面，有李安山的《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张爽的《美国民族主义：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等。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是当代世界面临的重要现实，同时也是理论和学术界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在这方面研究不仅起步迟，而且研究浅，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我们期待着更多、更有分量的新成果问世。 （钱乘旦，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