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满是转折，像极汉字笔画。生逢历史转折之际，自我顾盼或后人阅读之时，总是容易生发更多感慨和思索。 对于这一点，赫尔曼•赫塞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至深印象。 只有在两个时代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如果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在中世纪生活，那他就会痛苦地憋死；同样，一个野蛮人生活在文明时代，也肯定会窒息而死。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中，对他们来说，任何天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都丧失殆尽。 赫尔曼•赫塞《荒原狼》 赫塞到底是诗人和最后一名浪漫骑士，短短一段话，智者的敏感、尖锐、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与文人的偏激、矫情、不合史实的夸大其词，简直是密不可分地共冶一炉。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真理总是骑在谬误的背上飞翔。 但有一个人，还就真如赫塞所言，生活在这种古希腊罗马人-野蛮人，文明时代-中世纪的交替与交错的时代，并且最终“痛苦地憋死”，他就是本篇主人公，狄奥多里克王朝的鲍依修斯。 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东哥特-意大利，正处在一个“三驾马车”的时代。古罗马文明残体、日尔曼蛮族与基督教势力，仿佛三匹力量不同、各有方向、但又紧紧缠扣的马，将古罗马帝国疆域为中心的欧洲历史，拉扯成一团乱麻。鲍依修斯，就是这团乱麻上一根脆弱的生命之线，最终被历史的车轮“车裂”而亡。 鲍依修斯（480—525年）的简历，赵敦华帮他撰写得最为简捷明了：出身于显赫的罗马贵族家庭，早年在雅典学习哲学。5世纪末，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占领罗马，建立了王国。从510年起，鲍依修斯在东哥特王朝任大臣。523年被控叛国罪下狱，两年后被处死。（《基督教哲学1500年》） 鲍依修斯名传后世，首先得于他的学者形象。据说他曾在雅典最著名的大学求学、研读18年，拥有纯正而渊博的古希腊罗马知识。他曾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全部著作译成拉丁文，并实际完成了其中部分及注释。他所写的算术、几何、音乐教材，是中世纪学校运用最广泛的教课书。他所写的神学著作，成为后来经院神学大师阿奎那重视和注释的对象。鲍依修斯还精通机械学、天文学、逻辑学和金融钱币学，并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身边所有的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贵族、平民还是穷人。“他的生涯和著作与当时文明的普遍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罗素《西方的智慧》） 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人物，加上贵胄世家的徽章和王朝重臣的身份，天然地成为那个告别的时代最好的见证人和凝聚折射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鲍依修斯和“三驾马车”的关系。 为了说明鲍依修斯的贵族出身，伟大的爱德华·吉本造了一句卖弄与妙趣想象力合二为一的句子：鲍依修斯元老是加图和塔利同意视为同胞的最后一个罗马人。加图（公元前243-149年），就是那个被称为罗马共和国原则和良心的大加图，一个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的元老院首席元老，他那著名的“必须消灭迦太基”的结束语，树立的是一个“罗马原共和主义者”的形象。加图都同意认可的，自然也就是“免检产品”。塔利就是西塞罗，一个同样热情汹涌的罗马共和制的维护者，也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鲍依修斯的拉丁文全名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吉本据此说，他继承了当时的帝王都渴望能有此出身的安尼西安家族的遗产和荣誉，而他的曼里乌斯名号更使人相信，他的确是或被假定是一群曾把高卢人逐出太阳神庙，并为了共和国的纪律牺牲他们的儿子的执政官和专制君王的后代。鲍依修斯出生之时，西罗马帝国已灭亡4年，按照严格的历史纪年，他已经不属于正儿八经的“罗马公民”，而是中世纪的封建臣民了，但他偏偏又是个正宗嫡传的罗马贵族；而且，历史还特意把他安排在由一个蛮族首领“克隆”重建的“晚霞中的古罗马”，这或多或少，也算是命运之神一个小小恶意的玩笑吧。贵族，从来是高贵与败坏的同体称谓。生逢由血腥狂暴走向迷信黑暗的世纪末，太多的所谓贵族，容易成为赫塞笔下狂躁不安的荒原狼（在中国则是张岱、朱耷和《茶馆》里溜鸟的八旗），或成堆成群的废物，在放纵、荒谬、痛苦的命运感中踏上不归路。但鲍依修斯，却表现得截然相反。 罗素一提到鲍依修斯，就说到他始终是狄奥多里克的朋友。这种说法的根据，我们不知在哪。但可以肯定的是，从510年起，鲍依修斯就是狄奥多里克非常重要的一员大臣。在13年的从政生涯里，鲍依修斯担当的，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分管文教卫体的官员，教育、艺术、天文和神学，都是他展示才华和学识的领域，他也确实做出了无损令名的成绩。事实上，不仅鲍依修斯本人是名出色的执政官，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表现不错的执政官。对于鲍依修斯的行政能力，罗素有一段这样的话： 把鲍依修斯当作一位脱离当时实际的象牙之塔里的思想家，那就错了。相反，更像古时许多哲学家那样，他身处实际事务纷扰之中，显得是一位有才干而头脑冷静的行政长官。从这个意义上说，鲍依修斯是希腊罗马文明与蛮族政治间的一根坚实而优质的纽带，当这根纽带被人为绷断时，也就象征着，整个西欧历史的航船与古罗马文明的海岸彻底断缆，迅速消失在中世纪茫茫黑夜的海面。 最后，鲍依修斯和基督教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一如既往地引用潇洒而随意的罗素博士的话：当然，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对于罗博士的这句话，可资佐证的材料在《牛津基督教史》里可以找到：到5世纪30年代，基督教变成大多数有教养的罗马城市居民的宗教，除了极少数例外，占统治地位的上流人士全是基督徒。到5世纪中叶，罗马城市中的异教徒（包括不信教者）已所剩无几。作为一个有哲学修养的基督徒，鲍依修斯写过五篇讨论“三位一体”的神学论文（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不过基督教对于鲍依修斯来说，最深的痕迹恐怕是，他始终是一名正统的天主教徒，而他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以及东哥特族人，则是阿里乌斯异端派，所以，当鲍依修斯被处死以后，很长时间，鲍依修斯竟被推崇为被异端迫害至死的殉教烈士。历史的随意性于此可见一斑。而这貌似庄重而神圣的随意性历史的受益者，竟会是柏拉图，想起来不能不让人莞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罗马文明血脉、蛮族政治和基督教精神，仿如一种混合液体，如琥珀，紧紧凝结在鲍依修斯身上。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急剧失衡、天崩地解、高度迷狂的年代，一个注定无处可逃的心灵，鲍依修斯留存在历史底片上的精神图像，透过残篇断简，映出的竟是一幅超然万物的“纯哲学的宁静”，迥然有别于荒原狼和八旗子弟，也有别于他同时代前后的众多杰出或愚暗的心灵，无论是残余贵族，还是基督教父。既非麻木的无动于衷，也没有迸发出激情创痛的呐喊与悲愤；无辜遇死，一心追求竟然只是心如止水，让万种思虑化解如风，这是鲍依修斯最让人惊异之处，也正是那个重大而特别的历史转折年代的浓缩写照与印证。 让我们重温一下鲍依修斯的死亡经历。 提起鲍依修斯，人们通常都会讲到这件事。公元523年，鲍依修斯以叛国罪被判死刑，在监狱等死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哲学的安慰》。死刑犯在临刑前产生哲学性的幻想和写作激情，我相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在一年多时间，写出“中世纪不可多得的文情并茂的哲学作品，有人将它评价为“可与柏拉图与西塞罗著作相媲美的金色篇章”。（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就恐非常人所能为了。 鲍依修斯遭“误杀”的背景和原因，上篇文中已有说明；但这件事情具体的前因后果，只有吉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故事。而且，吉本叙述这故事的风格也与太史公相似，激情洋溢，口齿不清，个性鲜明。由拜占廷皇帝引发的集体肃反案在东哥特-意大利上演后，元老院一名叫阿尔比努斯的元老被指控，罪名据说是，胆敢希望使罗马获得自由。看不过眼的鲍依修斯勇敢地站出来，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如果阿尔比努斯有罪，那元老院和我本人也必然都犯有同样的罪行。而如果我们全都无罪，那阿尔比努斯便应当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鲍依修斯充满自信的辩护的结果是，他陷入了与他的当事人同罪的境地。很快被拘捕，然后被流放到意大利西北部的帕维亚。 备受后人由衷赞誉的吉本，给鲍依修斯的辞别人世，留下了这么一幅真伪莫辨的图画：一根粗绳绕在鲍依修斯的头上，然后用力收紧，直到他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被挤出来，这时用棍棒打他直到他咽气的温和的酷刑倒应该说是一种仁慈了。这究竟是吉本大师丰富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历史再现，我们实在无力知晓。总之，鲍依修斯死了，“痛苦地憋死了”。 死之前的鲍依修斯有充裕的时间，为《哲学的安慰》画完最后一个句号。这部书名充满文艺性魅力的自我告解集，是鲍依修斯至今仍为文史学者们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罗素对它照例也是毫不吝啬地赠予了文如泉涌的绝妙好词。 书中没有丝毫当代那种迷信与病态的迹象，没有罪孽的萦绕以及过分强求那不可及事物的倾向。书中呈现一片纯哲学的宁静——它是如此宁静，假如该书写成于顺境，或可被视为孤芳自赏，但该书却是著者被判死刑后在狱中写的。 罗素《西方哲学史》 要评判作为行政官员的鲍依修斯，需要把他放入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放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辅之于大量具体、细致、客观的事实材料；要认识作为文人学者的鲍依修斯，就绕不开《哲学的安慰》，因为除了5篇神学论文，一些译作、注释文和各种教材类小册子，《哲学的安慰》是鲍依修斯不多的原创性作品，而且，肯定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艺作品。 但我手边暂时还没有这本书，有的只是赵敦华的介绍分析和罗素的评语。为了获得一个真正“整体”性模块，我从《西方哲学史》把下面这首诗全文切割下来，尽管该诗实在有点长，但舍此再无其它较完整的原始材料。罗素说，这首诗在哲学含义方面和波普的《人论》（Essay on Man）很相似。 你如果以最纯洁的心 观看上帝的律令， 你的两眼必须注视着太空， 它那固定的行程维系着众星在和平中运行。 太阳的光焰 并不阻碍他姊妹一行， 连那北天的熊星也不想 叫大洋的浪花遮掩她的光明。 她虽然看到 众星在那里躺卧， 然而却独自转个不停 远远地隔开海洋，高高地悬在太空。 黄昏时节的反照 以其既定的行程预示出 暗夜的来到， 但那晓星则先自白昼而隐掉。 这相互的爱情 创造出永恒的途径， 从众星的苍穹之上 除去一切倾轧的根源，除去一切战争的根源。 这甜蜜的和谐 用均等的纽带束缚住 所有元素的本性 使那些潮湿的事物屈从于干燥的事物。 刺骨的严寒 燃起了友谊的烈焰 那升腾的火直升到至高之处， 留下这大块的土地没入那深处的故渊。 万紫千红的物华 在阳春发出馥郁的香花， 在炎夏产出成熟的五谷 在凉秋带来硕果累累的枝桠。 上天降下阵阵的暖雨 再为严冬把湿度增加。 举凡生活在地上的众生 都受到这些规律的滋养和育化。 当他们一旦死去， 这些规律又把它们带到各自的际涯。 彼时造物者高高坐在天上， 俨然把统驭着全球的绳缰在拿。 他作为它们的王 以显赫的权力君临着万物。 它们由他得生，蕃衍，和跃动 他作为它们的法律和法官对他们加以统辖。 凡以最快的速度 疾驰于其行程的 经常为他的大能引向后部， 有时更突然迫使它们的进程就此停住。 若非他的大能 限制它们的暴躁， 把那狂奔不息者纳入这圆形的轨道， 那至今装饰一切的 凛然的律令 怕早已破灭毁销，而 万物也将远离其太初以来的面貌。 这强有力的爱 普及于一切， 一切返本还原 寻求至善的众生。 若非爱情将 世间的事物 带回首先给予其本质的根源 世间将没有什么得以持续永远。 这诗确实长了点。 《哲学的安慰》采用的是散文和诗构成的对话体形式，鲍依修斯自称时，用散文；哲学女神的回答，则借以诗歌。上面这首诗，大概就是哲学女神的回答。坦率地说，这不说是首十分糟糕的诗，也确实算不上一首精彩动人的好诗。它和中国宋朝的那些说理诗非常接近，读之味同嚼蜡，读后兴昧索然，通篇是些哲学理念的堆砌，不用读完，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了。如果以这首诗为标尺，加在鲍依修斯和《哲学的安慰》一书上的众多溢美之词，实在有点浪得虚名。也许，这首诗并不是其中的佳作，况且翻译也在添乱，让人遗憾，脾气不好的简直会发火（单是那些变化无常的人称代词就让人丈二金刚）。何兆武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但《西方哲学史》中的瑕疵，实在不只一处。上面提到的波普的《人论》，恕鄙人学疏识浅，我只知道卡西尔的《人论》，我衷心祈愿这不会是个恐龙级的笔误。 相比之下，赵敦华笔下的《哲学的安慰》，要有吸引力和魅力得多。无论是谈命运的不幸和变幻无常，还是天命决定和人的自由选择，谈恶的来源和智慧的关系，这些纯哲学或说是纯神学概念的话题，即使对当代人而言，也依然有因人而异的生动感染力。比如，针对鲍依修斯指出，人生的命运与自然的秩序都是同一的，它们支配着万事万物的流逝往复，不依人的愿望停驻于某一处（浮士德的理想）。命运女神如是说，“如果你对所失去的有所报怨，如果不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失去，我还能行使我的权力吗？睛天后面是阴霾，鲜花与收获的季节过后是雨露时节，大海有权平静地微笑，也有权在风暴与巨浪里咆哮。我岂能因人的贪得无厌欲望而固守恒常。恒常不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性是场不停的游戏：我的轮盘快速飞转，高兴地把低者抬高，让高者降低”。一叶知秋，能写出这样句子的人绝非浪得虚名，“居长安也易”，可见没在雅典白混18年。赵敦华据此分析到，鲍依修斯从命运无常的本性中悟道，一切依命运降临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追求的幸福是“这样一种善，人一旦获得它，就不再有进一步的欲望。它是善中之至善，包含着一切善”。显然，官职、名誉、门第、财富、享乐都不是至善，它们会引起更大的欲望。只有美德才是人通过自己追求、不依赖命运即可获得之幸福。熟悉希腊罗马哲学的人看得出，这一结论在斯多噶和新柏拉图学说里随处可见，但联想到鲍依修斯的人生遭际，这个结论也完全可以视为鲍依修斯本人的发现和感悟，它与鲍依修斯的命运水乳相融，成为照耀他命运旅途的指路航灯。凭籍这一哲学之光，鲍依修斯找到了人生的安慰，他可以安然上路了。至于后来的多事之人，从《哲学的安慰》一书中，看出鲍依修斯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或是一位基督徒，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早已是无关痛痒的皮屑无趣之事。 从鲍依修斯为阿尔比努斯铿锵有力的辩护短语中，清晰地透露出鲍依修斯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性情中人禀性，依稀闪现着西塞罗当年的风采。但一朝被下狱，自知难逃一死，鲍依修斯反倒泰然处之，力求心平气和。我们从《哲学的安慰》书中和其它史籍里，见不到鲍依修斯对于狄奥多里克，对于不公之命运的狂躁与愤疾。自问自答的化解方式，重现了苏格拉底的精神风貌。这一点颇能引人联想，古希腊罗马文明第一位哲学大家，粗略地算，始于苏格拉底；而鲍依修斯，正好处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蛇梢末端。虽然俩人在哲学史的影响天殊地别，但就他们的赴死心态而言，也算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了。 平心而论，在西方文化史中，鲍依修斯并不是一位有着独创性的思想者（罗素博士那些偏爱有加的溢美之词，只能从罗博士的主观角度去理解，而不宜从鲍依修斯的客观实际去认识。稍有眼光的人，即使从赵敦华引介的内容也能看出，鲍依修斯的文学才华有限，思想的个性力度与深度，更是止于重复前人的话语，以今人之视野面对，多少散发着一丝平庸的酸腐之气。但就鲍依修斯所处的时代而言，他至少没有堕入荒唐、疯狂、迷信的时代漩涡，他还是一个清醒、理性的古典文明式文人学者，在一个极端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全面笼罩、扭曲人性的年代，这已是难能可贵）。从哲学角度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从基督教神学而论，鲍依修斯的才华和贡献，远远无法跟他之前的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相比肩。严格地说，鲍依修斯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文学作家。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掩盖鲍依修斯在文化史的地位和意义。如前所言，这地位和意义有一多半拜他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所赐。当狄奥多里克以他卓有成效的文治武功，为古罗马帝国唱响送行的挽歌，鲍依修斯则以最后一位古典式文人学者的形象，作别了整个希腊罗马文明。浅浅淡淡的晚霞，是古典文明最后的明眸和灰烬。数百年后，当伟大的文艺复兴曙光晨曦初现，意大利、法国等西欧人文主义者从深埋地下的灰烬中，重新抖露出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荷马等全部的古典宝藏时，其中有一条若隐若现、若断若续的细细灰线，就是鲍依修斯当年留下的。 2004年5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