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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去过北京景山公园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在“煤山”上曾经有一棵歪歪扭扭的古树，据说那里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上吊，从而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地方。其实360多年前的那场甲申事变，有很多人都说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那么在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次的因素。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就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先生为我们来进行演讲。欢迎您，王先生。 王家范：您好，谢谢。 主持人： 首先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王家范先生。 王教授是在1938 年出生在江苏省的昆山市，1957年的时候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一直到现在。现在王先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华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及上海市历史学会的副会长。长期以来呢，王先生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科研呢是主攻中国社会史，当然有很多的代表作，其中包括了像《中国历史通论》，《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以及像《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等等。 主持人： 王先生，看过您的简历，知道您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不久。 王家范：对。 主持人：不知道当时的战乱给您的童年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家范：那个年份尽管刚出生，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个人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可以告诉大家，可能你们不能相信，因为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惊恐万状，最后在一个乡下生下了我，过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她把我生的那一天日子给忘了，所以我是没有正确生日，我的身份证上的那个号码是我最后一次填写档案的时候写下的号码，所以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忘。 主持人：这个战争留给我们非常残酷的记忆，那对于您后来的求学生涯会有影响吗？ 王家范：有影响。但是我想，因为我好像前几年我的有个朋友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我为他写了一篇长达八千字的长序，序的题目就是说“从历史的集体的无意识（谬误）中走出来”，我想我现在阅历多了，年岁大了，所以对这些事情不会再有原先那种简单的愤慨，而是更多的是深层的历史思考。我们这个人类能不能避免像过去那样的悲剧，这是我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 主持人：思考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是和您多年关注历史，研究历史有关系吗，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要学习历史呢？ 王家范：那当然有很多偶然，我觉得往往一个高中生上什么专业，这些跟他的老师有关。我高中的历史老师，矮矮胖胖，苏州人，那个课真是迷人，从此我也幻想能够成为他那样一个，在课堂上能够讲历史课迷人的老师，这样我就踏进了华东师大。 主持人：进入了华东师大，学习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古代史？ 王家范：那也可以说，我毕业的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是学校定的，搞什么专业，也是老师定的。你要问我，我喜欢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实际上我在大学时候最喜欢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但是分配下来，把你放在中国古代史，一放我就出不来了。 主持人：那现在关于中国各个朝代，各个朝代的君主，也会有很多的电视剧，您会看吗？ 王家范：一般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我是都不看的。但是有一年我看了一部片子，唯独的一部片子，《康熙王朝》，所以我有《康熙王朝》的评论。 主持人：对它怎么评价？ 王家范：我觉得还不错，朱苏进（编剧）这个人是有思想、有深度的一个戏剧家，其实这部片子背后的很多东西，好多观众都没有看出来。 主持人：至少能够看得出有人在努力尝试着去探索那段历史的真相。 王家范：对。 主持人：好，我想我们在了解了王先生之后呢。就请王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明清易代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有请。 王家范：好，谢谢。 王家范：那么今天要讲的，是在360 年前，1644年的北京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变。那么这个事变的最终结果呢，大明王朝被清朝所取代，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又一次改朝换代，这件事情在明朝末年的人看来是天崩地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北京的老百姓在事前几乎没有思想准备。3月16日，我这里说的全是阴历，3月16日，李自成军队已经到达了北京的西北，昌平，火烧王陵，消息传过来的时候，京城里开始有点紧张。3月17号兵临城下。3月18号晚上，在外城，前门的南边，当时叫广宁门，现在叫广安门，有一个明朝的太监把城门打开，让义军进入，所以义军在当天晚上一直进到今天的复兴门，当时叫宣化门一带。3月19号的凌晨，大明王朝的另外一个内贼，把正阳门前门打开了，义军进入内城。中午时分，李自成从德胜门进来，由明朝的太监引路，今天讲是天安门，从承天门进入皇宫。在此之前，晨光微曦，天还有点暗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从皇宫的后面走出来，逃到了煤山，就是今天的景山，上吊自尽。 王家范：那大军进北京以后，在整个北京前后呆了42 天。4月13日，李自成带领十万大军奔到山海关，为什么呢，想解决防御清军第一线的军事领导人问题，因为对吴三桂不信任。没有想到，吴三桂已经勾引清军进入到山海关山头，所以李自成军队遭到清军突然袭击，惨败。溃败以后，李自成的军队退回北京。4月30日，李自成火烧皇城，匆忙地向山西，河南方向逃跑。当时北京老百姓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五月初二晚，清军已经到达北京城下，初三北京的官民以为是明太子来了，穿着一身白的丧服，打开朝阳门，朝阳门是今天北京城的东面的齐化门，迎接明太子入城即位，继续明朝的历史。没有想到，等到抬头一看的时候，愣了，来的人是谁呢？人高马大，满装长辫子的多尔衮。而且被通告，这不是皇帝，这是摄政王，我清国的皇帝去年已经登基了，尔后就到。这皇帝是谁？大家知道吧，就是顺治皇帝。这段历史事变简单交代过去。 王家范：从那个时刻起往后，一直到去年满360 周年，因为那年是甲申年，去年也是甲申年，甲申360周年，那么始终有人在检讨、反思这段事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叫纷纷乱乱，剪不断，理还乱。我解释一下。这部书的作者，关心文学的人都知道，我们著名的小说，明代小说《三言二拍》，这是《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在崇祯死后的第二年，收集各种笔记回忆汇编成的，第一部关于甲申事变的书，叫《甲申纪事》。大家看序，可能看不清楚，你看序上面说的清楚：“甲申事变，天崩地裂，悲愤不已”。这个大概是我认为最早出版的第一本关于“甲申事变”的历史书，以后书多了。那么我要总括一下，大概各种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我可以说很纷乱，但大致，有的说，明朝是亡于流寇，有的说，明朝是亡于清人，也有的说，是明朝亡于宦官。说亡于流寇的，这很实际，清朝皇帝进关以后，一再揭示这么个调子，我们不是从明朝人手里拿的天下，明朝是亡于流寇，我们进关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重开新天。那么说宦官的呢，大半都是明朝的士大夫，因为崇祯皇帝晚年宠信宦官，宦官没有人不讨嫌，再加上这次开城门，把义军放进来的也是宦官。但是更多的明朝遗民想的要比这种观点深。他们认为，明朝碰到的一个是流民起义，他没有解决好，一个是辽东的满族的兴起，我们叫辽东问题，没有处理好。它是两头，一头是内乱，一头是外患，两头夹攻，顾此而失彼。假如说只有一头，也假如说我先解决这头，再解决那头，那么明朝的灭亡，好多明朝遗民认为，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王家范：事情已经过去了，明已经亡了，那么问题还存在。这个存在就是要往这个表面现象再深下去，流民问题解决不好，辽东问题解决不好，这些应该问谁的责任，那毫无疑问，大明君臣，你们是保社稷，平天下，安天下，是职责所在。所以这下子就有个“历史问责”的问题，那么这个历史问责，我读了很多，水平高低，不完全相同，这里大有区别。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有一个西方学者，这个人叫弗兰克，写了一本书叫《白银资本》，这本书在前两年，在大陆非常流行。他根据大量史料记载说，16世纪的中期到17世纪中期，也就是明中期到明末，欧洲跟中国的贸易非常繁荣，而且当时欧洲跟中国的贸易，他们要我们的东西多，能给我们的少，因此大家很明显地看到在欧洲是入超，在中国是什么？出超。 王家范：这个一百年里面，欧洲买中国东西进来的白银多少呢？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特别西文的记载，现在算出来的数字是七千到一万吨白银，按照“中国十六两制”是三亿两千万两白银。这个白银是什么概念呢，是当时全世界的白银的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所以弗兰克是反对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的，他认为在19世纪以前，已经全球化了，而且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心，不是欧洲，是在中国。那么我今天要表一下态，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四篇文章，跟这位先生讨论，总体我这样说，我感觉到，中国人计算钱财的理性，中国人开发经济的素质和能力，我们在历史上从来不输于外人。明朝中后期的大量史料说明，当时手工业发展，农产量全世界最高，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地区贸易，国际贸易非常繁忙，城市繁华到极点，这一种记载可以说不胜其详、目不暇接。弗兰克等西方学者就是看到这些之后感觉到，你们明朝之富啊，富到什么地方呢，满地都是白银的样子，因为那么多的白银进来。所以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我说，第一，他说的不全面，第二，言过其实。不全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就是只看经济，只看表面，没有看到经济背后的很多东西。这一点我从来跟弗兰克先生说，你是外国人，你不可能理解，我原谅你，但是我要跟国人说清楚，经济发达背后的原因是更要我们深层思考的。你想弗兰克说东南沿海比英国水平都高，我也承认。我研究江南，明清的江南发展水平在世界上是不低的。但是我说，你不知道，中国是个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江南不是江南的江南，而是中国的江南。 王家范：它是归全中国管的。第二，你怎么能把中国仅拿出一个东南沿海（来比较）呢，那我知道弗兰克也清楚，假设不讲东南沿海，不讲江南，讲别的地方，他那个反欧洲中心学说就叫不响。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是可以最富的江南，那里是最穷的西北，那是中国的高度发展不平衡的贫富两极，你怎么能丢开不说呢？我做了一个统计，明朝末年的财政收入，我们江南“苏州、松江、常州”三个府，三个府的人口、面积、耕地，我讲面积是占了全国的百分之零点三，耕地是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二点八，但是这三个府的财政的收税的总量是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六。这种劫富济贫式财政政策，其实两头都没有得到实惠，隐患非常严重，今天不能详细说。我还是回到《白银资本》上，你说滚滚而来的白银那么多，事实有那么多数量吗？是有的。但是进来之后，还有大堆问题你不问？我下面问几个问题，我想这些应该问的：这么多的白银闪闪发光，在哪些人手里，派什么用场，是用来发展经济了，改善国民生活了，还是派别的什么用途了？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说经济背后需要追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