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中国社会，我们正在努力把人治国家、人治社会改造成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今日所谓“法治”，要求国家社会的一切制度安排和事务运作皆符合法的规约，因而要求国家权力合理分配并相互制约，并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安全、权利和自由。法治需要每个人的依法自律，无论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都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不受宪法和法律的规制，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这是以今日话语表述今日社会所要建构的法治秩序。但周末秦汉之世，中国社会的话语中，所谓“法治”可能另有含义。 《礼记·乐记》中说，“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史记》录此语入《乐书》。《史记集解》引王肃曰：“作乐所以法其治行也。”《史记正义》：“此广乐所以须节已。言先王为乐必以法治，治善则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礼记·燕义》：“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礼记》中所用的“法治”一语，其义应为依法治事（治乐、治军）。 《荀子·王霸》：“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荀子》所谓“治法”，是指适合于治国之法；所谓“法治”，是指法已达到治国之效。 《韩非子·有度》：“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在韩非子看来，以法治国只是治国的一种手段。 《淮南子·氾论》：“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法治之源”在于“大人作而弟子循”（且因时而变，与俗同易），其“法治”之本质是君立法以治臣民。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说，“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记·蒙恬列传》中说：“（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其所谓“法治”是指以法治罪，是君王或君王所派遣的官吏以法治人（主要是以刑法惩罚人）。 《汉书·梅福传》：“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汉书·张敞传》：“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其所谓“法治”就是用法治世、用法治民。 《周礼》：“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天官冢宰》）“党正各掌其虺之政令教治。……凡作民而师田、行役，则以其法治其致事。”（《地官司徒》）“射人……掌其治达，以射法治射仪。”（《夏官司马》）“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夏官司马》）“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秋官司寇》）从《周礼》看，以法治官，以法治民，应该是秦汉“法治”内容最通俗的表述。 综上考述，在周末秦汉之世，所谓“法治”，是指以法治事，主要是指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或者说以法治国，以法治世。这样的“法治”，是君王以法治臣民，君王并不受法的管治。所以，应该说，周末秦汉人话语中的“法治”有别于今人话语中的“法治”。其所谓“法治”实际上是人治，是君王制法以治臣民。 周末秦汉之世人们话语中“法治”其实是一种“人治”，是否意味着，中国上古之世不可能存在类似于今日意义上的“法治”的理念？我的看法是，不一定。我们的考查不必拘于字词，应该强调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之实质。我认为，在上古之世的相关话语中，表述类似于今日所谓“法治”的理念的词语，可能应该是“礼法”、“礼制”、“礼谊”之类。 《尚书·仲虺之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以礼制心”强调的是自律，是礼制之下人人衷心遵守规约。 《礼记·礼运》：“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运》）“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曲礼》）“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乐记》）礼承天道、治人情、定亲疏、别同异、决嫌疑、明是非、定君臣、位贵贱，按《礼记》之意，礼之成制，很类于今天的宪法和法律。 《荀子·王霸》：“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的“礼法”应该包括宪法和法律，其“礼法之大分”很类于今人所说的“法治”。 《商君书·更法》：“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商鞅属意于“法”而欲摒弃“礼”，但基于当时社会的习惯和话语，他回避不了“礼法”。 《淮南子·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而示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惠子崇于“礼”而鄙于“法”，其“治国有礼”一语说明，在他心目之中，“礼”类于今日所谓之“法”。 《汉书》：“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成帝纪》）“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礼乐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艺文志》）“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腄，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货殖传》）“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游侠传》）明礼制能序尊卑，能使“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刑罚只是礼法的辅助；“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国家社会不能“齐之以礼法”，就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秩序。《汉书》中所言的“礼法”、“礼制”和“礼谊”，很类于今日所谓“法治”。 上古所谓“礼法”，最重要的，是帝王和臣民共同遵守。这就是说，礼法是君臣百姓的共同规范，是君臣百姓人人以之自律，并据之人人获得名分，获得利益、获得自由和安全，进而使社会得到秩序和安定。君王循礼而治臣民，朝廷以礼以设百官，百官以礼而管理各类事务，士农工商各以礼而从业，以礼而生活。君守为君之礼，臣守为臣之礼，民守为民之礼，父母守父母之礼，子女守子女之礼，家庭以礼和睦，朋友以礼交往，社会以礼安定。所谓“礼法”，人人必须遵循，人人不可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