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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考达科夫斯基的土尔扈特蒙古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5-13 孙力舟 参加讨论

    清朝乾隆年间,居住在欧洲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为反抗俄国的压迫,举族万里东归,击败敌人的围追堵截,跋涉无人的沙漠戈壁,终于回到故土——中国新疆,并受到清朝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救济安置。这个英雄故事,已经凝结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
    鲜为人知的土尔扈特汗国
    如果不是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对土尔扈特人在东欧建立的政权——土尔扈特汗国(17世纪初至1771年,国外研究者一般称为“卡尔梅克汗国”),可能并不熟悉。据笔者的研究,这是一个在世界上相当独特的国家,曾是在欧洲唯一存在过的佛教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消亡的单纯游牧国家,也是近代欧洲历史上唯一的华人国家。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仅有马汝珩、马大正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本专著出版。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却扭曲了俄国与土尔扈特汗国关系的性质,把土尔扈特汗国看成当时俄国统治下的一个自治政权。然而,土尔扈特汗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17世纪初至l724年),并未对俄国称臣,而是一个地跨欧亚的独立国家,其游牧疆土的面积超过l00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家,在俄罗斯、奥斯曼、波斯等几大帝国之间,保持独立百年之久。   
    考达科夫斯基的土尔扈特研究的特色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17~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研究的唯一专著,就是俄裔美国学者米盖尔·考达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的著作《两个世界在这里相遇:俄罗斯国家与土尔扈特游牧民,1600—1771年》(Where Two Wodds Mec: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nivk NomhSi,1600—1771)。该书是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l992年经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考达科夫斯基是芝加哥大学博士,目前执教于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俄国历史,尤其擅长沙皇俄国对南部边疆草原的扩张史。考达科夫斯基精通英文、俄文和土耳其文。在全面掌握这三种文字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达科夫斯基认为,在17和18世纪,土尔扈特人占据了辽阔的里海和伏尔加河草原,是俄罗斯帝国扩张中的强劲对手。双方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书名的由来。在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该书叙述了从l7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尔扈特人的西迁到1771年的东归,以及土尔扈特人与俄罗斯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历史。
    在研究沙俄时代对东欧、中亚草原扩张的专著《俄罗斯的草原边疆:殖民帝国的形成:l500--1800年》(Russia’S Steppe Frontier: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1500—1800),和他参与合编的《宗教与帝国:沙俄时代的传教、改宗和宽容》(Of Religion and Empire:Missions,Conversion,and Tolerance in Tsarist Russia)及一系列论文中,考达科夫斯基都把土尔扈特蒙古作为重要研究内容。
    考达科夫斯基对土尔扈特人的研究有三大特色:首先,他学习了土耳其文,因此能够使用收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档案,这是各国学者在土尔扈特研究中首次利用奥斯曼帝国史料;其次,过去从事土尔扈特蒙古研究的人,一般是蒙古史专家,而考达科夫斯基作为一个俄国史专家,将土尔扈特研究纳入对俄国与中亚游牧民族关系研究的总体框架之内,使其成果更具有普遍意义;再次,他对土尔扈特人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提出了独到见解,将其称作“游牧邦联”。
    奥斯曼土耳其视角下的土尔扈特人
    由于土尔扈特人自身流传的史料很少,对17—18世纪土尔扈特人在东欧居住期间的历史,严重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史料,特别是俄国史料。在考达科夫斯基对俄国与土尔扈特人关系的研究中,他没有陷入“俄国中心论”的误区,而是系统地比较了俄国与土尔扈特人的相互认知,力图客观均衡叙述历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引入了第三方,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观察视角。
    在土尔扈特汗国存在的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仍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素丹和他的官员们通过巧妙的外交活动,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据考达科夫斯基介绍,在奥斯曼统治者看来,拥有强悍骑兵的土尔扈特人,是牵制俄国扩张的重要力量,奥斯曼素丹及其藩臣克里米亚汗,多次带着丰厚的礼品走向伏尔加草原,劝说土尔扈特人联合对俄作战,至少能够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土尔扈特人也时常赶着马匹,到克里米亚半岛甚至伊斯坦布尔出售。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土尔扈特人保持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与奥斯曼及其藩属处于敌对状态。奥斯曼帝国试图以同为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动员中亚的希瓦、哈萨克等部族,进攻“异教”的土尔扈特人。所有这些事件,都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考达科夫斯基在世界范围的土尔扈特研究中第一次使用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档案资料,并将土耳其文资料和俄文资料中关于俄罗斯帝国与土尔扈特汗国冲突事件的描述及解释加以对比。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与以往完全依赖俄国史料的研究者不同的看法。
    土尔扈特人向俄国称臣了吗
    考达科夫斯基详细介绍了土尔扈特人与俄罗斯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认知”,’特别是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文化符号和外交礼仪问题。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双方对一系列双边条约的迥异理解:俄国把“效忠誓词”看做土尔扈特人服从俄国的标志,而土尔扈特人则将其看做平等的双边协议,并不是所谓宗主一附庸关系的标志。这些“双方的根深蒂固的误解和不现实的期望”,根植于两个社会在根本上的不相容。考达科夫斯基认为,在1724年之前,土尔扈特首领一直自认为是独立的统治者,从未承认过与沙皇的封臣关系。在考达科夫斯基看来,由于俄国档案中记录的土尔扈特首领和贵族向俄国的“誓词”,是俄国单方面起草的,而且此前并没有土尔扈特人的官方语言——托忒蒙文译本,其真实含义并不被土尔扈特汗国的领导层知晓,因此所谓“誓词”不能看做是土尔扈特汗国在与俄国交往中真实意愿的表达。然而,俄国档案中还保留了少数俄国与土尔扈特汗国的谈判记录,其中包括土尔扈特汗国第二任领袖书库尔岱青与俄国使节的谈判。该记录被比较完整地收录在《两个世界在这里相遇》一书中,根据这段记录,书库尔岱青完全没有向俄国沙皇宣誓效忠的打算。   
    这一观点,值得中国学术界深入探究。此前,中国研究土尔扈特蒙古的大部分学者,根据俄国的档案和著作,认为土尔扈特从l7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向俄国称臣,但这与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的谈判记录是不相符的。
    土尔扈特人建立了国家政权吗
    世界各国的学者,关于土尔扈特人在欧洲的政治实体的性质,大致有三种说法:马大正等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尔扈特建立了名义属俄、实则独立的汗国。俄国大多数学者主张,土尔扈特汗国是在俄国的宗主权下,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实体。而根据考达科夫斯基对17—18世纪土尔扈特汗国包括社会结构、军事组织、法律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人类学描述,他主张土尔扈特人在1724年之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其政权集中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构成国家形态的程度,而是一种“游牧邦联”。
    笔者并不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根据笔者的研究,l7—18世纪,土尔扈特人,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政权机构和法律体系。考达科夫斯基得出这种观点,可’能是因为他不能阅读中国的各种文字(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史料,在这些资料中特别是在蒙文资料中,对土尔扈特人的政权建设和法律建设都有较充分的介绍。
    考达科夫斯基的研究有待重视
    除了与土尔扈特蒙古直接相关的著作,考达可夫斯基还在俄罗斯研究方面(比如,宗教在俄国扩张中的作用等领域)著述颇丰,包括专著《阿塔尔什奇科夫中尉归来:16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俄国征服时期的北高加索》(The Return of Lieutenant Atarshchikov: The North Caucasus during the Russian Conquest,1550s-1850s)。他还参与了三卷本的《剑桥俄罗斯史》(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的编写。
    此外,考达科夫斯基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在俄罗斯帝国寻找认同:以北高加索为例》(Seeking Identity in Imperial Russia:The Case of the North Caucasus)载于芬兰赫尔辛基2008年出版的《俄罗斯帝国再思考》(The Russian Empire Reconsid- ered)一书;还有发表于l992年《俄罗斯历史》(Russian History)上的《从边疆到帝国:16—18世纪的俄罗斯边疆观念》(From Frontier to Empire:The Concept of the Frontier in Russia,16—18th Centuries)等。
    其中在1994年的一篇题为《斯捷潘·拉辛造反是农民战争吗?》的论文中,考达科夫斯基对当时苏联和西方史学界公认的结论提出了挑战。
    对于考达科夫斯基的研究,研究蒙古史和清代中国史的其他国家的学者,早已对其非常重视。例如,在日本学者宫胁淳子的《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和美国学者皮特·普渡(Peter C.Perdue)的《中国西进——大清征服中亚》(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中,都引用了考达科夫斯基的著作。而反观国内,不仅考达科夫斯基的《两个世界在这里相遇》迄今没有中文译本,尽管它已经出版了l8年,而且笔者也没有发现中国学者在土尔扈特研究中曾引用他的著作或论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而考达科夫斯基对土尔扈特蒙古的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因此,值得中国同行认真挖掘和汲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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