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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许多治史者在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的研究领域内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就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总结，希望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点方便。 一、金代契丹人和奚人军事活动研究 关于该方面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关于金朝初期奚人的军事活动，仅见孟古托力《辽金战争中的奚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4期)，该文分析了辽金战争中奚族由抗金到降金的过程，着重论述了萧干及其所建立的奚国与金朝之间的战争，并对萧干的军事才能给予充分肯定。关于金中期契丹人军事活动的论文，如赖家度《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历史教学》l962年第9期)对斡窝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作了详细的论述。 研究金末契丹人在金蒙战争中军事活动和有关乣军的论文发表的时间较早，而且国内外研究的论文也较多。余行迈《蒙古代金初期契丹人之投效》(《东方杂志／40卷4期，l944年)全面考察了蒙古攻金时金朝各地契丹人纷纷投效以及他们投附蒙古后所做的贡献。佟宝山对蒙元时期的契丹人进行了系列研究，其中涉及金蒙战争的契丹人军事活动的论文主要有二篇，《蒙古军中的契丹将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分析了契丹人投蒙后，在蒙古攻金灭宋的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论契丹人在蒙元时代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探讨了契丹人投效蒙古后，在蒙古灭金、西征、攻宋战争中的军事贡献，进一步肯定了契丹人在蒙元统一全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对金代契丹人的军事活动进行整体论述。巴雅尔在《金国的民族关系和成吉思汗的对金战略》(《内蒙古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对斡窝起义、耶律留哥反金及金末契丹人对蒙古的归附和在蒙古灭金战争中的作用作了探讨。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辽朝瓦解前后契丹人的动向，金治下契丹人的大起义，金末契丹人投效蒙古等军事活动作了认真的探讨。冉守祖《金代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河南大学学报》l987年第4期)探讨了不同时期契丹人起义以及起义的影响。刘素云《金代东北契丹人民的反抗斗争》(《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3期)对正隆、大定年间的契丹人起义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情况及金末及乣军、耶律留哥在东北地区叛金的情况作了探讨。周峰《论金章宗的北疆经略》(《北方民族》2003年第l期)对金章宗时期契丹人在抗击蒙古的战争中的活动，特别是对守卫北疆的乣军之叛乱作了论述。周峰《论金末的东北边政》(《辽金史论集》第十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论述了金对耶律留哥起义的镇压，以及在金蒙争夺东北的战争中契丹人的军事活动。 另外，关于金代的乣军也有一些成果，多数是从乣军的任务、民族构成、军事编制以及“乣”读音等方面进行探讨的，但大多也涉及到了虬军的军事活动。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28年)在论述木华黎麾下的兵种时谈册契丹军在蒙古西征南下时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乣军作了专门的论述，认为由契丹等族组成的乣军在蒙古攻金战争中起关键作用，乣军的叛金和蒙古利用乣军的力量攻金是金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对辽金元三朝的虬军作了详细的考述，重点论述了金代乣军，对金代乣军的民族构成和军事行动作了深人探讨，认为金代的乣军中包含契丹人，他们的军事活动对金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金代契丹人和奚人政治活动与地位研究 关于金朝契丹官员政绩的研究，不仅论文较少，而且比较泛泛，有的是关于某个官员的官职考证。刘凤翥、于宝林《萧仲恭墓志考释》(《民族研究》l981年第2期)通过对该墓志铭的破译及结合文献资料，详细考释了萧仲恭的生平事迹，从中可见萧仲恭在金代的政治活动。冯继钦《契丹人在金代的政绩和地位》(《沈阳文史研究》第三辑，l988年)对金代契丹人在政治等方面的贡献作了初步探讨，兼论契丹族政治官员在金代的地位，但只是列举了金代契丹族官员的任职情况。贾祥恩《试论金代的民族政策》(《辽金史论集》第八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对金初契丹官员在稳定金朝政局方面的重要作用和金中期契丹官员的地位作了初步探讨。王淑英《奚人萧裕与海陵王的关系——兼释复辟辽朝活动的失败》(《北方论丛》l998年第l期)首先论述奚人萧裕参与海陵王夺权政变及帮助海陵王铲除异己势力并最终官至极品，其次论述了萧裕反金复辽的过程，认为萧裕与海陵王关系的复杂性是由于金初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等深层次的原因决定的。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l999年第5期)在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墓志铭和文献记载的详细对比分析，认为该墓主人在所处的时代、经历、出身、族属、官职等方面都与《金史》记载的移刺斡里朵相吻合，只是墓主人在任博州防御使的时间上与《金史》记载不同，但作者仍认为墓主人可能是移刺斡里朵。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墓主人是《金史》所漏载的契丹族官员，比如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墓主非移刺斡里朵——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之国号》(《满语研究)2007年第l期)就是这种观点。周峰《金代的赈灾与救济》(《北方文物)2001年第l期)谈到金代廉吏捐出自己的俸禄救助百姓，其中主要论及了契丹人移刺益任霸州刺史时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属下争相效法，全活很多人的事迹。 三、金代契丹人和奚人迁徙及分布研究 关于金代契丹人的分布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学者涉及，张云波《金代女真之配布及对契丹人之处理》(《文史教学》第1期，l941年4月)论述了金代契丹人作为屯田军与女真人一同南下中原，以及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以后女真统治者对契丹人的迁徙，从而改变了契丹人的分布地。 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才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契丹人的活动来考察其分布的地域。冯继钦《金代契丹人分布研究》(《北方文物》l990年第2期)，通过考察金代契丹人反金活动所导致的契丹人迁徙来探讨契丹人的分布，运用了大量的地理方位界定契丹人活动的区域，从而阐释了契丹人在金代的分布状况。冯氏《从战迹和官职看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北方文物》l995年第2期)通过对蒙元时期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各地契丹人的军事、政治活动来论证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情况。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论述金元两代契丹人分布状况的姊妹篇，为我们了解金元时期契丹人的分布情况提供了方便。孙进己《契丹、奚族史研究》(《北方民族史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从金代契丹人的几次大的迁徙来论述契丹人的分布，并对金末契丹人流向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对金代契丹人区域性分布作了探讨，如田淑华《辽金时期奚族在承德地区活动史迹探考》(《北方文物》l997年第4期)从奚族活动的区域及其所留下的相关文物和遗迹来探讨辽金时期奚族在承德地区的分布情况。申友良《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人口迁徙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l996年第l期)谈到金代东蒙古地区的契丹人迁徙，在与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杂居过程中逐渐地与这些民族融合。此外，有的学者对金代契丹人口的迁徙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族融合作了分析，如石方的《金代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辽金史论集》第九辑，中州古籍出版社，l996年)谈到了契丹人在金代被迁往内地及中原，在民族杂居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王德忠《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论及了金代契丹族人口的流动，认为金朝契丹族人口有三次大的流动，即余睹叛金后契丹人的大逃亡，斡窝起义后金廷对契丹人的迁徙，特满群牧起义后契丹人的流动，这些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契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四、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社会组织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金毓黻《金史所纪部族详稳群牧考》(《东北集刊》第4期，l942年8月)对部族的名称、分布、民族构成作了详细的论述。紧接着朱子方《辽金糸L军考略》(《东方杂志》第42卷第l l期，l946年)对辽金钆军的组成、设置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辽金之乣军，均包含许多种族不同分子，每一幺乙或由单一的种族组成；辽代的乣军，每种各有其特殊任务，金代的乣军，则以戍边为主；乣军的编制，金以五十骑为最低单位，五十骑以上，用十进法编制。此后关于金代契丹人社会组织的文章就很少见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相继出现几篇重要的文章，张英《略述金代畜牧业》(《求是学刊》l983年第2期)介绍了金代群牧组织的名称、数目、分布、管理以及群牧在金代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是本文的侧重点不是研究金代契丹人的群牧组织。赵冬晖的《金代契丹人》(《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l期)对金代契丹人的社会组织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论述了金代契丹人的猛安谋克组织、部族组织、群牧组织的设立、管理情况，但是非常节略。同时期孟广耀《金朝对奚的基本政策》(《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认为金代奚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金初期有猛安谋克组织、部族、乣制，但是随着金廷对奚族统治政策的改变以及奚族在金代自身的变化使女真统治者对奚族的社会组织做了调整，把一些部族或乣变成了猛安谋克来统治。该文对奚族社会组织的论述比较深入，但是不够全面，如对奚族的群牧组织没有详细分析。程妮娜《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乣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利用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对金代契丹等游牧民部族、乣的设置、分布、管理、任务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代东北路统辖下的游牧民族建置以部族为主，西南、西北两路游牧民族则主要设乣统辖，部族偏重生产，乣偏重军事的论点。 总之，关于金代契丹人社会组织的研究，目前学界绝大多数是从契丹人的某一种社会组织或者是某一个视角来论述的，没有全面系统的分析。 五、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经济生活研究 在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的经济生活研究成果中，主要是以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的农业、畜牧业以及国家对契丹人和奚人经济生活管理等方面来探讨的。 乔幼梅《金代的畜牧业》(《山东大学学报》l997年第3期)对金代群牧及私人畜牧业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佟家江《关于辽金二税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l期)着重论证了金代二税户与辽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为辽时投下军州的二税户在辽金战争时期遭到摧毁，但寺院二税户保留下来，故金代二税户中有大量契丹人，这些契丹人在金代社会地位已经降低变成奴隶，世宗时期开始了二税户的放良，地位有所提高。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l995年第3期)在论述金代户口的类别时谈到了二税户，认为金代二税户不具有合法地位，世宗、章宗时期契丹二税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免。 衣保中《金代屯田制度初探》(《北方文物》l990年第3期)对金代在中原地区屯田的契丹人屯地分配、出军给米的制度以及边疆诸乣屯田区内的契丹人的屯田状况都有所论述。赵鸣岐《金代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九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认为契丹人移民东北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并对东北地区契丹人口的数量进行了估算。周峰《金代北疆地区的开发》(《博物馆研究》2007年2期)对金代上京路、北京路、东京路等北疆地区的城镇建设、农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做了论述，其中涉及到了奚人对北疆的开发以及这一地区群牧的发展。 六、金代契丹文化研究 这方面的论著很少，主要论述的是金元时期契丹族天文学家和文学家，而且多数学者重点论述元代的契丹人在文化上的贡献，金代契丹人的文化建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此外，也有对契丹文字的研究。蔡·尼玛《金元时期的契丹族天文学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5年2期)主要阐述了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和石抹继祖家族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该文大多数篇幅论述元代契丹天文学家，对金代天文学家只谈到耶律履一人，且较粗略。黄凤歧《金代契丹族文人探微》(《阜新辽金史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主要叙述了金代契丹文人，认为金代契丹文人的成就具有传承性、时代性、融合性等诸多特色。刘科达《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2期)对金元时期耶律履家族在文学上的贡献作了探讨，并进一步分析论证了这一家族文学繁荣的历史根源。李澍田、王崇时《海陵迁都与金上京——经济文化发展的起伏》在论述金朝前期上京地区的人才时谈到了契丹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才如移刺道、移刺慥、移刺子敬等，以及这些契丹人才的贡献。 另外，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l999年第5期)谈及了金代契丹文字的兴废，认为契丹字之所以长期与女真字并行直到章宗时期才废除，是因为契丹文在汉文和女真文之间充当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 七、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的社会生活研究 关于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社会生活方面学界有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契丹人、奚人在金代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以及契丹人姓名在金代的发展变化。杨若薇《奚族及其历史发展》(《历史教学》l983年第7期)分早期的奚族、辽朝统治下的奚族及辽亡以后的奚族三个时期论述了奚族发展演变过程，并探讨了奚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情况。张荣铮《论金代民族融合》(《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谈及契丹人被迁往东北及中原地区，金廷以猛安谋克进行统治并鼓励女真与契丹人通婚，民族杂居和互相通婚促进了民族融合。李涵、张星久《金代奚族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l986年第6期)在剖析金灭辽过程中奚族的抵抗以及附金后金朝对奚族的统治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奚族的民族融合。贾敬颜《“契丹”——汉人之别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l987年第5期)着重论述了辽金之际燕云一带汉人的契丹化，并论述了契丹人南下中原所出现的汉化，久而久之实现了民族融合。冯继钦《金元时期契丹人的汉化、女真化和蒙古化》(《沈阳文史研究》第4辑，l989年)从金代契丹人与女真人、蒙古人通婚及契丹人语言文字变化等方面论证了金元时代契丹人的女真化、蒙古化问题。齐春风《金源女真文化与各民族之交融与影响》(《大连教育学院学报》l994年第6期)探讨了金对渤海、契丹、汉文化的吸收以及女真文化对金统治下各族的影响。 关于金代契丹人姓氏的研究主要有：冯继钦等《契丹族的姓名》(《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本章对女真统治者给契丹人改姓，同时也给契丹人赐姓作了深入探讨。冯继钦《金元时期契丹人姓名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4期)探讨了金元时期契丹人姓氏的变化，包括改姓、赐姓及契丹人接受女真名、蒙古名等诸多问题。周峰《金朝赐姓考述》(《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从金朝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论述了金代的赐姓情况，并对金代赐姓作了分析，认为金初为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大功的将领，金廷给予赐姓之宠，中期经历了复姓、赐姓的变化，金后期因为边疆形势的变化有开始赐姓，其中也涉及到契丹人赐姓问题。 周峰《金代萧公建家族两方墓志铭考释》(《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通过对两方墓志铭的考释，论证了萧氏家族在金代的事迹，并认为耶律氏为汉人韩高十之女。 八、金代对契丹和奚人的政策与契丹人的民族心态的研究 关于这方面学界有了一些成果：海中岩《试论契丹人归服成吉思汗的原因》(《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年第l期)认为金代契丹人之所以归附成吉思汗，主要是因为金代女真统治者对契丹人的压迫引起了契丹人的怨恨，而成吉思汗鼓励吸收契丹人以及契丹人复国的思想等促使契丹人归附蒙古。佟宝山《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民族心态》(《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论述了金代对契丹人歧视、压迫政策，认为契丹人在金代整个民族的心态是压抑的，契丹人时刻为复国努力，而金亡元兴之际，契丹人民族意识空前活跃，纷纷投效蒙古，为蒙古争战做出贡献。林威《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谈到金统治者特别是金世宗及其继任者对契丹人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使契丹人不再认同女真政权是其投附蒙古的真正原因。 张中政《汉儿、签军与金朝的民族等级》(《社会科学辑刊》l983年第3期)对宋朝对金治下契丹人的招诱以及契丹人在金代所受的歧视都有所论及。冯继钦《金代奚族初探》(《求是学刊》1986年第2期)论述了奚族归附金朝的过程以及归附后金廷对奚族的统治政策，并分析了奚人在金朝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刘肃勇《金世宗的民族思想及其民族政策》(《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论述了金世宗以女真为尊的民族思想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对契丹人的压制。孟广耀《金朝对奚的基本政策》(《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论述了金廷对上层奚人的重用和对下层奚众的羁縻统治，进而分析了金朝对奚族统治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方衍《金朝之民族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2期)讨论了金朝对契丹人的统治政策，认为金代对契丹人的统治多数是压制的。刘浦江《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历史研究》l996年第3期)谈到了金代契丹人所受的民族歧视，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军奉待遇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关于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是从契丹人的军事活动、政治地位、文化建树、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文章论述得不够透彻全面，只是蜻蜓点水，还需要深入研究。有的文章缺少创新性，常常是低水平的重复。以上是笔者对20世纪以来关于金代契丹人研究所做的粗略总结，有不当之处，还望专家们多多指教。 (作者工作单位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四平 l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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