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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学者：方法的焦虑 相对第一、二代学者而言，第三代学者的成份最为复杂。他们中有老三届知青，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文革"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多数人是"文革"后最早培养的硕士、博士，年龄跨度较大，彼此教育背景也很不一样。一般来说，他们被认为有较好的中等教育的基础（即所谓老三届），而所受高等教育却不太正规，不太成熟。他们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大致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应该说，这代学者的素质比较平均，也比较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不同时期的艰难环境中通过竞争赢得机会的，尤其是1978年恢复研究声培养制度，获得这次机会的人都是同辈人中真正有实力、资质好的佼佼者，而不像第四代学者考研究生时在机遇上有很大的偶然性（1981年后许多素质好的学生因各种缘故并不读研究生）。坎坷的经历使他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视，深感青春虚掷、时不我待的焦灼使他们付出超常的刻苦努力。记得我读硕士时，有一篇以这一代女学者为题材的小说《桔红色的校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我的师姐沙灵娜，还有我知道的葛晓音女士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正是从他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我最初体会到学术的崇高感。他们这一代学者还让我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是对学术，也是对国家，对民族。我说第三代学者的素质好不仅是指良好的基础，更指重建学术精神的意识，还有对人文科学来说比知识积累更重要的人生阅历与经验的积累。这一代人历经磨炼，阅历丰富，对自我，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清醒的认识，怀有强烈的参与精神。他们对前辈学术的突破，首先不是在知识层面，而是在理解的深度上。所以作家研究成为他们主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研究方式，相当一批有深度的作家论和作家评传著作出自他们之手，对作品的主题与艺术形像内涵的揭示也以他们的论著更富于启发性。 由于教育背景的参差不齐和学术环境的优劣不等，第三代学者之间实际水平相差甚大，但奇怪的是其成就目前看上去却相差不大。学术经历尚未达一定长度当然是个因素，但形成这种局面还有更深刻的原由。那就是，这一代学者虽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但毕竟还处在研究生培养的初级阶段，导师的经验和培养方法都还不够成熟。对于废学多年的他们来说，三年的知识积累并不算太充分，而社会对科学春天的呼唤，学界青黄不接的现实却促使他们应运而起，迅速成为学术潮流中的弄潮儿，并在各研究领域形成声势。在短时期内产生成果最多的也是这个群体。由于匆匆披挂上阵，底蕴未厚，他们深知自己无力在传统学术方式上与先辈竞争，而只能在学风变革、方法创新上开辟蹊径，寻找出路，所以他们最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八十年代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急剧涌入，适时地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他们如入琼林玉府，俯拾皆宝，而创新也自然地成为他们突出的也是惟一的口号。对传统学术方法的敬而远之或视为陈旧，干脆拒绝，竭力追赶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提倡新方法并付诸一定的实现，曾是这一代学者最突出的群体特征。 作为小字辈的局外人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觉得八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第三代学者煽起的方法论热潮确乎有点拿来主义的味道。主观方面，限于自己的知识积累，他们的研究领域一般都较窄，在部门艺术中往往还有历史时代的侧重；客观方面，当时的文化输入还处在既无计划也不成系统的初级阶段，翻译、评介西方学术理论都呈随机状态，拿到什么引进什么。而第三代学者饥不择食，经常是看到什么理论或觉得什么理论有用，就将它作为普遍适用的有效原则加以提倡。当时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应运用××理论研究××问题"（比如用接受美学研究陶渊明诗之类）式的论纲，可是提倡的人几乎都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把问题研究出来。大家只在岸边鼓噪呐喊和彷徨，一大串的"学"和"理论"也都停驻在港口里，没划到河里去。于是关于新方法的论争最终就成了空对空导弹，始终打不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新方法可行性的讨论，不仅"新方法"的概念本身含混不清，而且以新旧来判断方法的价值，这首先就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 由于第三代学者对方法问题从根本上缺乏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们虽重视方法，追求方法论的突破，却并未真正理解方法的意义，从而也就未能进行方法的有效尝试。确实，他们没能解决方法的问题，也没能在他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践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们更多的是在局部的研究中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而这又是群体共同的趋向，于是不容易显示出个体成就的卓著。另外，知识和能力准备的不足，还促使第三代学者在选题和角度上有意识地回避传统学术领域和热点问题，试图以新课题与新角度出奇制胜。这在主观上适应了学者个体扬长避短的策略需要，客观上也符合学术发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历史趋势，无疑是很可取的。但它作为群体趋向，则只会造成百花齐放，人秀一枝的格局，学者之间因成果的质量缺乏可比性而难形成就高下。又好像不同级别的选手挤到了目标相同、距离有限的跑道上，至竟形成能力、水平不均齐，成绩却大致均齐的奇特现象。人们评价或比较第三代学者往往着眼于才气、悟性、研究能力等主体方面的素质，因由盖在于此。 就学术品格而言，第三代学者有较强的独立精神，有学科建设意识，在前辈的零散成果上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化、序列化是他们的自觉追求。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清楚地显示出学术理念的转型--由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他们清醒地看到前两代学者文学史研究中以点代面，以作家评论取代历史描述的缺陷，希望通过对本文的细读揭示文学史运动的轨迹，使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由直线式的逻辑推衍变成曲线式的事实描述。无论在作家研究还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第三代学者的学术取向都显示出这种"深描"的意识。赵昌平对唐诗历史进程的详致清理，杨海明对宋词流变的全景式观照，虽然操作方法和着眼点并不一样，却体现了同样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方法。不能否认，前两代学者也很重视历史方法，但一般只停留在社会学、传记学、文献学的表层，一到解释、叙述文学史的发展就不知不觉地滑到形而上学方法上去。只有第三代学者才深入到文学史运动过程的内部，把历史方法贯彻到艺术表现史的事实描述中。这种学风的转型直接影响到第四代学者的学术观念，唤起他们清理历史事实，重写历史的冲动。从这一点说，第三代学者整体对新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影响是最大的。他们重视本文细读，重视学习新的理论学说，善于理解、体谅古代作家。这都是很可贵的长处，但他们总体较少从事考据和搜集资料等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像陈尚君那样的学者究为少数，故尤为可贵），从而使他们的成果有时稍显得仓促，开拓之功多而积累之功少。 第三代学者如今都是各单位的学术台柱，学问也在日渐成熟，本来他们应该有较醒目的建树。不幸的是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给他们的学术带来最严酷的威胁。以他们的年龄，上有老亲，下有弱息，微薄的薪水不足以糊口，如果再有两个孩子上大学，其窘迫不难想见。所以赚钱在他们相比其他三代学者来更是燃眉之急。同时，出版社也瞅准了他们这一拨名望已具而精力犹健的精英，拉他们主编、撰写各种商业性的通俗书籍，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于是，正值学术黄金年龄的第三代学者遂沉浮于商品经济的旋涡中难以自拔，学术成果量大为减少。这是很让人惋惜的。 第四代学者：商海沉浮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四代学者的情况。尽管他们的学术资历尚浅，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的成果积累也还有限，但这批学者及其成果在各研究领域已是不容忽视的存在。第四代学者基本上以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前三届本科生、号称"新三届"为主体，大部分人1982年以后陆续师从第一代或第二代学者深造，受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新三届"，是因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最初的这三届学生最为努力，他们许多人原是知青或工人，历史的机遇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给他们意想不到的学习机会，所以他们入学后如饥似渴地拚命汲取知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校园里浓厚的学习空气，我自己入学头一个月就看了四十多本书。到八○级以后风气顿时不一样，谈恋爱与玩乐之风炽盛起来。老师们说起二十年间校园风气的嬗变，总要大为感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代学者在"文革"期间接受的中学教育极不正规，尤其欠缺良好的艺术熏陶，先天素质并不太好。但他们同样由于珍惜高考制度恢复带来的幸运而发奋读书，经过不同阶段的深造，形成了较前两代学者为正常的知识积累。尽管在艺术修养和鉴赏力方面他们显得薄弱，可他们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学术思潮，视野比较开阔，较少思维定势，系统论和多元论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基本的学术理念，而追求操作的规范和表述的准确，则是他们自觉的学术追求。因为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的研究逐渐扬弃正统《文学概论》的范畴体系，引入一批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并根据问题的性质确立理论模型和研究角度、操作方式。总之，他们这一代学者对自己的学术方式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他们更注意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目标，他们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要求和有计划的程序中。作为学术界的小字辈，"新方法"的提倡自然轮不到他们，于是他们成了热烈的响应者并将其付之实践。不过比起第三代学者来，他们对新方法远没有那么热衷，对方法问题也远不是看得那么重。对困扰第三代包括第二代学者很久的方法新旧、宏观微观之类的问题，他们的态度一般较超然。因为他们明白，再新再好的方法都有它效用的限度。这样，他们对方法的着眼点就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是其它，他们的学术实践也相应地反映出对方法的有效性选择。第四代学者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重新再现了第一代学者的多元化格局，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超越意义的升华。这使许多老辈学者在抱恨之余稍感欣慰。 第四代学者的能力比较全面，群体素质也比较平均。他们重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和考据工作，力求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文献基础上。他们普遍重视历史方法，有强烈的清理历史事实的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像第三代学者那样描述现象的事实，而要深入到现象内部揭示结构的事实，不仅描绘出文学史发展的过程，还要揭示其间蕴含着的范式演变。他们有明确的知识增长和学术积累的意识，与第二、三代学者相比，他们更注重看问题的深度，而不是理论或方法的新颖。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式常是立体化的，从本文考订注释、传记研究直到风格、流派研究，专门性很强。综而言之，规范化、多元化、结构化三点可以概括第四代学者的学术理念。由这种理念产生的学术成果，已形成一定的积累。我曾听王晓明说，他认为第四代学者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为后来者超越，我也有同感。原因除了上面说的第四代学者的主观努力外，还有学科发展的机遇问题。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谈现在文科学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的。作者显然属于第四代学者，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文科的首选是中文系，只有那些没什么灵气的人才读经济、法律什么的。而现在，读文科首先是选国际贸易、金融等，实在不行才读中文、历史。的确，我们不能不承认，商业社会的人才流向不觉中已影响了学者队伍的质量，而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又造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将年轻学者引向别处。由此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第四代学者仍会是学术队伍的殿军，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学术研究的推进主要还是有待于这一群体。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第四代学者素质较全面，又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对学科建设的关注，成为学界寄予希望的一代，但现行的学术评估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对他们的成长却太不利了。在现行分配制度下，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待遇（比如住房之类）都与职称挂钩，因此对第四代乃至更年轻的学者来说，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评上职称再做学问，而不是做好学问评职称。众所周知，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要竞争职称只有多写书，而且多写题目吸引人的书，不管与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称。第四代学者一些急就章式的肤浅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未进入学术流程中，不是*积累而仅是凭灵感攥出来的浮光掠影之作，恰如陈尚君所说，是将一块好地滥刨一气，弄得别人都无法再种庄稼。出版界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出版社看准市场需求，纷纷推出各种面向普通读者的丛书。学者们慑于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只能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在缺乏积累的情况下，轻率地搞那些加工定货式的短平快项目，紧忙几个月，一本十几万字的著作就炮制出笼了。看看标题章节挺像那么回事，实则内容稀薄，究竟有没有新意天知道。第四代学者对学术总体上缺乏前辈学者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付之以一种平易的职业化态度。从某种角度说，职业化的态度倒能够培养出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只不过，当学者不顾职业道德而成为投机者时，学术的质量和前途就不待卜而后知了。张伯伟曾对我说，受制于政治的学术，虽有扭曲却不失真诚，终有其可取之处；而受制于商业的学术，则只有虚假的泡沫，全是渣滓。我深有同感。一种堪忧的学术前景，似乎已凭轼可瞻。 反顾四代人的学术道路，审视各自的学术方式和成果，不由人不感慨：虽然四代人的学术背景不一，置身的学术环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同样受制于身不由己的命运。政治运动、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幼稚的学术体制，像一只只黑手摧残着学者的身心，扼制着学术的生命。这就是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沉重结论，也是本文要申明的主旨。我想郑重地说明，本文的意图决不在比较四代学者的高下优劣，那既无意义，也不公平。想想在干校度过黄金时代的第一代学者，想想在政治运动中销磨学术青春的第二代学者，我只有扼腕、浩叹和痛惜！为此我几度搁笔，不想再写下去--中国学者本已一穷二白，学问之外更无长物，而本文还不免要将他们仅有的一点好感觉剥夺，我深为自己的冷酷而惶悚惭愧。但最终我仍不能不写出来，为的是要求学术的尊严，这久违了的字眼！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学术环境已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起码，一种选择权已由社会逐步移交给学者个人：你可以选择学术或其他。但我们仍需要冷静的反思和审视，这会唤起我们对群体及自身命运的思索，对学术环境的警觉，从而保持清醒的学术理念，审慎地选择学术道路，在未能改善学术环境的情况下先改善我们自身。惟有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葆有纯洁的品格。是有望于四代人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