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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会占据像修昔底德那样的独特位置：既是历史的观察者，研究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雅典与斯巴达长达27年的战争中，他曾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亦即为其中的高级将领。因而这部战争史必然涉及他本人的活动。 当战争进行到第八年（公元前424－423年冬），斯巴达大将伯拉西达进攻雅典在色雷斯的重镇安菲玻里，守城的雅典将军攸克利向他求援，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修昔底德不得不作为将军出场了。 战役的结果是，修昔底德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一支军队，挽救了另一个即将沦陷的城镇爱昂，但还是没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后人的研究表明，安菲玻里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修昔底德的个人命运却因此发生巨变：他因叛国罪而遭流放。 尽管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着手著述，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大部分却是在流放中完成的。而这一流放就是二十年。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于个人不幸的强烈感受，我们可以通过《报任安书》得知。而修昔底德却没有任何这类文章传世。第一个为他立传的马赛林那斯，已经是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人了。因此有关修昔底德的个人情况，后人很少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从17个世纪后一位几乎有着相同命运的不幸者那里，窥见有关长期流放的痛苦感受，此人便是《神曲》的作者但丁。在《神曲·天堂篇》的第17歌中，但丁描述了吃人家的面包的辛酸，在别人的楼梯上行走的艰难。而在更早的论文《飨宴》中，这种感受则到了几乎失控的程度： 我像一只无帆无舵的小船，由着悲苦的贫困刮起的寒风把我吹到无数的港口、海湾和海岸。许多人根据传闻对我加以猜测，在他们的眼中，我早已是另外一副模样。 用现在的话说，修昔底德是一个握有话语权力的人。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妙地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好处”。但是任何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修昔底德在描述“奥罗拉斯的儿子修昔底德”（这是修昔底德对自己的称呼）时，就如同描述一位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一个敏感的读者，可以在《史记》的很多篇章中，找到有关司马迁个人不幸的痕迹，但是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却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在后人看来，修昔底德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却不利用手中的权力顺便为自己作点辩护——对于一个有着强大文字驾驭能力的人，这样做无疑是轻而易举的。 流放或类似的特殊处境往往会使伟大人物坚定信念，使他的工作在深度或广度上达到平常难以企及的程度。当但丁写作《神曲》时，他的感情已经归于隐忍。在《神曲·地狱篇》第5歌中，他通过维吉尔的口说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不要阻拦他命定的行程；这是上天的意志，天命所在，一定能够完成，不要再多问。 我们无从知道，修昔底德是否有过像《飨宴》中描述的那种感情反应。在书中叙述第11年战争的第一段，可以找到这样短促有力的句子： 我一直在战争中生活着，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专心研究事情的真相。 带着这样的信念，修昔底德继续他的伟大使命，直到突然去世。英国古典学者基托认为，就才力之凝聚和理解事物之深刻而言，古希腊只有两个作家能够相比，一个是埃斯库罗斯，另一个就是《伊利亚特》的作者。 这个评论对但丁也完全适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