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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Frank Dikötter)著,葉毅均、程曉文譯 在被共產主義征服以前的中國有多「現代」？普遍的印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落後國家，儘管有著絕大多數依附土地的務農人口，仍掙扎地走入了二十世紀；唯一的例外是通商口岸裡的一些「文明」孤島。歷史學者甚至往往將「現代化」解釋為「西化」，聚焦於一小部分由外國管治的租界：如上海的國際租界就被描繪為「現代西方」與「傳統中國」兩個世界之間的「橋頭堡」。有些批判性的研究更企圖進一步顯示現代性即使在通商口岸裡都是十分有限的現象：盧漢超最近便嘗試──正如他的書名所宣稱──要走出「霓虹燈之外」(beyond the neon light)，以重構一般遠離通商口岸之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現代性在一個為傳統所支配的城市裡，似乎只是外緣的現象。 本文將強調中國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為現代性所轉化的全貌，從腳踏車、巴士到煤油燈與家庭照，包括如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或偏遠的省會蘭州。現代性並非外國人強加於中國的一套既定項目，而是一組新機會，能以各式各樣充滿想像力的方式隨意挪用的一組工具。在這個文化拼湊的過程中，地方的轉變與全球為了適應現況而做出扭曲是一樣的：文化的適應遷就(inculturation)，或更確切地說，文化的互相滲透(acculturation)造就了廣泛的文化與物質變遷，這正是民國時期的特徵。收音機可以將傳統戲曲傳送給更廣大的聽眾；妓女在新式報紙上刊登廣告。貧窮的人力車夫用醫療注射器來施打鴉片，都要感謝現代的化學器材；上海棚戶區的屋舍則是用「標準石油」的鐵桶搭的。民國時期，大批進口貨品無可避免地嵌入了日常生活的結構中，從有錢人豪華的大樓到窮人簡陋的木屋皆然；正如馬鈴薯和煙草在十七世紀被視為「洋貨」，到了晚清卻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現代性旋即帶來了物質的變遷，這是特定歷史形構下的產物，同時也對其歷史形構發生制約。與其強調消費的文化內涵與商品的表面意義¾¾好似它們的物質性是個既定的事實¾¾更應檢驗我們周遭世界物質面向的社會結構，也應採取一種接受人與物之間有著相互依存關係的取徑。從這個觀點來看，文化是一種黏著劑，使社會人(social beings)與物質世界之間的關係得以建立：用 Paul Graves-Brown 的話來說，「文化是在人與物的關係裡衍生的資產。」 監獄 監禁模型在中國的出現，是基於這樣的改革理念：一方面來自全球性的刑罰改良運動，出自國際性的一套理念和制度；一方面來自本土對教化功效傳統信念的重塑。基於孟子的性善論，「感化」的概念更進一步使人們相信：即使是罪犯亦能經由適當的制度化引導而改過遷善。監獄既是一種對人性之可塑性寄予厚望的教育使命，又是一項企圖灌輸囚犯尊重社會規範的管訓計畫。 民國時期的現代化菁英將對罪犯的導正視為國家革新計畫的基本成分，社會凝聚、經濟發展和國家權力都只能藉由塑造順從的國民而得。舉例來說，此一教育使命延伸至全套監禁的慈善機構，諸如孤兒院、救濟院、感化院、養老院、婦女感化院和精神收容所。這些得力於教育工具的機構，均凸顯了將弱勢族群轉變為有益於道德群體、具生產力的國民之必要性。 監獄當然無法導正它的暫時居民：誠如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老早就觀察到的，監獄作為一種管訓形式，最核心困難在於，大多數的囚犯缺乏參與「導正」的意願：在其他制度性的場合如學校或工廠，個人必然或多或少共同擔負著管訓的目標，從而使管訓得以發揮功效。由於自我規範最要緊的自尊心被強奪，監獄並未生產出「訓練有素的國民」，反而是頑固的累犯。 囚犯出獄後往往回到犯罪生涯，然而他們在鐵窗裡的日常生活卻無疑有著現代性的標記：機器縫製的制服，嚴格管制生活作息的電子鐘聲，操場上的體操活動，排列整齊地進入餐廳，以及盥洗室的使用，牢獄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深受現代科技影響。而由石材建成，並以混凝土和鋼鐵強化的監獄建築本身，則往往具有最先進的設計，包括玻璃窗、自來水、電力與滅火設備。 由於窮人無力支付贖金，貧窮和現代性在獄中相會。當幾乎整個城市夜晚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時，北京第一監獄(民國時期最早的刑罰機構之一)卻是燈火通明，每兩間牢房就有一個電燈泡。或許會有這樣的爭議：依照民國以來監獄管理學者們的理想來建造並管理的「模範監獄」(model prison)是很少的。然而在1930年代，已經有大約50間新式監獄遍布全國，大部分位於沿海城市：大量精確的資料顯示，每年有1%的囚犯吃著這種制度化的牢飯，當中有許多人不僅是頭一次接受現代化的管訓方式，也是初次使用公共廁所、淋浴設備、餐廳和工廠。 當然，刑罰的現代性(penal modernity)是粗糙的：民國時期的監獄遭遇經費不足和過度擁擠的問題，囚犯受到卑劣的制度化管訓¾¾說好聽一點是持續不斷的無聊日子，說難聽就是監禁至死。直到今日，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民國時期的監獄中，疾病、飢饉和死亡的問題猖獗，這同樣也是那些在監獄的圍牆之外，勉強在社會上維持悲慘生活的窮人與失業者的境況。如果連模範監獄都面臨著嚴重的過度擁擠和財務問題，那麼其他數以百計、與新式監獄比鄰而居的舊式縣立監獄就更糟了。然而即使是未經改革的縣立監獄，器材設備和管理方式仍然顯露著現代性。當復縣縣立監獄在1923年被奉天第十二號監獄接管時，留下了一份詳細的物品清單。好似驗屍官羅列出死者遺物的清單一般，這份物品清單也對一座小型監獄的所有物提供了粗略的輪廓：除了辦公設備如兩張辦公桌、兩只茶几、十二張椅子、一座鐘、一個碗櫃、一個櫥櫃以及窗簾之外，小件物品也細心的列上，包括四個痰盂和一個籠子。 監獄是現代性的殿堂，司法機構顯而易見的表現，象徵國家權力與法律所及的威懾之碑。然而在民國時期，監獄外的生活也經由現代化的事物越來越呈顯出現代性的特徵。自晚清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領導人和民間團體竭盡所能地將他們的家園改造成現代化的國家。當然，「現代」的意義極為繁複，但是當現代化(being modern)的意識逐漸增強並遠遠地擴散至通商口岸之外的地區，「現代」已然擄獲了社會菁英乃至一般民眾的心。正如 David Strand 所言，在偏遠的蘭州，市長努力使它成為地圖上廣為人知的城市：位於甘肅省，遠離政治社交生活中心，以駱駝為交通工具，以旅行條件惡劣而聞名的蘭州，在1930年代已經可以搭乘車輛和飛機抵達。新公路在1935年竣工，並設有休息站，十年後火車站啟用。市政廳和新式監獄相繼落成，同時還有新舖的公路、公共澡堂、街燈與飲用水供民眾使用。雖然來自附近山區的骯髒井水可能導致傳染病，但至少病患會在現代醫院中接受治療。蘭州是座人口少於十五萬人、位於政治版圖邊緣的內陸城市，但它卻奮力地爬上「現代城市」的都市層級(urban hierarchy)。根據 Olga Lang身處於當時的觀察，大多數的城市都像蘭州一樣擁有圖書館、發電廠、電燈、麵粉廠、肥皂工廠、柏油路、霓虹燈、電報與電話設備、新式學校、大學、醫院和飯店，而半數的俄國城市在該世紀中葉甚至還沒有圖書館，鋪好的路和現代醫院在今日的阿富汗都很難看到。 照相 如果社會的菁英份子確實受到了現代性願景的刺激，即：希冀透過新式學校、監獄和工廠，在道德上鍛鍊更好的人；那麼一般民眾──從貧窮的碼頭工人到貧民窟的乞丐──在對現代化事物的挪用與物質文化的轉型上亦是積極的媒介。雖然目前的研究計畫尚在初始階段，本文以下將嘗試凸顯民國時期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如何逐漸轉變。 照相是個很好的例子。照相機是在1860年代由清廷派往西方的公使首先發現的，林鍼是第一個在歐洲購買照相設備的人。他將照相機稱為「神鏡」，並學習如何「借日光以照花鳥人物」。1875年隨同曾紀澤出使英、法的楊仁山也帶了照相設備回國，甚至將最新的照相機提供給一些上海最好的照相館。他是最早拍攝全家福的人之一，這張照片照在感光緩慢的濕性感光板上，鏡頭需打開好一段時間曝光。傳統家庭人數通常非常龐大，數十位成員在排好隊伍、擺定姿勢之後，都必須站立不動、屏息以待，嬰兒與小孩也不例外。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間，隨著擁有更好的設備、貨物流通與交通的日益發達，照相館逐漸在香港、廣州和上海開設。以十九世紀末在四川沿著長江旅遊的 Archibald Little 為例，他讓一位當地藝術家拍了照，這位藝術家剛收到上海一位英國旅行者寄來的相關設備，在重慶定居，而且顯然正大發利市。 富裕的家庭往往率先接觸到照相：盛成在滿清傾覆的前一年被送到南京就學，當時他不但參觀了萬國博覽會，還發現了照相這玩意兒，使他的「映像固定停留在鏡子表面」。他照了幾張相，好讓母親看看他的樣子。1911年以後，相片被大量地貼在學生宿舍的牆上，不過通常不是父母、朋友或情人，而是他們自己的照片，正如 Olga Lang 敏銳地觀察，「或許這是學生們對自己新發現的人格特質頗感興趣的表現」。在杭州，攝影師的招牌用斗大的金字招牌寫著「第二個我」，顯然這發現自我的流行盛極當時。甚至在沿海的大城市以外，農民的家裡也有相片。在1920和1930年代，比較富裕的農民不但炫耀自己的鐘錶，用進口肥皂和土耳其毛巾洗澡，還把全家福相片掛在牆上當作裝飾。在江陰(中國北方的一個小村莊)，1920年代初期幾乎每家都有幾個裱著家族照的相框。照相機在十九世紀是少數外國公使才有的洋貨，此時已成為十分流行的產品，甚至不太富裕的人們也可以擁有──中國早在1921年就進口了一百五十萬元的攝影器材；上海到了1930年代甚至某些工人也擁有照相機。 一般民眾可以在市場、百貨公司和公園裡找到許多照相館來拍照。譬如北京的東安市場，賣帽子的、鞋匠和賣布料的散布在中華市場一樓，而茶館、理髮店和照相館則在二樓。中央公園裡，咖啡廳、餐館、花店、撞球間和幾棟展覽館與照相館彼此競爭，吸引大家的注意。上海也有許多照相館應運而生，較為人所知的有中華、兆芳、冠龍、王開與寶記等。中藥店和冰淇淋店開在大世界娛樂中心三樓，照相館的隔壁。攝影師往往會在照相館裡用心地營造一種「摩登」的氣氛。這是辛亥革命後幾年，某間照相館中的布景設計：房間的盡頭是個長茶几，鋪著凹凸紋細布的床罩當桌布，像是為茶會準備的德國製杯碟擺滿在茶几上；為顧客準備的現成服裝掛在鉤釘上，兩件洋裝看來相當受歡迎，領口和襯衫前面都泛黃了；洋式玻璃瓶裡插著一束花，再加上幾根手杖和幾本英文書。 照相滿足人們各式各樣的需求，多數在社會上風行的事物都是如此。相片極有想像力地被運用在社會認同結構中，甚至祭祖的儀式也因相片的使用而大大地簡化了：家族定期地聚集，向先祖的相片鞠躬，並準備簡單的供品。在1920年代初期，Harry Franck 目睹一位穿著西裝的人向他父親的遺照叩頭，並為飢餓的亡靈奉上一大籃美國蘋果。家長為兒子找媳婦時，可以對著一疊女孩子的照片挑選。同時，男性的照片則不常用來供女性挑選如意郎君──雖然當梁在考慮婚事時，也有好幾張照片任她選擇。末代皇帝更是擁有特權從照片中挑選皇后：讓少女排成一列不再是恰當的方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張照片，他仔細地端詳之後，隨意在一張美麗的臉孔上畫了圈。 通緝犯的照片被掛在火車站讓大眾端詳；同時，罪犯的快照開始在1920和1930年代的監獄與警方檔案中出現。由於1930年代大量來自鄉村的移民湧入上海，失蹤兒童的照片也被警方張貼在特別的看板上。除了個人照之外，家庭合照、先祖遺照、國家元首的肖像也迅速地傳布。1920年代，所有公共場所的講台都懸掛著國父孫中山的肖像，兩旁立著黨旗與國旗。在1930年代，蔣介石成為民族英雄，他的肖像逐漸移到了國父身邊，商店、住家和公共禮堂，到處都是他的相片。 煤氣燈、腳踏車 還許多其他的物品也廣受一般民眾的歡迎。在火柴、煤油燈和電燈泡出現以前，漂浮在花生油裡的手工燈芯只能在夜晚提供微弱的燈光。在開始使用煤油之前，如何在北方漫長寒冷的冬天裡取得可靠的燃料一直是個難題，農民必須種植大量的小麥和高梁，種子作為食物，梗子就用來築房屋周圍的籬笆或當作暖炕的燃料。在蔣夢麟的老家，村民是用鋼刀敲擊打火石來生火的。當一位村民從上海帶回幾盒火柴，大人們十分欣喜，孩子們則著迷於劃亮火柴時在黑暗中綻放的火花。然而，真正點燃現代性之聖火的並非被當作奇珍異寶的火柴，而是煤油：正如蔣夢麟敏銳的觀察，當煤油燈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還沒有幾個人意識到這些生活用品被引進內地就是一個近在眼前之巨變的徵兆，鄉村生活即將完全地轉型。 煤油的進口量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急遽增加，從俄國、美國與蘇門答臘進口：光是1898年，就有超過一千六百萬加侖從漢口分運到六個省份。二十年後，進口了價值四千四百五十萬元的煤油，深入內地最小的村莊。精巧的美孚燈由標準石油公司販售，只需幾分錢即可提供相當於蠟燭的照明，一加侖煤油就可以維持240小時：這個更為經濟的照明設備為煤油創造了一個新市場。煤油在小村莊中也被用於住家之外：每隔好一段距離設置一盞小燈以照亮街道。在引進煤油以前，用的只是盞口邊有一根燈蕊的小燈盞。 1910年代的北京，煤炭已被廣泛使用，特別是由煤灰與黃土混合而成的煤球。貧窮人家常用黏土排成一列的煤油罐當作爐灶：有些還是用舊的咳嗽藥廣告做的。煤油是貧窮人家主要的照明來源，而有三分之一收入較佳的家庭則是使用電力。城市中大部分地區皆有電流，一般的電費是每度24分錢。當然也買得到安全火柴，每包十盒最低只需5分錢；甚至在北京收破爛的人挨家挨戶地收集破布與舊衣物，也用小盒火柴作交換。此外，當人們開始懂得享受生活，明亮的電燈泡便有了新用途，如作為小金魚缸。 甚至在北京郊外的貧苦戶，煤油燈也取代了老式的豆油燈芯。在一些村莊，經常可以看見有「標準石油」或「亞洲石油」商標的油桶被當作水桶、屋頂與火爐，這再度顯示了在現代性的文化拼湊中，一般民眾機智地挪用舶來品在不同用途上的能力。此外，在較為富裕的農民之中，手電筒是最流行的新玩意兒之一，用來照亮夜路。在北方簡陋的窯洞裡，除了標準石油牌煤油燈之外，最普及的就是結婚樣式鐘了。根據1930年代晚期一位旅行者所見，熱水瓶與手電筒¾¾都是中國製的¾¾是湖南的雜貨店裡極為普遍的貨品。Innes Jackson也強烈地感受到熱水瓶的重要性：「看到這麼多的熱水瓶，我眼睛都花了……想到以前沒有熱水瓶的生活實在令人膽戰心驚，那是多麼地艱苦啊。有了熱水瓶，隨時隨地都可以極為迅速地為客人奉上一杯熱茶。」 如果火柴和油燈打破了黑暗的統治，腳踏車則為人們帶來了空前的行動能力。宋查理在1900年為女兒靄齡買了一輛腳踏車當作十歲生日禮物：她是最早擁有腳踏車的中國女孩之一，經常與她父親一同騎到碼頭。隨後幾年，腳踏車迅速地擴展到其他地區。Fullerton與Wilson在1909年乘坐騾車蹣跚地行經山西時，十分驚訝竟有一位地方士紳騎著腳踏車超越他們。1934年，廣州大約有八千輛登記在案的腳踏車，只比手推車與貨車的總數少幾百輛。在上海，1900年宋靄齡還是極少數的腳踏車擁有者之一，到了1948年就有超過23萬輛腳踏車在城裡行駛。 北方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在首都北京，腳踏車都有車牌號碼且須不定期繳交月稅。東安市場──人們可以拍照的地方之一──在1920年代中期主要出入口附近已經可以看到上百輛的腳踏車。甚至北京附近的小鎮清河(人口2,500人)，1929年在全鎮122家商店中，就有42家擁有一輛以上的腳踏車。馬車已經很少用了：不僅因為它們運送包裹的速度太慢，也因軍閥的強行徵收而逐漸稀少。 腳踏車在北方平原有其優越之處，因為那兒的道路往往是狹窄的小徑，體型無法以手抬起的交通工具都無法通過。在中國北方鄉間工作的 John Logan 看見許多腳踏車循著田埂飛馳而過。腳踏車可以輕易地穿梭在北京狹窄的胡同裡，抑或南方城市狹小曲折的巷弄中。起初，年輕學子時常騎腳踏車回到鄉間，富裕的農民覺得它十分好用，因而腳踏車在沿海省份頗為常見。這項外來品經過本地的改良，像農民就非常巧妙地利用經常修理的腳踏車載運著重物行走在狹窄而泥濘的道路上。到1930年代，腳踏車是全國普遍的城市生活特色：Innes Jackson 遊覽長沙之時，幾乎被滿街叮噹作響、拴在前輪輪軸上的腳踏車鈴聲所淹沒，這些聲響未嘗稍歇。 中國的歷史學者已經注意到鐵路¾¾他們的分析往往聚焦於鐵路在政治與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而非此種新式運輸工具所帶來的社會生活¾¾但是巴士至今則仍被忽視。相對而言，1930年代私人汽車還較為少見(雖然我們不能低估公司行號擁有福特汽車的數目)，巴士卻已然往返於城市與鄉間。譬如在北京，1930年代初期每天有一百輛巴士駛出，輕易地與駱駝商隊競爭──後者仍是令外國遊客興味十足的一般景象。 二次大戰前進口的重型汽車多數只是車子的底盤而已，卡車車身也是抵達後再加以組裝：雖然有些卡車會配備巴士車身專門載客，但通常是同時用來載貨與載客的。多數的巴士底盤是美國製的¾¾道奇(Dodge)，雪佛蘭(Chevrolet)¾¾但車身則是國產的：車頂低，座椅靠背堅硬似鐵，完工粗糙。Gerald Yorke 描述他所乘坐的巴士，總是擁擠到了極點：「我們的第一輛車是新的Morris，第二輛是缺少自動發動器與啟動把手的舊福特，第三輛是雪佛蘭，加速器與排檔得用手固定位置。」Innes Jackson 經常在漢口搭乘當地巴士：巴士上時常擠滿了士兵與農人，玻璃窗往往是破的，行駛在未鋪柏油的黃土路上，塵沙飛進乘客的眼睛和鼻子裡，留在頭髮、衣服與行李之中。引擎吃著油，轟轟隆隆，嘎嘎作響，但多虧了亨利福特的精心設計，它從不拋錨。巴士不但耐用，還格外能夠適應內地惡劣的路況：1930年，在一條從昆明到安寧的路上，一輛雪佛蘭巴士奮力地在雨中前進，車後留下兩條深深的軌跡──汽車是不可能辦到的。 正如Dudley Buxton在其1929年出版的人文地理中所記，貿易路線的貧乏使機械運輸工具未能在中國的交通上占領重要地位，然而舊秩序正在急速改變，公共汽車甚至深入了遙遠的四川。巴士能深入鐵路無法抵達之處，為上百萬的人帶來空前的行動自由，它讓人員、貨物和新觀念得以進入內地，將地方經濟統合進全國與全球性的互助網絡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