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郡县制度——树型网络 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即公元前4世纪，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要争夺资源，用最好的效率争夺资源，于是凡是夺来的领土不再分封，正如总公司不再设立分公司管理地方业务，而是直接管理。当然，条件是那时候道路交通己较方便，组织能力也较发达，直接管辖已不很困难。这种由中央派人去管的方式即是郡县制度。 郡县产生于秦国和楚国这两个不是中原的国家。秦国和楚国兼并别的国家是最多的。它们兼并来的一片片的领土都是派一个特定的官员，定时去定时回，管三年或是两年，而且不一定由带军攻伐的将军驻守，往往另派一位能办事的担任地方首长。管理者收税、收粮，作为后勤补给。郡是边界的意思。郡就是裙，裙边一撒，都是旋，那个旋出去的裙边就叫郡。县呢则是悬挂的悬，吊在那儿，一件衣服挂在挂钩上，我随时可以拿回来。因此郡和县就是中央派人管理的挂在边上的东西，它们直属于中央，和封地是不一样的。 秦始皇还没有统一中国时，这种郡县在秦国和楚国就已经不少了，秦国少说也有五六十个县，楚国也有三五十个县，甚至晋国照着泰国和楚国的模式电设了好几个县。等秦始皇统一，把各处的县旧并为三十六个郡，郡比今天的省小，比县大。一个郡下管辖五至十个县，最初设了三十六个郡，后来憎为四十六个郡，最后有五十二个郡。 秦始皇时代，全国的地方行政为二级制。郡是一级，县是二级。中央直接监督，命令由丞相府发到郡再转到县。 以公司结构比喻，这二级制度称为总公司和分公司，业务却完全一样的。比如航空公司，总公司有卖票的部门、飞机修理部门、找营运基金的部门、购置设备的部门、管理人事的部门。总公司有的功能除了少数一两个以外，分公司全部都有。分公司可能没有董事会，没有全部资金，分公司下面还有办事处。比如我昨天订票，是买到港龙的机票，港龙的北京分公司，与总公司业务没多大区别。 这种系统是由树枝一样的分叉分出去的地有一套类似于神经系统的信息传播系统传递讯息。政治上的郡县制，是整合得很好的一套系统，实行的不止中国一个，但中国的郡县制度发展早，而且在战国时即已完善。 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的结构有没有毛病呢？当然也有它的毛病。 以中国制度来说，自秦始皇开始，实施了一种相当不错的监察制度，各郡经常会由中央派人去考察业务，这就是刺史。刺史是由中央的丞相府派出去的。刺史的官阶低，但他管的事多，也带回来各种讯息。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以监控各地方单位的所作所为是否恰当、是否侵权、有无贪污等。但这个监督者逐渐固定化了，不再四处巡视，而且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郡守向刺史报告，于是刺史就成了郡县的上司了。同样的，郡对县有巡视，县对乡也有巡视，郡对县管的叫功曹，县对乡管的叫督邮。比如《三国演义》里，张飞怒鞭督邮。督邮就是各县派到乡镇考察的，邮就是邮亭，当时的邮亭和现在不一样，是地方公安系统。 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这个系统，往往会犯的毛病就是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人员本身变成地方的常驻官。这个官员后来就变成部的首长。由州部来管辖郡的时候，汉朝就有了十三部。中国那么大，因此这十三部每个部比现在的一个省还大。这个时候，地方性就强了，强了以后，同样不听中央管；地方官可以托词当地情况特殊，或者事出仓促，必须便宜行事；或者中央指令不多，地方官自己做主，这就是。包公司分解的一个前奏。 这种总公司、分公司的结构，一有任何变故就会崩解，汉朝就是如此。十三部的刺史在东汉的时候，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大地区的首长，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大区，如西南区、西南区的局……华南区、华南区的局。西汉没来得及削藩，于是西汉的皇权崩解了，最后由三家组合即三国鼎立。三国实际都是由大的州部发展起来的。曹操在北方，拥有的部最多；孙权在东南方，拥有的部至少有两州半；刘备最可怜，最多一个州，还没据有凉州的边上，只有益州地，还是辛辛苦苦南征才取得的。 这一形势说明任何总公司、分公司的结构都不会永久的，封建制的连锁制度到郡县的总公司、分公司，没有不解体的。 美国有“反托拉斯法”，不许你在同一个行业里占领太多的份额，如果超过的话，国家就勒令分解。自的在于不让一家独霸全部市场。战后美孚石油公司分成几块。过不了几年，分割之后的那些分公司每个都要扩展自己的营业范围。南边的石油公司侵犯到东边的石油公司的领土上。今天在美国，有几个当年来自一个总公司的加油站，开在街对面的，你的价格是1．59，我的就是1．56，你降到1．55，我就降到1．49。对着街竞争，其实当年都是一棵树上发展起来的。 同样的，当年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是大公司。我1957年刚去的时候碰到一个老秘书，他说他有ATT的股票，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因为手上有ATT的股票。今天ATT分成七八家了，每一州一家，互相竞争，互相兼并，互相消灭。后来宾州的ATT成为一个很大的公司，于是政府又要分割它了。由一家公司分割为两个子公司，子公司就又开始竞争。 我用郡县制来比喻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假如郡县制分割成地方力量，一旦足够自主，有自己足够的资源，分公司独立出去，总公司也就瓦解了。 汉代的模式——子母叠合？ 汉朝的一个郡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中央政府，汉朝的一个县也相当干一个小型的中央政府。每一层都是自给自足，有它的领导，有它的干部，有它的分工，每一级和上一级间的联系是整体性的。郡级的军事长官不能跳过郡首长去和中央联系，县级的军事长官、领导不能跳过县级的头头去和郡级联系。下级整体性地接受命令或者报告信息，信息要集中在每一级的领导身上，每一级的神经中枢再与中央的神经中枢联系。这是最常见的层级，所以昨天我用总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来作比喻，可是中国的结构有两个特殊的点，必须要说明。一个特殊点就是除了直接的第一级主管、第二级主管、第三级主管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以外，上层另外还开一条管道来收集讯息，这个号称监督，或称监控，最重要的还不是惩罚下面做错了事，而是收集信息报告上级。 秦朝时代丞相府有一批御史。史就是史官，当时的史官不是真正做历史研究的，而是档案人员。“史”这个字就是一个人的手拿了一支笔，即写字的人。这些人就是丞相府中写字的人，他们被派出去到各处收集信息。同样郡一级也是这样，县里面有他的功曹去收集下一级的信息，县一级由督部去收集乡一级的信息，这是平行于层级化结构整体之外的一个旁道。这个旁道发明以后，在中国变成了常轨。而在西方，我曾经了解过，两河的古帝国没有这种制度，埃及古帝国没有这种制度，罗马占帝国也没有这种制度，这是相当特殊的一套结构。西方一直到最近还没有完全采纳这个东西，但公司结构方面，这种制度开始有了，有时候叫作coordinator，又叫作visitor，总公司特别派遣一个人，往往被称为 trouble shooter，是来解决困难的。有时候看见下面送上来的产品不对了，或者看见送上来的营业额不对了，就派trouble shooter，这是临时性的，不是固定的。trouble shooter 也没有实权，但是知道的事情很多，往往也是能力很强的人。 我注意到在美国的中国工程师很难做到经理或主管，但是很多都做trouble shooter。很多我认识的工程师他每个礼拜出一趟差，出差就是搜集信息，或者带一些总部在电话或者电子邮件里说不清楚的指示，下去当面说明，这种人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御史、功曹、督邮这一类同性质的人员。 中国发明出来的第二个特殊点，也很少见的，就是主管和掾史。汉朝地方政府有一类干部，担任郡政府或县政府里各种职能性的职务比如功曹，通常是由当地选拔出来的能干的人担任。汉朝的选举制度是相当特殊的，从当地的老百姓中挑选当地的精英分子、能干的人担任郡县一级的管理人员。但主管一定要回避本籍，绝对不是当地的，要躲开他在当地的关系。也就是说派来的主管可以不受当地的特殊利益影响，但当地的干部会把当地的情况充分地反映给主管。这些人员将来就变成中央选拔干部的候选人。每年地方政府送上计（也就是它的工作报告）去的时候，郡太守通常会选出属下最能干（通常也是比较年轻的人），带着工作报告到首都。太守通常还会推荐此人，以备中央录用。中央留下计吏担任郎的职务。中央设有郎署，汉朝郎署有一两千人都不稀奇。这是储备官员，将来做高级官员的。这种Local staff提供当地消息，而中央派来的回避本籍的官员可以超越地方党派和地方特别利益举荐人才。 这种现象在公司管理里面多不多呢？英国殖民时期就有这种现象：英国派到香港和印度的官员，只有一级官员，没有二级官员、三级官员，香港本地人或者印度人则担任司以下的职位。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有没有类似现象呢？目前我们看到一个很接近的现象：台商到深圳、东莞等地设厂，工人动辄数千人，但台商一定会带去在台湾已经训练好的工程师和车间主管。这种台商自己带去的台湾干部就等于汉朝的回避本籍人员，他们和老板的利益是一致的，语言是相通的，而且他们的家属都还在台湾，属下的领班、工人则都是当地人。 这种结构从汉朝一直维持到清朝：官是外边来的，吏（书吏，书办）是当地的。外来的官员对当地的资料两眼漆黑，一无所知，对当地有多少亩地，收多少费等一无所知，全靠当地掾吏帮忙。当地掾吏终身停留在本地，很难上升。明清时代吏这一阶层是很难考取功名的，他们的专业非常狭窄，他们的出路远比汉朝人困难。汉朝的掾史只要自己努力，能干的人十年的时间里能从县升到今天省长、部长的位置。汉朝人才的征用是非常灵活的。 因此我认为汉朝是两级制的关系，而不是三级制，到东汉时，三级就越来越多了。仿佛一个公司的子母套，即下层的单位比上层的单位小的模型。子母叠合的形态层次不能太多，层次太多的话信息走得慢，下达命令也就很慢，人员升迁也会很缓慢。从三等官升到一等官，十年升上去没太大问题，而从五等官要升到一等官中间还有二等、三等、四等挡路。一个好的公司结构不应有超过三级以上的层次。但这一制度还不稳定，因为监督人员会变成一个新的层次，汉朝就多了部刺史这一级。现在西方就多出了许多副总裁，二十年来我们很少看见公司里没有副总裁的，往往副总裁里还要加上一个执行副总裁，几个副总裁里还加一个主任副总裁，岂不是又多了一级了？ 从西汉制度的完成到逐渐的毁坏，经过一百五十年，到东汉就已经坏掉了。西汉的后期有一点点毁坏，但坏得不多。西方从大型企业出现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迅速成长。美国是新开发的国家，煤、铁、石油等资源的开发以及新资源的发现使美国猛然出现了大企业。当时汽车工业是个龙头工业。 美国从19世纪末到1930年以前是一个时代；1930年开始大衰退，这个衰退也是因为泡沫破了；到“新政”以后重整，才再度发展起来。所以直到20世纪初期的几千上万人的大企业，才有层级的分化，有了总公司、母公司、分公司的配置。从当初的子母配套到今天的逐渐老化，也不过经达了百年的时间。老化得相当快，中间还经过了两次到三次的衰退。经济衰退时，要更换龙头产业的种类。现在美国正在换龙头，要把信它、工业换成生物科技。这一转型正在进行，不到几年又将迅速发展。 这种子母结构有坏的过程。 一个是刚才讲的，监督人员越来越多，并且管官的官比管事的官多；第二，掾吏经过几个世代的人员更替，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阶层，就是地方大族垄断了当地权力的阶层。也就是说不再自由选拔，穷人永远选不出来。东汉的世家大族基本上是靠掾史这一阶层来形成的。 美国如今的公开竞争也逐渐在衰退，5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籍人员到美国去，凭学问和能力，发展很快，但他们上不了经理层。经理受若干优势族群的影响——必定要出自哪个学校，必定要在哪些公司历练过——特殊利益集团逐渐固定化。人才的选拔就差了，即使最好的人，不在圈子内，他的上升速度也会很慢。这一现象，工业界如此，学校里如此，政治界更是如此。我们看看今天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已经开始出现世袭现象，两代或者三代都曾担任州长、市长、议员。总统也有很多父子两代，南方诸州都有政治世家，两代到三代的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等，这不是好现象，继续下去的后果就是世家大族的特权了。 我们一开始就讲系统，没有一个系统是密封的，每一个系统都在另一个大系统之内，所以每一个系统所呈现的现象，在大系统里也随处可见。美国从工业的小系统到全国的大系统，都可以看到小系统和大系统的一致。分析任何小系统既不能忘记大系统，又可以看见大系统。 干部的培训——郎署与翰林 仅有考试而没有培训是不够的。明清两朝的学校教育都不行，宋明有书院，私家讲学，师生互相切磋，单日读经，双日读史。读历史，是读人生的经验，人类过去总结的经验；读经是读儒家理论，一半的时间放在理解人生上。书院教育其实挺好，清朝书院就差多了，因为清朝不喜欢知识分子聚会。任何专制政权都不太喜欢知识分子讲学讲得太热闹。从考试中出不了能办大事的人才。清朝的翰林制度，其实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办法。从每届考取的迸士里面选出拔尖的人来做翰林。翰林院理论上是皇帝的随从秘书，并无一定的事务，皇帝吩咐做事才做事。翰林有很多自由，他可以看很多书，皇家图书馆的书可以随便借，可以到各部看档案，也可以向大臣们学习。他还常常同自己考进士时的座师来往。看考卷的大臣通常是地位高，学问也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叫作座师。师生之间总会有联系，也可将他推荐给志趣相当的大臣。一年翰林下来，他只需写两三篇文章，不占很多时间，因而有很多自由去看问题。他也可以在朝廷里面讨论时旁听，处理公事时可以帮人拟个稿子等，学习处理事情的细节。如此下来，到翰林解散时，他可能做部曹，可能分到外省去做地方官，或者去监察百官的都察院任御名他也可能被派去做学差，主持地方考试。他的去路很多，经过几次历练他的兴趣多少有点专业化。这都是些专才的培训。将来可能一辈子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会与这个专业有关。他也可能从事与自己专业不相同的职业，学习一些专业以外的工作，能在另一个职务上工作。一批专才就是靠这种过程历练出来的。没有考上翰林的进土，有的派外官，有的做部曹，也逐渐会有自己的专业。 领袖应有通才，只是不及翰林从容，机会多。我父亲是清朝的海军出身，小时候他教我，一个舰队司令要从甲板上敲锈开始。敲锈让你感觉到海浪与船队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海军军官，船上的所有职务都要学。所以，清朝的头一等的职位也是要历练的。从翰林院里面又挑出一些人，这些人不是做普通的翰林，他等于进了皇帝的秘书班子。他要帮着内书房看许多公事，等这些做完了，外调的时候，有意栽培的人就被放在不同的职位历练。他可能在礼部做一段时间，又在户部做一段时间，吏部做一段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懂得不同的部门里面的情形。这些人是将来留做宰相用的。 表面上看，糊糊涂涂考八股文，但实际上藏着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没有写下来，只是习惯做法。如此这般训练出来的宰相，糊涂宰相不少，能干的宰相也不少。像刘墉、曾国藩等，是非常能干的人，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法选出来的，但是胆子大的人不多了。不单是知识，气度还需得到培养。他们向别的大臣学习，潜移默化，了解国家大事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清朝有其特殊之处。朝廷有一批天生的亲贵，这些人将来要做大官的，尤其是王爷们。翰林院孕育专才与通才的制度，到了道光以后，逐渐势微。道光以后国事如麻，所以很多人惮于事务，转而寄情于翰墨。以清代的诗而论，清后期的诗，尤其是道光以后，兴盛一时，且不乏佳篇。 乾隆一朝，纪律宽松，官箴不严，贪污严重。有很多官员是旁途出身，不经科举。什么是别的途径呢？保举和捐纳。前朝军功很多，有十大武功的，都要保举人才。文的也一样，治河、运槽粮，每一件大的事情做完之后，就要保举人才。保举官没有经过训练。有了灾荒，有些老百姓捐输救灾，也会得到皇帝嘉奖，最初赏一个空行头，不给实在的官职做。后来这个虚衔慢慢变成实缺。捐纳出身的，通常不能担任正常的官务，只是临时的职务，叫作委员（委派之员）。这种事情多起来之后，官就乱了，很多事务不在正式的官员手上，反而在额外的官员手上了。打太平军的时候，清朝保举捐纳更多，尤其捐纳之途，因军事大开。曾国藩的粮的是民间来的，不是政府给的。政府发给湘军淮军一摞空白的委任书，拿着空白委任书去卖钱，再填上姓名和职位，交了钱就有委任书。这其实是买官，但是以捐纳的名义出现。最开始是捐虚衔，慢慢地变成了真正的买官。到了慈禧以后，捐官到了什么地步呢？可以包一个买卖，例如包二百个官，这二百个官卖了一百多个之后，成本就可能已经够了，其余的都是利润。等到这个时候，清朝的选用制度完全坏了，训练制度也坏了。它的干部已经不像样子，于是整个清朝就垮下去了。 回过头讲，翰林的训练是不是清朝才有呢？不然。每个朝代实际上都有类似的例子，但以不同的名义出现。苏东坡真正的官职是“知制诰”，他就是翰林院出来的。很多来朝的名臣都曾经做过翰林。明朝的翰林跟清朝也差不多，不过比清朝人数少。 转换到管理学上来讲，一个好的公司选拔干部时，不仅要考选人才，还要加以训练。一个好的公司选人要分两类，一类是选来做专才用的，如会计、推销员等。另一类则是从公司已有中等职员中选一两个优秀的人，加以培训，培训办法类似选翰林，调到几个大主管左右做特别助理或秘书，做了一阵后，如果能于的话就外放到某个部门做主任，不够的话就调个部门做。有时候可能会派去别处考察，必要时送到学校进修。当年的 EMBA就是这么来的，现在的EMBA是带职进修。当年真正的EMBA是大公司出钱派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人到哈佛去，哈佛为若干家公司派来的人开一个特别班，不要他们从头选课，而是进行培训，课程包括世界眼光、经济大势的观察，甚至哲学思想。这些人回来，不在本公司做总裁，将来也终能到别处做总裁、副总裁。这种培训办法跟翰林院的培训方法是很类似的。如果是家族企业，那就糟糕了。家族企业头上的位置一定是留给子女的，不会经过培训。很少有家族企业让自己的子弟去念书。台湾的几个大的家族企业倒确实让子女去念书，读得也不错，通常是读business school，可是凡在外面读得好的，回到自己亲戚身边来以后常常上不去，因为已经有另外的儿子掌权很久了。他留在家里的弟兄，可能已担任父亲的助理，积累了经验，也有了相当的权力。相对的，在外读书的儿子回来之后，与公司脱节了。而当助手的儿子对本公司的业务却是一清二楚，于是兄弟之间，往往冲突。出去读了EMBA的人回来之后，如能另外开一个小公司，已是幸运了。 这是台湾家族企业的情况。在内地，日前的家族企业我想还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单位企业，不像台湾，绝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美国公司的那套培训办法就行不通了。美国公司，儿子要么是董事，不做总裁，或者是不在公司。他如果做总裁的话，董事会很难约束他。如果儿子多了，还容易在公司内部产生党争。台湾有的公司就是这样，由家变造成企业的分裂。 新陈代谢的机能 第三个就是调节功能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的调节常常发生在新朝代起来的时候，往往是鉴于旧皇朝发生的困难，新朝必须有新的调节。 汉朝汉光武为什么要把宰相的职位调节成三公，把内朝的尚书班子变成实际上的运作中心？他是有鉴于西汉时大将军录尚书事，既是内朝的领袖，又是外朝的领袖。他既不愿意由外朝的文官来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又不愿意内朝的内戚揽权，于是把本来宰相的职能一划为三分成三公。本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是监督者，把它变成三公里的一个，他自己全空了，再也没有检查的权力。掌军权的太尉提升到三公之一，目的是平衡大将军录尚书事。这三个人一坐，宰相的权力就没有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所以内廷的班子调节的后果，是使得王权之旁没有别的权力。这种调节是为了保持皇权独尊。皇权独尊的后果，皇权旁边的秘书班子内廷并入了外廷，太监代替了内廷，皇帝讲话了，传递人可以上下齐手。东汉的外廷和内廷不断冲突，外廷的掌握了正规军，内廷的掌握了禁卫军，以至到最后，何进带了外廷的军队消灭了禁卫军的宦官。调节功能目的是为了矫正前朝的失当之处，结果却构成了新的问题。 同时东汉的内廷外延不断斗争，一个郡只管七八个县而已，一个州就不一样，十三州的刺史力量大了。中央不安的时候，地方势力就会逐渐增大，中央再想任何调节的办法比如回避本籍、经常调动职务等都没用。到最后汉朝中央崩溃，地方军阀割据，分裂了国家。 汉朝的文官系统不只是接受皇帝的命令来担任这项工作，而且文官系统也是一个自身能延续的体系。东汉是儒家力量很大的时代，文官都从儒生里面训练出来，这些人有儒家本身的使命感。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皇朝的任命，另外一方面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一种相当于教士秉承上帝意志的使命。汉朝的儒家有一次还几乎变成了宗教。东汉皇帝不愿意儒家变成宗教，因为一旦王权和教权搅在一块，教权常常会胜于王权的。光武、明帝、竟帝三代先后努力阻挡儒家变成宗教。但儒生们的使命感还在，用民间串联的办法，儒生构成了对皇权批评的力量。舆论批评本身是个调整的机制，舆论有力时，足以救枉匡正，但批评的力量同时也是干扰的力量。旁边的批评，会有掣肘的效应，以致政务动辄得咎。汉朝的清议有它的功能，但同时也是很强烈的干扰因素，足以让这个系统解体。 南北朝时，南朝的政府根本不像政府。南朝的文官系统当中的官员世家子弟，即是名流，都不是真正有意要做行政，权力不免落到助理手中，这就是吏掌权了。吏本来是只管事务不管政务的。所以南朝政府只有日常工作，没有政策制定。 唐代统一中国，首要之务，即是把世家大族的社会力量，改变成政治力量。一方面，世家大族和官僚平分权力，掌握皇朝政权。另一方面，皇朝本身又改为三省制，是执行与监督权力的分散。监督权可以时时刻刻挑剔决策权，也可以时时刻刻卡住执行权，调节到后来的结果则是，三省合并为集体的相权。因为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纷扰，战争不断，养兵作战，无不需钱。唐朝重新整顿朝廷，最重要的步骤是掌握财权。它最大的工作就是怎么样收税，在不断的调节税收制的条件下，两税制代替了府兵制和均田制。其实均田制是否曾经在南方执行过，这大成问题。均田制可能根本不存在于南方，所以两税制一直在南方暗中执行，以至于到刘晏的时候，两税制端上台盘。财政权力，它成为中央里最大的一种力量。唐代的情形，也指陈结构调整，可以借某种新的力量而使政治体系再次趋于平衡。 武则天用进士平衡世家大族，则是另一个例证。从唐朝后半段权力的分布以及进士籍贯的分布来看，实际上世家大族与进士互相渗透，两者的权力基础暗中偷换，合而为一。这一次的调整是很重要的转折。后来的朋党之争，牛李党争，进士和世家的对抗，面子上看来是两种力量的竞争，实际上是两种力量彼此调整，本来清流应该在进士一列的，倒过来反在世家一列了；本来浊流应该是世家大族一类的，世家大族也一样有清浊。 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不断设法要把军人的力量压下去，但是，压下一批军人，又不免扶植另一批军人。沙陀可以帮助打下河北三镇，但沙陀本身是新的力量。宋朝的办法就是重文轻武，把武人打击下去。武人要听命文人。宋朝的枢密使——军事首长从头到尾只有两次由武将出任，一次是来宋太宗，他是皇帝的弟弟，一次是狄青，但他做得非常不安稳。宋朝用枢密使控制了军队，但是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国家。南来的军队永远是地方军，因此宋末文天祥拉不动军队。文天祥抵抗元军的是乡兵，在他家乡临时调动起来的两三千乡兵而己。宋朝的例证说明，矫枉也可能过正，以致切断了这一体系的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