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文
    王  瑶  译  毛小林  校
    一个国家的首都总是挤满了精英份子以及那些自命不凡、怀揣天下的人。晚清及中华民国早期的首都北京就吸引了一大批权力的追求者们。除了成千上万的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外，还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到这座城市参加考试，寄望成为这个国家的官员或者政治家的候选人。超过400家旅馆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拥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寄居者们提供住宿。1922年，一份北京的报纸曾抱怨北京城内有太多不体面的绅士，或者称为“官僚流氓”，他们的野心太大，总是黏附着这座城市，以图获得一官半职。
    “他们生活在前门外的各种旅馆中，大多数来自南方和天津。他们总是出现在剧院、公园、餐馆，甚至一些低档的娱乐场所，声称自己是某某大官的亲戚或朋友。他们接手经营了一些妓院、公园和参观，经常在那里聚会，到处散钱为自己喜欢的演员们捧场。”
    直到192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城仍然“汇集了国家各种政府部门以及各类官僚人员”。在超过100万的人口中，大约有8000人拥有官职或在政府部门供职。另有10万人，正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寄居在北京，期望获得一官半职。
    大量谋求官职的人员给北京城带来了“浓重的官方气息”，形成了一个由管理和政治精英们所构成的坚实核心。这些大臣们、党派领袖们、将军们企图控制和利用政府和这个城市，作为其政权直接的物质、社会基础以深化他们各自的政治限度。他们除了争夺内阁、各职能部门、议会，以及首都附近军事要塞的主导权外，还任命警长、进行公共、私人基金的经济投机，扶持或胁迫地方出版机构，榨取、勒索城市居民的钱款、操控公共舆论。这种现实情境，就自然使得当地经济与社会名流成为了更高层精英的代理人。
    然而，这个强有力政权所控制的却是一个虚弱而柔顺的社会，地方层面的政治影响包围了整个北京城。但这种图景扭曲了盛行于民国期间国家与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精英之间的实际联系。1911年，多种革命势力的联盟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但这个联盟很快就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与一位政治官僚强人——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政权由一个短命的军阀政府所继承。1926年，由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携手，从广州出发向北进军，讨伐北方的军阀们。在这场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又将共产党清除出队伍。1928年夏，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定都南京。北京（北方的首都）被重命名为“北平”（寓意为北方的和平）。（以下凡记叙1928年之后的事件，均统一用“北平”代替“北京”）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华民国风雨飘摇。这个政权继承了前清政府冗官、冗费的传统，也没能治理好中国社会以及政权本身，它极大地激怒了那些不愿纳税、甚至是不愿意服从政府的、有反叛意愿的公民。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创立了一个既有管辖又能动员民众功能的一党专政国家，以此形式解决了中央官僚集团和反抗意识强烈的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国民党更强调利用了民国早期的党派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使得国民党有非凡的能力去引导叛乱者们互相残杀，同时也能惩罚那些在富有阶层之中的彼此的天然盟友。期望共和政权拥有权威和导向作用的地方精英们得到了政权自我矛盾表现的回报，有时表现得强大，有时软弱；有时善于改进政府机关，有时却使得它崩塌；有时支持现有社会秩序，有时却反对。
    民国政权，简而言之，显示了“权力与虚弱的结合”，这是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特征。给予现代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权威足以威胁那些缺少这些优势的国内对手。然而，北京与南京政府却都屈服于国外势力的威胁和国内积极、消极的抵抗。这种情况下，地方精英们尽管很少能正面向高层权威挑战，但至少能回避这种力量。这种在地方层面的“政治调适”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和一个“强势的社会”间对抗的副产品。在这种社会中，社会控制权属于那些不计其数的地方社会组织，地方的法令、规则都是由那些无处不在的“强人”，如地主、大土地所有者、老板、经营贷款业者及其他一些地方上的士绅所制定。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同时性地围绕、衬托着整个社会。
    民国时期，中国地方精英的力量取决于他们于上层权威间的斡旋能力，使得上层制定的政策偏向自己，以保持对财富、阶级、社会地位的控制权。在此期间，官员们及军阀们给予的不断压力，甚至城市居民普遍的参政议政都使这些任务复杂化。地方精英被迫与上层精英及有政治觉悟的底层老百姓进行两线作战，导致了互相寻找资助人和支持者的竞争。如果地方掌权者为了交替或同时“围绕”和“衬托”国家直属机构所做的努力中国政治生活的旧主题的话，那么积极投身政治领域以求精英控制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则是一个新主题。一旦一个强势的少数群体或精英团体的命运与利益与大量政治参与的现状相结合，那么上层及中层精英的政治将完全不同。雷诺•巴坎向我们展示了一套与之相似的江苏农村精英阶层的压力结构，但是比起空间有限却高度公共政治环境下的北京来说，他们的处境更自由，缺少强有力的对手，有更多可待演练的空间。
    政治动乱中的社会网络
    地方精英们由于有钱有权，又拥有更广泛的交际圈，因而在上层精英与底层人民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与此有关的所有情况中，精英身份的确定因人而异，因团体而异。像北京这座正在经历快速社会变革的大城市里，精英权力的来源不可避免是多元化的。20世纪20年代，现代教育家、记者、资本家、政治骨干以及社会活动家都属于这晚期帝国城市中占优势的古老的“士绅和商人”精英。尽管多元化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完整的拥有财富－地位－权力这三要素，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资本可以被积累。
    比如，北京著名的瑞蚨祥绸缎庄和外贸商店的所有者孟洛川和孟觐侯，他们凭借其财力及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获得了更多力量，也能接触到许多比他们更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和所缺失的都暗示了地方精英们不断变化和流行着的社会标准，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基准线。这条基准线可以用于对其他的权势人物作出比较。
    孟氏家族长老孟洛川和他的晚辈孟觐侯于1893年在北京创办了他们第一家商铺。孟氏家族发迹于其家乡山东省章丘县，土地买卖及商业投机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城市商业拓展的主要途径。到了1800年，如果愿意的话，孟氏家族已经拥有足够的财产将其下一代送往仕途发展，但是他们培养了更多优秀的商人而不是科举考生。所以，整个章丘人都知道孟氏家族氏一个“有富无贵”的家族。孟洛川顶着这样的名声，一心一意的致力于商业发展，尽管事实上他拥有一个官职（可能就像其他商人一样，通过捐官而来），但是人们总是说账本是孟洛川唯一的书籍。晚清改革给孟氏家族带来了荣誉及更合理的头衔——孟洛川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省商会主席。孟氏家族虽然是追求商业利益的精明的职业商人先驱，但毕竟浸淫于儒家文化已久，还是一心想追寻学者型官员生活的方式。在这个重新改造过后更符合孟氏攫取本能的世界中，他们正要找寻适合自己的专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北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第一家瑞蚨祥商铺所座落的前门外商业区也没能幸免。商铺掌柜孟觐侯当时碰巧在山东，他冒着危险雇了辆骡车火速赶回北京，尽其所能挽救家族产业。当他发现商店被毁于一旦时，又重新招募那些仍逗留在北京的店员们、学徒们，并积累资金重新开业。孟觐侯带领瑞蚨祥迅速复苏的勇敢行为给他的家族收获了巨大利益，同时也将其产业拓展至更多店铺贸易之中。到了20年代，拥有上百名员工的瑞蚨祥商号被认为是北京城内最大的一所单一商品企业。至今在北京大栅栏商业区中还能看见那块令人印象深刻的铸铁匾额和瑞蚨祥那宽敞的旗舰店展示厅。孟觐侯目光更为长远，他重建的瑞蚨祥经得起日后可能到来的更大动乱。1912年，袁世凯即将成为民国总统，瑞蚨祥新商铺的“厚门高墙”保护了商店免受伴随袁氏政权而来的武装掠夺。20世纪10、20年代后期，当其他商人犹豫着是否要开门营业以防战争、掠夺以及革命势力的时候，瑞蚨祥却依然平静的做着生意。到1925年，北京的5家瑞蚨祥商铺通过卖绸缎、服装、皮革、茶叶以及进口商品，一年净赚了60万两白银。
    孟洛川和孟觐侯不仅用厚门高墙保护起自己的投资，更在自己经营活动周围撑起了一把用政治联系所换来的保护伞。当袁世凯成为总统后，孟氏家族积极寻求利用之前于政治铁腕人物所建立下的关系。据报导，袁世凯曾给孟觐侯在政府部门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但是对于官员要求一向敏感的孟觐侯拒绝了。不管怎样说，孟洛川和袁世凯的交往开启了孟氏家族和共和政权内达官贵人间近距离联系的一段蜜月期。一位编辑仍然记得他曾在1912年抱怨瑞蚨祥“是前门外某家专门为达官贵人所开的绸缎庄，只知道迎合奉承权贵们，却对老百姓嗤之以鼻”。孟氏家族更是通过婚姻联盟加强了这些政治纽带。他们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警务改革家，就是那位日后成为总统的徐世昌，另外有个孙子迎娶了未来总统曹锟的孙女为妻。
    瑞蚨祥掌柜孟觐侯同样也和重视培养与上层政治人物的联系，包括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以及那些不计其数的北洋军阀们。孟觐侯在瑞蚨祥的仓库里建造了一个特别的宴会厅以便招待那些有权有势的朋友和数人们。据说，这里的一个晚宴的花费是5家瑞蚨祥一天的营业总额。作为回报，瑞蚨祥得到了政治家们，如曹锟之流的大量消费订单。在1924年曹锟那段晦涩的任期末尾，中南海官邸一共欠瑞蚨祥货款10000金元。由于当时曹锟政权风雨飘摇，孟觐侯顾不得孟曹两家的亲密关系，派人去中南海催讨货款，否则就收回货品。强逼之下，曹锟终于还清了货款，瑞蚨祥在他倒台前要回了大量的欠款。
    孟氏家族有系统的积累着财富和权力。瑞蚨祥从一家只有一间商铺的小店（尽管有位很尊贵的人资助他们）渐渐发展成为一所有着攀附权贵传统的连锁企业。为了谋利和寻求保护，这是一种必要的调整，如果他们要追寻那些被小党派及政治军事竞争所折磨的政治精英足迹的话。瑞蚨祥的财富及其与上层精英勤快的“联系”给孟氏家族在北京商会及一些其他精英领域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丝绸及外贸交易的财富似的瑞蚨祥及丝绸同业公会的代表们在企业的基金募集中很受欢迎。尽管孟觐侯从未做过类似商会会长之类的一官半职，却享有“特殊的指导者”的美誉。
    孟氏家族意识到与高层之间保持联系对自身的前途与地位大大有利。将自己的生意放置于达官贵人们的庇佑之下是清朝生意人们通常的一个做法。多种多样的贸易，诸如木材业、玉器行业、手工艺花行业、书报业，都依赖于不同类型的官方资助。过去的北京很少有企业能脱离官方的保护和资助。为了得到合同，那些专门建造和修补宫殿、寺庙及政府大楼的建筑公司按惯例都要向官员们行贿。为了更方便地进出法院与官场，使得进出官邸与政府机关更加自然，建筑商用钱购买了社会地位。
    在那个社会地位的金字塔层级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特定时期，孟氏家族更是为此策略投入极大的精力。当然，由于经常游走于这些官僚之间，资本家们并非是唯一意识到这种官方资助能带来有利条件的人群。在决定通过何种手段，来促进诸如福利改革甚至是共产主义革命之类的方案上面，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钻营者们其实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一个显著的例子发生在20年代早期的北京。一个名叫城市福利促进会的慈善团体原本是以在施粥铺和临时救济点分发食品、衣物作为救济手段的，但如今却在是否要改革救济措施使之更现代化的问题上内部发生了分歧。一个独立的社会改革家刘锡联认为以生活环境个案调查的方式能更好的解决城市中的贫困。这个“科学化”的措施却遭到了这个团体反对，他们坚持认为施粥铺分发食品是不能缺少的。那个古老的分发体系在每年“冬防”的时候举行一次，给那些进城躲避饥荒的幸存者和战争的难民们分发食物，到那时，慈善家门会纷纷亮相。精英们会时常光顾这些施粥铺来送几个钱或者捐赠一些个人物品来显示自己对社会的关怀。但是当精英们聚集起来，没完没了的讨论如何开放施粥铺的时候，数百名老百姓由于饥饿和寒冷而死去，印证了这个传统体制的局限性。
    在试图说服其协会会员支持他的福利改革的努力遭到失败后，1922-1923年间的冬天，刘成功地得到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支持,从而扭转了颓势,暂时克服了针对福利改革的阻力。那位想法设法来获取民心的军阀张作霖个人捐助了一大船的谷物给刘，同意他进行自己的社会试验。然而，尽管刘开始了他的实验性计划，却始终没能彻底废除旧有福利体系。
    同样，在20年代的中早期，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将他组织的知识分子及工人队伍放置于两大北方军阀的保护下，企望能借此宣扬他的“大众”政治理念。但共产党在20年代所经历的挫折表明这是一个冒险的战略，一个保护神完全可以抛弃他的保护对象使之受到挫败。他们急切地需要更上层的人给他们保护以免遭掠夺和政治迫害，但鉴于对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得原本靠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网络被束缚和分裂，加上党派合作存在许多不稳定性，这种二元关系的可靠性很难去衡量、计算。一份激进报纸的记者依然记得1925年他于国民党名人汪精卫共进晚餐的情景，当时他很害怕自己的报纸会被警方查禁，但是汪精卫向他保证说已经和当局“安排好了一切”。第二天，这家报馆还是被取缔了，那个不幸的记者在监狱中度过了几个月。
    那些自以为是的资助人也发现，自己竭尽全力动用个人关系来动员社会支持的做法也存在问题。一个激进的湖南籍学生回忆，陷于四面楚歌的湖南籍教育部长章士钊曾委派一位湖南同乡，向他提出私下解决问题的要求。章士钊努力在学生运动中寻找同盟以平息正对他政策的抗议示威。然而学生的回报却是闯进章士钊的家中，向他的妻子索取有损章士钊名誉的信息。20年代中期，北京电车公司幕后高层决定重新招募员工，他们特地雇用了当地前警察首领邓裕安，期望凭借他在警界的关系及对北京社会的了解，能“从下层”保护企业的利益。然而，这位前警队高官只雇用自己以前警队同僚的做法激起了其他警员的不满。这些紧张关系使得效果更易受到批评和反对的攻击。
    以个人人格化的方法来保护和扩大某企业的影响代价是昂贵的（需要类似孟氏家族或电车公司的资金风险投资），同样也可能是危险的（需要冒着突然被资助者抛弃的风险）。但是“委托人”的需求认为地方精英们要超越那些简单的价值叠加，不要从利益角度，而是从正确利用关系快速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衡量问题。作为一条通常法则，纵向的动员操控着北京社会上至共和精英人物，下至居民、慈善团体，民兵、劳工组织。
    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制成这精英于普通居民之间基于敬重的关系。这个城市的贫富差距相当大，但是各个阶级之间居住区域被隔离的现象却很少。一个居民区，除个别例外，都由如下几个特征组成：一幢大宅子、杂物间、大院子、一些相毗邻的房屋。由于地位和利益关系，有钱有权的阶层就有理由领导、扶持那些住在他们院落周围或者聚集在他们商店门外的穷人，指挥他们去完成一些任务。幸好晚清的改革家们致力于消除暗杀和造反的威胁，北京才拥有一支强大的警察队伍，但是街坊中的社会控制依然依赖于民兵或其他公共、私人保安团体，它们同样需要精英们的鼓励和资助才能运作。此外，工作场地的组织结构更偏向于那些老板、掌柜、师傅、工人、徒弟并肩工作、生活的小铺子。自由主义改革家们批评这些使用家长制原则的店铺老板拥有过量的个人权威：“一家之主有一条惩罚孩子和仆人的鞭子，一家商店也有自己的店规”。即使在民国时期，个人权威和风俗习惯继续扮演着于法律、各阶层的正式管理组织规范一样重要的角色。
    从一个更广泛的比较视野中分类，一个“传统的名士”“深陷于个人和家庭义务的网络中”，并成功利用这些关系成为“团体中的一种家长”。因为牵涉到社团的利益，这个角色可能更消极一些，而不是积极。一个人成为“名士”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事情，而是通过别人的认可。不管外表多么的陈旧，那种部分建立在物质个体上的坚固性在动荡及询问谁为人民负责的现代化年代中具有其实际价值。
    从原则上讲，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正如中华民国希望成为的那样，要为人民的福利负责，并且要承诺给予人民保护。但从现实来讲，对于个人与社群来说，国家本身既是有益的、但同时却也是有害的，所以地方精英们必须继续为他们的员工、行会会员、邻居以及更广阔的社群负责。在19世纪的欧洲，即使在封建特权被废除之后，依然残留着一个建立在团体性“习惯性尊重”贵族的“尊敬性社会”。 在中国，即使在1905年国家终结了原有考试制度的尊荣后，作为社会组织基本原则的“敬重”价值依然继续存在。 但这种价值不仅仅是士绅文化的残余，同时，它也是一种存在于所有像行业协会、工会以及商会等新旧组织之中的活跃要素。许多城市居民都赞同北京商会领袖们在1928年所做的讲话。面对他们的主席及副主席的突然辞职，他们宣布：“我们面临着一个危急的时刻，这个组织不能一天没有人去承担责任”。在一场北京周期性军事危机中，一位居民目睹了抓壮丁的部队活动之后写到：“士兵们到处抓捕那些懦弱老板们手下身材强壮的员工。”
    联合与调停
    地方显要对这种个人人格化的追求并没有把公民社会的激励物排除在外，因为这种激励物源于更广阔意义上的忠诚感。孟氏家族对政府公职一点也不感兴趣，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去接受那些基于他们财富和声望的基础之上的位置与荣耀。但孟氏家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冷漠态度与其他地方精英“乐意为之”形成鲜明反差，这些包括商会领袖在内的人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来建立自己的威望与权利。中国家长制自然地倾向于通过一个“公共责任的自我形象（即一种服务意识或者是核心分子的身份）”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这是处于中国文化中的本地领导层的典型特征。被大众及精英们对社群领袖的期望所鼓励，被正式和社会动荡的局势所刺激，地方名士们可能投入实践主义的运动中，即便他们“深陷”于表面上最重视秩序和稳定价值的个人网络中。
    这种民众集体行动及相关的对正统组织、正统意识形态的献身精神，归因于城市管理的草根传统，还有晚清改革家的理想与实践。在19世纪中期的北京，商人与士绅在坊间建立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团体，如“水会”（水或灭火队），用来补救政府对地方治理的疏忽。在地方或坊间的层面上，地位持有者和商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会身份被“模糊化”的地方领导阶层，承担起维持地方安定的责任，这个阶层具有士绅与商人的双重属性。火枪队的章程写道，火枪队在城市坊间中承载着似于政府性的任务，因为火灾、洪灾、偷盗十分猖獗。
    一有火灾，政府职能部门对灭火毫无准备。所以，咸丰年间（1851-1862）民怨四起。这时灭火队配备了能随时灭火的装备，与此同时，坊间组织的“灾难救济会”承担起捉贼的责任。
    1900年以后，政府高层的改革家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允许这样的民众组织发展更加完善。由社会精英发起，政府资助的注册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和通过选举产生更倾向于民间自治的团体，协助着国家庞大的官僚统治。
    戴维•约翰森在他最近的论文中引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斯关于“霸权”的概念，来解释在帝国后期夹杂着儒家学说的统治理念影响广泛的现象。然而他也指出，葛兰西关于公民社会的私人机构与国家公共机构的区别在中国这个由单一精英阶层控制所有国家机构的社会，不具说服力。但在晚清和民国早期，葛兰西的比较区别却很能说明问题。一个代表新颖、新式独立组织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城市里开始出现，地方精英的政治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对于日益发展的协会自治生活，官方抱有敌视态度，精英们产生了正反皆有的感情，这都反映了约翰森所指出的霸权文化的强大残余力量，但其他社会精英坚持它们所管理的民间组织走向是正确的。
    有一个最清楚不过的例子能说明地方精英对公共协会的价值十分自信。1920年北京的珠宝商安迪生准备努力重新夺回在前半年因挪用公款丑闻被迫放弃的商会会长职务。他在有助于推进北京商会向行动主义迈进的工作上很有作为，相比其他城市的兄弟组织先进了十年。安把被罢黜归咎于更高层的精英们敌视他对商会的独立领导，用阴谋诡计陷害他，他呼吁各界君子们帮助他，反击对城市商人团体的诽谤，而将他所受的人身污蔑放置一旁。安迪生曾入翰林，发明过用于外销的景泰蓝新制造工艺，在晚清和民国早期的自治运动中是商绅阶层的骨干精英中最为杰出的一名拥护者。他颠覆了商会作为清廷和民国政府下属行业协会的传统角色，赋予商会“团体自动”的特色，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他指责政国家层面中的“安福系”派了一大帮阴谋家混入商会把他搞下台。面对接二连三的密谋和不停的人身攻击，他只能利用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力量进行反击。他向诸省的议会、教育协会、商会、农会、各联合会、律师协会、学生联盟、报界和各行业协会等热心于政治的社会团体寻求帮助。尽管安迪生呼吁民众行动和他对手依赖关系和个人诡计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必须注意到，早在安向社会求助前，他珠宝界的友人和河北的同乡就已调动力量帮助他。我们同样能看到，安迪生坚持主张建立专业协会的权利以及自治、共和、民主等信念。
    1920年因观念的一致以另一种形式重现的国家机构改革计划，所面临的困难与安这个自治主义者遇到的相同。当敌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你并用枪对准你，精准的法律和社会传统毫无应对的效用。改革的自由主义维度则预设了一个从不存在的、稳定的宪政秩序。共产党和国民党所共同推崇的一党政体，都预设了一个还没有建立的庞大的一体组织。在此情形下，孟氏家族庞大的关系网和安迪生所建立的有序商会都不希望达成一种妥协的结果。作为中间阶级的地方精英不但具有封建等级的属性，还有葛兰西写道的“代表公民社会和公民信念的具有强大力量的碉堡”的双重属性。
    希德尼•泰罗在其关于法国、意大利草根政治家的研究中指出，当这条“人格主义”(Personalistic)（强调个人权力与核心存在于他所处的社会、政治与思想环境之中）道路过时后，公民联合执政又不现实时，地方精英有可能来承担“政策中间人”一职。“从地方层面出发，积极主动地来监督政策使之偏向特定团体的利益，还要从国家获取资源”。由于从中央不断出现新的计划和目标，泰罗所描述的角色得以出现在现代欧洲。在当时中华民国实际的条件下，地方经营门很难期望享受到那种官方礼遇。除了那些无关痛痒的反例外（如刘锡联的福利改革），清朝最后10年新政改革期间，北京进入了由政府领导或监督的变革全盛期。到了1920年，地方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却常常与泰罗所描述的相反：改怎样防止国家利益的代表们为中央政府来争夺地方资源？该如何阻止他们变成为了靠拢中央而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从1916年到1930年，除去那些被军阀们勒索的“贡品”外，北京居民的全部税收负担增长了3.5倍。除了少数之外，包括支持当地警察的基金，高昂的税收并没有反映及带动服务的发展。比起通过税收挑起战争来说，政权和组织有序的地方社会存在的紧张关系很少能使国家政策偏重于某个特定方向。实际上，民间不断进行税收抗议游行以回应政府机关寻求更多财政收入的自以为是做法。商品及服务上的苛捐杂税（包括面粉、证券交易、餐饮、渔业、饲马业、木炭业、煤炭业、屠宰业、蔬菜业），触发了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体请愿活动。正如苏珊•曼所说的，始于晚清延续至民国并且通过直接官僚主义方法竞争的包税制，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阶段”，是一个有扩张倾向的国家与地方利益相遭遇、相竞争、相反对的时代。
    根据泰罗的观点，处于遭遇中、对抗中的国家需要中间人，这类人非常有效，因为他们可以动员网络中的支持者及正式组织的资源。一位防御型的中间人典范就是三届北京商会主席孙学士，他在1922年挫败了安迪生重任主席的尝试，自己也拥有一家烤鸭连锁店。他领导餐饮同业公会，拥有山东省的关系背景，与北京各大妓院保持密切关系，并且是驻扎在前门外商业区中一支火枪队的首领。人们赞誉孙学士在“社会交往领域”中非常有能力，表现在他每次都能精心安排好一轮轮的宴会。然而，如果需要的话，孙也会主持一些公共会议，参加一些要求自治的集会上，利用他的专业社团领袖的正式身份来参加城市范围的精英聚会。从孙清楚表达这个观念的程度上来说，他使一个基于古老“民生”观念的意识形态形成体系，证明了保护市场及人民就业的正当性。当孙学士这样的地方精英追求这些防御型策略而滑向了家长制角色时，这种姿态就给孙学士带来了“北京商界泰斗”的美誉。这样的姿态立刻假装和合法化了他试图达到目的的做作、政治性本质：将多元化、纷繁嘈杂的各种行业、企业中的选民团结起来。
    在20世纪20年代，类似于安迪生这样依赖于计划一致性而成功的自由主义者被孙学士之类的传统主义者所取代，他的力量来自于对社会网络的支配权及唤起社团内团结一致反对官僚、军阀、资本家的能力。孙学士的中间人角色与传统士绅阶层的调停功能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他也面对着一个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对于专业协会领袖来说，也需要用现代化武器的来武装自己。
    孙学士的这项本领在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时接受了考验。在1928年他被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队威胁而放弃北京前，张作霖在城内设立了从黄金到食糖的各种商品税收。孙领导的商会负责收税。在对财税提出要求的最初几个月后，孙学士和他的副主席，冷嘉义（音译，Leng Jiayi）就扮演着政权与商人团体中间人的角色。张作霖的代理人们要求每月征收10万元财税收入。在迫使张作霖同意不再征收牲畜税的条件下，孙和冷仅愿意每月支付5万元。当政府给予太大压力或商会会员阻挠缴款的话，孙和冷就会递交辞呈退休回家，直到商会和政府的代表们说服他们返回。
    孙和冷小心谨慎的策略来源于对事物紧要性的精打细算。事实上，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威望和商会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衡量，这个商会曾被一位领导人赋予一个众所周知的高度评价：“首都里唯一一个专业的、真正代表城市居民的协会”。正如一场政治戏剧一样，它是如此熟悉和透明。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角色描绘成虚弱或易碎的，他们却卓有成效的缓解了暴戾的张作霖与他们那些好争辩的、唯利是图的同僚间潜在的危险冲突。每个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以至不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尊严，或使他们脱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像孙学士这样的地方铁腕人物需要表现的软弱些，而商人们就需要在这种深谙迂回之策的领袖带动下，组织起集体的防御力量。如果精英文化作为“部分意识形态化、部分戏剧构造化、部分集体化、部分个人化的过程”，那么当地方精英置身其中后所带来的个人或小集体效果，就会保护他们共同的权利和集体利益。
    在实践中间人功能及自我防卫的过程中，地方精英们通常会辞职、告病，或者缺席一些活动。在一个舆论环境严酷、民众思想反叛、军队四处驻扎的年代中，这些都是明智的策略。这些负责保护公民社会的团体采取的软化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软弱、“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或被认为倒退至士绅中间人地立场， 但是政治调适的实用价值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代理与压制
    地方精英的优势地位不仅依托其财富、地位以及与高级精英的社会联系，还在于维持其追随者与委托人的积极支持。如若缺乏了一种互惠关系以及为精英与非精英观点和利益代言的方法，那么像总商会一样的机构将难以完成某些任务，譬如要设法从数以千计的赞助商处得到一小笔钱以应对掠夺成性的政府。孟氏家族的瑞蚨祥是不可能不引人注目，而像安迪生和孙学士这样的精英亦然。然而，北京的经济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小规模特性却使得许多名士及其从属者选择从全市性的义务中消极退出。地方精英及其委托人或许会认同强力或精明的领导能力在保护团体利益时是有重大作用的，可同时，他们却逃避了在产生这些“公众利益”时包含其中的代价与风险。
    调停与协商的的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因为它保护了精英与公众的利益，还因为调停的公开展示赞颂了一种作为普遍原则的互惠观念，这个原则操控着各个层次的社会、经济组织。E.P.汤普森主张，精英霸权只有由管理者通过不断的技巧练习、剧场练习与让步练习方可继续维系。在北京社会中，调停是一项为巡警、同业公会成员、元老级政治家、甚至是碰巧撞见打斗或争吵的过路人都广泛奉行的一门艺术。一名在北京游历的日本观光者被一桩较小的争执所吸引，争执发生在店主与游客间、围绕着物品被破坏而展开。他对被要求裁决事件的警官的表现深感敬佩。警官有些客套地声言“警方的任务是去‘调停争议’，换句话说，我们的任务是去解决争议，而非诱使人们犯罪”。对于同业公会中敌对派系间的争论，调停人要冒着对自己受伤的风险，身体力行地出现并将双方分隔开。每当在大街上、或在店铺中、或在居所中的争执愈演愈烈之际，舆论就谴责逐步扩大的旁观者，因为他们要么“在旁观看却不施以援手”去调停，要么就报告说争吵的失控意味着“调停人不敢介入”。精英分子可以凭借公众对调停者这一角色的广泛支持来为他们作为像军阀与商人群体一般的敌对团体的代理人或中间人的行为进行辩护。
    像孙学士一样的精英对于这类道德表演有着非凡的理解。不过，这种特性也未能在敬重准则与互惠准则崩坏时抵制住侵袭。元老级政治家熊希龄是北京最为著名的调停者与斡旋者中的一位。熊于1913-1914年出任了袁世凯政府的国务总理一职，在经历了短暂的任期后引退，从国内政治中走了下来，开始了彰显“革新却可塑”的经历。至20世纪20年代，熊利用他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在城中建立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慈善与商业投资组成的网状体系，范围从孤儿院到公交公司。熊的社会属性与广阔的人文关怀——这一使他的效力在共和国政治上层大打折扣的特性——让他以中层调解业务活动核心人物的身份成为典范。但1929年，在熊试图拯救贫穷的满洲旗人而将一家岌岌可危的工厂通过与其名下的慈善企业合并时，他遭到了来自市内“满族进步社”的严厉指责，尽管工厂中的大部分满族官员与学徒都接受熊的做法。（这件事本身并无助于熊希龄所被卷入的一起丑闻案。丑闻案涉及了20世纪10年代的满族宝物失窃。）那年年末，熊希龄因为要将自己的香山慈幼院与北京连接起来而导致了公交公司与人力车夫间的竞争，造成了人力车夫的不满而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他。
    即使是像孙学士一样精通地方精英政治艺术的人也要面临周期性的领导危机。1922年，由于不满于他积极支持那些害怕与新型有轨电车系统竞争的人力车夫，他在北京总商会会长的改选中遭到了反对。他通过扬言以辞职来“保全声名”最终保住了他的地位，之后他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宴会来重建支持。1928年，许多隶属于总商会的同业公会加入了国民党的一个地方组织——商业联合会，并也发起了一场抵制孙的运动，因为他不断烦扰着商人向北伐军支付保护金。地方精英既被颂扬为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保护者，又被攻击成是独裁者、盗用公款者和欺世盗名者。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方政治的记载显示，像总商会会长、同业公会主席及劳工联盟领袖等令人尊敬的地方精英总是突然发现自己遭到了控告、逮捕、诽谤、密谋与罢免。
    对于地方精英而言，在身份与威望的形成与破坏方面，这类属日常政治的名声与能在更大范围中运用的关系与地位是同等重要的。F.G.贝利在其对名誉政治的研究中表明，人们总是在询问两个微观政治层面的问题“你如何使一名表现出有专制君主倾向的君主回归正途？你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告诫一名领袖他已经走在了不归路上？”北京的居民正是一直在讯问总商会领袖，联合会官员、学校管理者、政党骨干、工厂主和劳工主这些个问题。正当公民社会渐渐发展的时候，那种将旧有期望强加于新型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做法产生了紧张，引起了焦虑，甚至成为暴力的争端；冲突既有着重重的个人戏剧性，又充满着更大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
    20世纪20年代，北京当地的主要新闻就是集中在人格政治还是名誉政治的社会无序传闻，被乔治•西美尔描述为“在本需要和谐的关系中产生了分歧而导致了某种痛苦”。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学徒咬下了打了他的面粉店主的一只耳朵。（这名店主挥霍无度而败完了家业）在另一个案例中，地毯厂的工人们，由他们的工作组长所带领，公开职责新任命的经理贪污，并开始采取一系列与负责人及其私人随从的激烈对抗。经理、官员、学校管理者忽然发现他们被固定着和自己的工人、雇员、学生和追随者进行战斗。就在办公室开始充满着尊重和尊敬的任期后不久，领袖或“负责人”都被贴上了僭主、独裁者或恶棍的标签。动用资源建立同业公会、联合会以及向委托人提供新服务，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件。在这个时期，经由协会苦心经营构建而成的公民社会使名誉这类细节政治得以加强并超越了调停人维持社会的安定的能力。由机会主义精英与反精英共同拼凑而成的“名誉政治”呈现出带有强大的组织化结果的意识形态色彩。
    地方精英能发现他们所处的是个尴尬的地位，当遭受到来自产生于他们内部并经由联盟内外的骨干与公众得以加强的第二“战线”大众政治的对抗时，这种内部斗争的潜在可能也成为一难题——1928年北伐军队的到来就证实了这一点。紧接着对共产党的清洗，蒋介石和他的保守同盟在国民党政权中推卸掉了许多全民动员的责任，并强调社会秩序以排斥政党领导的民众运动。然后，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活动家们仍保留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地位以及组织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妇女的热情。尽管蒋介石试图通过打击或拉拢敌对军阀来统一国家，地方的政党活动家却动员城市居民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废除不得人心的赋税、促进社会与文化变迁、与外来势力做斗争并牺牲由精英组建、并对革命怀有敌意的专业团体和同业工会，以此来建立民众组织。结果，1928年夏，地方精英们面临了一场挑战。挑战来自一个分裂的、甚至有些错乱的政权，它的上层统治者表现得像地区军阀和保守的现代化者，它的地方或中层民众却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
    国民党骨干发起的群众动员是场立竿见影的胜利。至1928年底，北平总工会（the Beipi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FTU)已经拥有了26个联合会以及15000多名成员。在北京，民族主义联盟的组织者作为“大同盟”派别的地方代表而起家，这些代表是由左翼政党要人丁惟汾以学校和山东籍为基础招募而来。派系的纽带使得反帝大同盟中的少数骨干成员能够以领袖的身份从在北平的约摸千名民国民党党员中脱颖而出。在北平总工会建立的过程中，大同盟建立了一个组织基础。到了1928年后期，各派系领袖，尤其是一名为张迎庆（音译，Zhang Yinqing）的前大学生及聪慧的演说家，开始扮演起类似中间人的角色，因为他们在联合会与上层权威之间进行着调停，为他们委托人的利益代言，同时打压一切针对总工会与大联盟权力的挑战。可以预料得到，假设其他精英们政治发展的轨道取得了相似的进步，1929年期间，反对派联盟和蒋介石的政党联盟就会向总工会的“老派”发起攻势。那些被批判为“以垄断的方式控制联合会”的在任者最终失去了权力。
    因为总工会无法渗透进大部分城市工人所工作的大量批发、零售手工艺店铺，于是北平的劳工运动更多的根本性限制被揭露了出来。联合店铺雇员的尝试也使得城市工人与商界精英的矛盾公开化。当劳工组织者以工人代表的身份提出要求时，精英主义与中间人角色就不再足以维系其社会支配权。雇主—雇员关系就政治化了，由于新组织的分裂代替了共存，有关公民社会的争论都显露出来了。受到来自下层联合会的挑战，地方精英的领袖们在他们最强有力的组织——北平总商会——内部联合起来，在拥有着维护社会秩序共同目标，却又是地方精英组织不确定盟友的政府精英的帮助下试图压制他们的雇员。
    这些社会政治分歧经由1929年的商铺店员运动而变得戏剧化。城中三万多家店铺中的大部分只有为数不足五人的雇员，而店员与工匠中的最大多数只是这些小规模店铺中的短工。许多店铺还同时还是居所，不少商行业务还要在大街上进行。大店铺拥有装饰华丽的门面及大量用于商业贸易、制造、贮藏及住宿的房间。在前门外，最富有的商家，如孟氏家族的瑞蚨祥丝绸与外贸物品店，在精心构建的店员与学徒的等级制度下雇佣了数百人。传统店铺中的家族式特征并不能免除店主与店员间的斗争。但是在家长制的立店之本体现出的小规模以及申诉与威胁，与同业公会及总商会组织的双重掩饰效果一起，给劳工组织者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1928年，北平总工会的姊妹组织——商人联盟试图在店主群体中创立一群体基础以与总商会竞争的尝试以失败告终。1929年，商人联盟转变战术，从争取同业公会的领袖转而通过动员店铺雇员来暗中破坏商人的权威；商人们也发起运动来组织一个店员或员工联合会。到了2月中旬，当地的新闻界报道到“在最近几天内，大店铺中的年轻店员在国民党支部与商人联盟的激励下已经组织了北平店员联合会（店员工会）的分会”。市内颇有名头的八、九家店铺随即受到影响，而店员们自己则称他们正“情绪高昂”中。
    在瑞蚨祥总店，孟掌柜安排了一场戏剧性的集会来应对在他店员中存在着的不安情绪。在宴会中，孟说明了他对工会制度的看法并尝试着使店员相信瑞蚨祥不可能承受店员所要求的二十四万元额外工资。据说，多数出席的店员因为孟的说理及其像父亲般关心他们利益的表现而有所动摇；但也有少数人，引用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宣称他们必须获准组织店员工会。在此期间，为预防店员不被说服的可能，孟下令将所有的库存从其店铺中清理干净，并封锁大楼。当店员明白过来发生的一切时，他们愤怒地指责瑞蚨祥的掌柜是反民族的。在铁将军把门和已经关闭店铺外，商人联盟的领袖引领着店员反复高呼“打倒孟氏”的口号。随着店员运动传遍了拥挤的商人城区，许多店主纷纷仿效瑞蚨祥掌柜的做法关门大吉。在别的店铺中，店员要么说服雇主允许他们组织店员工会，要么就换由他们来接管。张贴在店铺窗上的海报宣告了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性。在第一天的骚乱中，总共有一千名工人参加了运动。
    由于精英家长制的观念丝毫没有动摇，长久以来的积怨在运动中很快地浮现出来，。店员运动表现了阶级与道德的团结经常遭到社会等级制度的抑制的状况。在茶叶贸易方面，商铺的负责人大都来自安徽省中的同一县城。许多参加运动的茶叶店店员声称那些籍贯非这一地区的店员就遭受到了长期的歧视。他们得到的报酬不及他人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们还受到“像动物一般对待”。不过店员工会施加的压力还是促进了一些店铺进行内部改革，在这些店铺中，负责人提高了工资并明确了工作量以防工会组织站稳脚跟。宣告着“该店店员已组织自己的工会，将不会参加其他任何组织”的告示张贴于一些店铺门前。在同业公会与类同业公会的团体限制了员工自然且合理的要求与抱怨的同时，店铺、工作组、工作队以及向总商会一样的全市范围内的伞状组织提出了一份通过调停与互惠来表达和解决这种不满的框架体系。
    总商会于1929年2月底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思量如何应对这场作为商人联盟衍生物却又直接威胁到总商会对于经济部门掌控权的运动。总商会成立了一个十人委员会尝试着去调停店员工会与受影响店铺双方的关系。它也认可了正在进行中的由商人、民兵去调停的方式失败。民兵组织通常只在战时或出现严重的社会骚乱时才被调动，而总商会的行动也显示出总商会认为这场新型的运动较之1928年的北平总工会或商人联盟的崛起能对其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许多由总商会代理的贸易行业已经习惯了每年一度的劳工谈判。不过，这些争论一般是商人与工匠间的对立，这些工匠或在他们自己的同业公会中被组织，或由工头非正式地在工匠团体内部领衔组织。至1929年，批发零售店已经不受联盟组织的影响。
    在那些住所和工作场所差不多等同的最小店铺中，可以有容纳小规模政治反抗与长期不和的空间，但没有能容纳思想上激进的工人或劳工组织者的空间。在雇主与雇员的狭小范围内, 冲突只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宗派之间。在那些分工更明确及有约束力的籍贯纽带力量消失或断裂的大店铺中，还是存在着组织性的异议空间。在瑞蚨祥，掌柜与学徒经由山东籍贯的纽带联系起来。一方面，因为掌柜们自己亦起身于学徒，一种强烈的有经验的学徒联系弥漫于店铺的社会组织中。另一方面，店铺店员被分为“内部雇员”与“外部雇员”，后者一般只是临时工或合同工。外部雇员拥有较高的薪酬与较低的地位，甚至可能不会受邀参加庆祝店铺团结的惯例年终宴会。
    面对着店员工会日趋增长的力量，总商会向地方掌权者和南京政府寻求帮助以压制这场运动。蒋介石与中国北方军阀阎锡山的代表通过指责店员工会为非法组织来加以帮助。商人联盟为了捍卫它的产物，声辩只是一种“联合”而非“联盟”。然而，代表了南京政府与北方军阀联盟的北平政府工务局立即拒绝接受这一声辩，并且不吉利地提及在南方一些城市中血腥镇压“贫穷店员”的事件。市长与警察局长告知总商会，那些辖下雇员已由店员工会组织起来的店主应该在解散他们时向警方寻求帮助。警察进入了那些由激进的店员占有着的店铺并命令撕下那些政治布告。随着总商会、警方、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地方军阀的支持，店主也敢于去解雇那些参加了工会的店员。仅在瑞蚨祥就开除了一百多名店员。最后，在来自警方与军阀权威的双重压力下，商人联盟否认了自己本身。参加运动的店员遭到了商人群体的排斥。月余后，他们依然失业着，而只能依靠有同情心的政党官员的施舍过活。
    店员工会的悲惨状况与劳工运动的成功及商人联盟短暂的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工会在之前的8月经受住了阎锡山打击联合会活动的企图。工人们立场坚定。联合会领袖也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的隔阂，从本地精英的冷淡中获益。商人联盟在1928年最初的成功源于它使总商会成员间产生了分歧并通过充分利用同业公会对总商会为供养驻扎在城市周边的北伐军而征收额外赋税事件的不满情绪，争取到了一些同业公会站在了它一边。一旦遇到店员暴动，总商会总是保持立场一致，并能和地区性的和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和官僚精英站在一起。行会领袖们收取保护费问题上的冲突，或地方精英与南京政府在税收上的分歧都无从阻止精英们去维护这么一个原则：店主拥有对工人与学徒专有控制权。
    结论
    北京的地方精英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实际扮演着政治调适者的角色。他们既没有虚弱到需要习惯性的卑躬屈膝来满足上层精英的要求，也没能强大到将挑战权威的举措上升到要求独立地方自治的程度。孙学士的高明手法让军阀张作霖所渴望的税收落了空，店员起义也由于孟氏家族而遭到了痛苦的失败。本地精英对张作霖的胜利以及店员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向我们暗示了本地精英权力能达到的外部界限。他们所统治的领域与互相冲突的军事家们以及躁动不安的普罗大众们所接壤。一些如安迪生之类的人认为，晚清改革家所遗留并被民国政治家勉强承认的地方自治组织是实现自由主义政治的一大要素。公民阶层被嫁接到统治阶级和商业精英所利用的传统特权上，同时，专业协会拥有了新的合法地位，这些都使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如果地方精英有勇气去挑战一个虚弱却仍不失威力的国家，安迪生理念的乌托邦性质就会使得这类计划有实现的机会，但安迪生那些更实用主义的伙伴以及对手们不愿意被拉进安氏所钟爱的那种冒险事业中。他们有些加大投身地方事务的力度来扮演像孙学士这样的家长制中间人角色，有些变得更为谨慎，就像孟氏家族那样专注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
    随着20世纪20年代商人运动的涌向及新型专业人才、组织的增加，受到旧有统治阶级所庇佑的奇特地方精英结构面临着中央政权及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真正威胁。本地精英分子的这种激进的颠覆、以智谋取胜的策略，对清朝改良派和早期民国的领导层是完全陌生的。国民党也曾经考虑过，但最终还是拒斥了这种方法，但它却成为日后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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