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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嶺是一條中國地理上很重要的南北分界線，無論是自然現象還是人文景觀，秦嶺南北的差異都十分顯著。唐代宰相籍貫的地理分佈亦復如此，秦嶺之北的京畿地區（相當於今陝西關中平原）出了一百多位宰相，而與關中僅一嶺之隔的劍南道和山南西道廣大地區（相當於今四川大部及陝西漢中盆地）僅出過一位宰相，這究竟是為什麼？從個人來說，是否能成為宰相與個人的素養、家庭、世道、機遇有關，但宰相所生活的地方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尚也不能不對他從小的成長有著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因此，唐代宰相籍貫分佈的差異，多少能反映歷史文化地理的某些側面。 一 唐代共有宰相三百六十九人（１）ａ，其籍貫除七人無考外，均有著落。這裏所說的籍貫，是指宰相本人出生、生長的地方。唐世重郡望，某宰相的郡望與實際居住地的籍貫並不一定有著必然聯繫，所以史書所載某宰相為何方人氏，新、舊《唐書》也許不合，兩《唐書》與其他文獻可能抵牾，因此確定宰相的籍貫必須依據下列原則作出具體的分析： （１）兩《唐書》歧異者。如高宗時宰相張文瓘，《新唐書》卷１１３本傳作貝州武城人，而《舊唐書》卷８５本傳則云大業末已徙家魏州昌樂縣，貝州（清河）乃張氏郡望（２）ａ，魏州昌樂才是他的籍貫即實際居住地。又如德宗時宰相盧邁，《舊唐書》卷１３６本傳作范陽人，而《新唐書》卷１５０本傳則作河南府河南縣人，案范陽係盧氏郡望（３）ａ，故盧邁籍貫應從《新唐書》。 （２）兩《唐書》與碑傳世系互異者。韋思謙、韋嗣立、韋承慶父子兄弟三人位居相位，舉世罕匹，張說撰《韋嗣立墓志銘》作京兆杜陵人（４）ａ，《元和姓纂》卷２作韋氏襄陽房山，而《舊唐書》卷８８《韋思謙傳》則作鄭州陽武人，孰是孰非，《新唐書》卷１１６《韋思謙傳》裏才有正確的答案：“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為鄭州陽武人。”岑文本，《新唐書》卷１０２、《舊唐書》卷７０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氏》俱作鄧州（南陽）棘陽人，然據《元和姓纂》卷５岑氏，文本祖上南朝梁時已徙居江陵，故宋葉夢得稱他為“岑江陵”（５）ａ。又如孔緯，乃孔子之後。《舊唐書》卷１７９本傳說是曲阜人，然《元和姓纂》卷６孔氏下博房有戣，而戣孫即緯，故知孔緯望出曲阜，籍貫應是下博縣（唐時屬冀州）。 （３）那些正史無傳或本傳不言籍貫的，依其生平史料作某 些合量的推測。如李訓，《舊唐書》卷１６９、《新唐書》卷１７９本傳均不載本貫，皆言訓乃李揆族孫、李逢吉從子，李逢吉系出隴右，李揆落籍鄭州滎陽，但李訓不一定與他們同貫，《舊唐書‧李訓傳》謂訓丁母憂時居洛中，因而最有可能是洛陽人。 依據上述原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新唐書·宰相表》、兩《唐書》列傳、《元和姓纂》、《全唐文》中墓志碑銘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考證等史料，這三百 多位宰相的籍貫分佈如《唐代宰相籍貫的分道統計表》所示： 若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則此線以北的北方七道共出宰相３０８人，佔宰相總數的８５．１％，而以南的南方八道總共才有５４位宰相，僅佔總數的１４．９％，可見，南、北方的差異是非常懸殊的，北方佔絕對優勢，南方宰相數的總和尚不及河北一道之數。若以北方而論，其分佈也不均衡，具有東多西少的特點，位於東部的黃河下游地區，宰相籍貫的分佈呈大面積的輻射狀分佈在華北大平原上，輻射端點在東都洛陽，向東北、正東、東南方向延伸散布，因此在西起洛陽、東盡大海、北自范陽、南止淮河的範圍之內，到處都有宰相籍貫的蹤影，尤其密集地分佈在從東都到汴州沿線、太行山東麓及其以東的河北平原腹地；而在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宰相主要集中出自涇渭平原和汾水流域，其分佈具有多且集中的特點，特別是首都長安及其附近的京畿地區，竟出了一百多位宰相，而此外的其它地區則顯得非常稀疏；更西的黃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區，宰相的籍貫只有少數的零星分佈了。在南方，宰相主要集中出在從揚州到杭州的江南運河沿線和荊襄地區，潭州、贛州、鄂州、郴州、韶州、梓州、愛州等地只是斷斷續續出過幾位宰相，其餘大面積地區絕大部分都是空白，山南西道、黔中道終唐之世甚至連一個宰相也沒有出過。 二 唐代宰相籍貫的分佈呈如此的不均衡性，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 唐代宰相的初仕，有門蔭、科舉等途徑，無論門蔭還是科舉，抑或其他，世家大族子弟都佔有優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世家大族，雖經隋末農民戰爭的巨大衝擊，力量已大大削弱，但即使到了唐朝，他們的勢力還相當強大。據筆者考證，唐代三百六十九位宰相中，居然有佔６５．８％的二百四十三位出身士族！這些世家大族中，有“雍州紱冕之多，莫若韋氏”（１）ｂ的杜陵韋氏，有“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三分之為東、西、中”（２）ｂ的聞喜裴氏，也有“山東右族”（３）ｂ博陵崔氏、“北州冠族”（４）ｂ范陽盧氏、“河東冠族、代不乏賢”（５）ｂ的汾陰薛氏、“世家之盛、古未有也”（６）ｂ的蘭陵蕭氏、“代為河汾右族”（７）ｂ的河東柳氏，還有與李唐皇室同敘昭穆的“山東冠甲”（８）ｂ趙郡李氏，等等。這五十三姓六十三望士族的２４３位宰相中，有佔５４％的一百三十一位留居在士族郡望的原籍，亦即郡望與其籍貫相合。除平陵竇氏、安定皇甫氏、穎川韓氏、曲阜孔氏、太原郭氏、清河張氏、清河傅氏、范陽張氏、高陽許氏、武康姚氏、天水趙氏、天水權氏、姑臧賈氏以及南陽岑、樂、趙、宗四氏宰相全數遷出郡望所在地以外，其餘四十六望士族原籍出了１３１位宰相，佔宰相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出宰相最多的要數“河東大族”（９）ｂ聞喜裴氏，出過十七位宰相，其次是杜陵韋氏，出了十六位宰相，其餘出過十位宰相及其以上的還有博陵崔氏、趙郡李氏、彭城劉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和蘭陵蕭氏。值得注間的是，這四十六個士族的郡望，絕大部份分佈在北方，如京畿道八望，都畿道五望、河南道九望、河東道七望、河北道八望、隴右道三望，這些北方的四十個郡望，出了一百二十位宰相，佔了四十六望的８７％，佔了宰相總數的３２．５％。而南方所出宰相而又仍居原籍的士族僅有吳郡陸、張二氏、錢塘褚氏、義興蔣氏、武康沈氏和江夏李氏六望而已，主要集中在太湖周圍地區。這些世家大族承魏晉以來之餘緒，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魏晉南北朝時的郡望分佈以今山東、河北郡姓最多，其次為河南、關中，再次則為江南吳地（１０）ｂ，可見這四十六個士族的郡望分佈與此大致重合，因此可以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世家大族的分佈格局，同時影響了唐代近三分之一的宰相籍貫的佈局。不能不承認，士族在唐代仍是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 留居原籍的世家子弟，雖不乏有識之士，卻壟斷了入相途徑的三分之一；而遷往他方的世族後裔，入相者一百十二人，也差不多佔了宰相總數的近三分之一。這些宰相本人或其祖先，自永嘉以來移徙他方，主要落籍在長安、洛陽等大都市和呈串狀分佈在交通要道沿線的兩側地帶。京城長安，五方雜處，秦漢以來人物薈萃，不僅有著眾多的土著相門世家，也出了為數頗為可觀的客籍宰臣。出蘭陵蕭氏的蕭瑀乃後梁明帝之子，“自璹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其祖先自隋滅陳時已入長安（１１）ｂ。與蕭氏同入長安的有陳後主六弟陳叔達（１２）ｂ、姚璹的曾祖姚察（１３）ｂ。陳叔達相高祖，而姚璹則相武后。在南朝君臣後裔入京之先，北朝君臣的後代也已遷居長安，如高士廉係北齊高祖高歡的侄孫，其七代孫高琚亦位居相位（１４）ｂ，長孫無忌也早已入籍京城（１５）ｂ。入京的士族、寒門子弟後為宰相者，為數更多。劉文靜係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１６）ｂ，牛李黨爭的牛黨魁首牛僧孺，望出涇州鶉觚，代為西州豪族，乃隋吏部尚書牛弘八代孫，卻從小在長安下杜樊鄉接受教育（１）ｃ。琅琊王氏的王方慶及其後代王璵、王搏，其先自丹陽徙居咸陽（２）ｃ。太原王氏出身的王珪，世居祐縣（３）ｃ。崔敦禮，“其先博陵著姓”，祖上自北魏末徙為雍州咸陽人（４）ｃ，博陵二房的崔言詧甫及其侄崔植家族，北周時徙往關中（５）ｃ。係出清河崔氏錦的崔錦，其高祖在北魏時徙居藍田６）ｃ。令狐氏代為敦煌豪族，北朝時一支仕周為大將軍，故後代得為華原人，令狐楚、令狐郿父子即其後裔（７）ｃ，而定居京兆的鄭畋，系出滎陽（８）ｃ。徙居京城的李泌、李晟、李昭德、李迥秀、李靖，亦分別來自遼東李氏和隴西李氏（９）ｃ。其他人居首都及其附近地區的宰相還有系出南陽樂氏的樂彥瑋、樂思晦父子（１０）ｃ、自河東柳氏徙來的柳粲（１１）ｃ、來自滑州的李道廣、李元紘父子（１２）ｃ、遷自晉昌酒泉的唐休璟（１３）ｃ、從馬邑徙家河南又遷為京兆萬年人的閻立本（１４）ｃ和來自太原而定居華州下珪的白敏中（１５）ｃ。宗室宰相十餘人也隨唐室定都長安而落籍京城。總而言之，作為全國最大城市的首都長安及其附近的京畿地區，至少集中了四十四位客籍宰相，佔京畿道宰相總數的４３％強；而東都洛陽，地位僅次於京城，兩京大驛路東止於此，又是永濟渠、通濟渠交匯的地點，車船交轂，人物稱盛，因而以洛陽為中心的河南府地區也聚集了一大批四面八方的來客，其後裔或本人有十三位入居相位。望出平陵的竇氏六宰相（竇威、竇抗、竇德玄、竇易直、竇懷貞、竇參），先祖在北魏時已徙居洛陽（１６）ｃ。房融、房琯父子及獨孤損的先祖也是那時候遷居洛陽的（１７）ｃ。武氏本出沛國，唐初已為並州文水人，而元和名相武元衡卻落籍於河南府緱氏縣了（１８）ｃ。張說本出范陽方城，到他的時候早已是洛陽人了（１９）ｃ。落籍河南府的盧邁，本出范陽盧氏（２０）ｃ，而出太原王氏的王晙，乃滄州景城人，後又遷居洛陽（２１）ｃ。 兩京而外，北方交通沿線的城市也接納了不少客籍人士，如鄭、汝、陝、汴、滑、毫、懷、衛、魏等州。鄭州地處東西向和南北向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來此定居的客籍眾多 ，如滎陽縣的隴西李氏李揆（２２）ｃ、原武縣的弘農楊氏楊綰、楊再思（２３）ｃ、新鄭縣的清河崔氏崔元綜（２４）ｃ、陽武縣的杜陵韋氏韋思謙、韋嗣立、韋承慶（２５）ｃ、管城縣的趙郡李氏李日知（１）ｄ和寄居鄭州的范陽盧氏盧攜（２）ｄ，以及庶族出身而客居新鄭的徐商、徐彥若父子（３）ｄ，這十一位人物佔鄭州所出宰相數（二十人）的一半還多。汝州梁縣的柳渾，係出河東柳氏（４）ｄ，而陝州的四位宰相陸揆、趙仁本、趙憬、姚崇，其先分別來自吳郡陸氏、天水趙氏和武康姚氏（５）ｄ。劉瑑系出彭城劉氏，十一世祖時已徙居汴州尉氏縣（６）ｄ。滑州靈昌人盧懷慎、盧杞和崔日用，係出范陽盧氏和博陵崔氏（７ｄ﹞。曹州離狐人徐世勣（李勣），是隋末徙居滑州衛南縣的（８ ）ｄ。李敬玄、李元素兄弟，六代祖時從趙郡移徙譙郡（９）ｄ，而入居河內濟源縣的裴休、裴澈，係出東眷裴氏（１０）ｄ。傳為關羽後代的關播，祖上也自河東遷到了衛州汲縣（１１）ｄ，而高郢之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１２）ｄ，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係出趙郡李氏西祖，吉甫父棲筠於開元時徙居衛州汲縣共城山下（１３）ｄ魏州雄劇，隴西李義琰的祖上來此定居（１４）ｄ。貝州武城人張文瓘，大業末徙家魏州昌樂（１５）ｄ。地理學家賈耽，七世祖時因避葛榮之亂而徙家滄州浮陽縣（１６）ｄ。鄭、陝、汴、亳諸州，都位於河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上，滑州係北渡黃河之要津，而汝州則為南出南陽必經之地，黃河之北的懷、衛、魏、滄四州則均位於永濟渠沿線。 與北方相似，南方所出宰相，其祖先或父輩多來自北方，他們成串地分佈在交通沿線附近。上官儀的父親隋時為江都總監，故自陝郡徙揚州（１７）ｄ。楊嗣復本出弘農楊氏，是乃父楊於陵寓居揚州時生的（１８）ｄ。王播本出太原王氏，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因而落籍揚州，據說他家就在瓜洲鎮上（１９）ｄ。李藩則是從趙郡李氏分離出來遷居廣陵的（２０）ｄ，而李玨亦出趙郡李氏，其先客居淮陰（２１）ｄ，可見，揚州所出七位宰相，有五位是客籍，揚州之接受北來移民，由此可見一斑。與揚州隔江相望的潤州，“京口繁要，遊客所聚”（２２）ｄ，天寶十四載（７５５年）天水略陽人權皋南遁至此定居，五年後生下了元和名相權德輿（２３）ｄ。桓彥範的祖先永嘉之亂時已渡江徙居丹陽，時間上還算是比較早的（２４）ｄ。會昌名相李紳，本出趙郡李氏南祖，八代祖善權北魏時已徙居譙郡，而父李晤嘗歷烏程、金壇、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梅里（２５）ｄ。楊收自言楊素之後，其父客居蘇州，因而落籍吳門（２６）ｄ。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蓋吳人也”（２７）ｄ，而其先則出武功蘇氏（２８）ｄ。褚遂良舊望河南陽翟、許敬宗舊望河北高陽北新城，而他們本人則都成了杭州人（１）ｅ。從楚州、揚州到蘇州、杭州，乃是隋朝新疏鑿的邗溝與江南運河沿線，匯集了來自北方人後裔的宰相十四人。而在三鴉路以南的荊襄大路上，岑文本、岑羲、岑長倩來自南陽（２）ｅ，段文昌雖為臨淄人而世客荊州（３）ｅ，張柬之本出范陽方城而落籍襄陽（４）ｅ，這兒集中了北人後裔宰相五人。若加上其他位於交通沿線的宰相如曲江張九齡（５）ｅ、梓州李義府（６）ｅ、九真姜公輔（７）ｅ、桂陽劉瞻（８）ｅ，這二十三位宰相佔了南方所出宰相總數的４２．６％，可見宰相籍貫的南中國分佈差不多一半是由北人流寓南方而落籍於交通要道沿線附近才成為定局的。 由上述可知，在唐代宰相籍貫的分佈上，城市與交通幹線起著非常巨大的吸附作用。 至於庶族出身宰相籍貫的分佈，據筆者統計也是北多南少，北方九十人，南方十八人。北方庶族宰相，黃河下游地區主要集中在華北大平原北部即河北平原上，黃河中游地區仍集中在今關中平原和汾河流域，黃河上游及河西走廓地區僅出過四位庶族宰相；在南方，庶族宰相主要分佈在江淮和荊襄地區，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沒出過宰相。這種佈局與唐代 宰相籍貫分佈的總格局是同步的。 無論是留居原籍的士族宰相，還是流徙外地的客籍宰臣，抑或庶族宰相。其籍貫分佈的最大特點是數量上北方佔絕對優勢地勝過南方，北方的分佈集中在華北大平原和汾渭平原，南方主要聚集在江南運河沿線和荊襄地區，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種分佈格局最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政治的基礎是經濟，中國古代的經濟以農為主，唐代農業經濟最為發達的地方，也是出宰相最多的地方。以全局而言，唐代農業生產以北方為重，華北平原、黃土高原上的粟、麥生產相當發達，史書上不乏有“人戶殷繁”、“百姓富饒”、“百里繁麥”、“涿郡號富饒”、汴州“邑居萬家”（９）ｅ之類的言辭，因而黃河中下游地區湧現出了二百九十八位宰相（佔宰相總數的８０％），並不足怪。華北平原上的糧食生產呈大面積的分佈，尤其集中在太行山東麓平原、河北平原腹地和黃淮平原，與宰相籍貫的分佈相合；黃土高原的農業生產以關中平原和汾河流域最為發達，京畿、河東兩道的宰相也主要來自那兒。與此相反，在關內道“蕭條萬里外”的“海生荒”之地（１０）ｅ、大西北“隴右河源不種田”（１１）ｅ的背景之下，整個黃河上游及河西走廓地區也不過出了十位宰相而已。而唐代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水稻生產業已有了很大發展，小麥生產正在崛起（１２）ｅ，當時江南運河沿線和荊襄地區是南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方，因而所出宰相（十九人）佔了南方宰相總數的三分之一；但是浙東山區“火種山田薄，星居海島寒”（１）ｆ，湘南“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２）ｆ，農業生產尚不發達，連同今江西、兩廣地區除了零星地出過幾位宰相外，絕大部分地區都是空白（比如今閩、臺、瓊、黔、滇諸省全境及浙、贛、湘、粵、桂、川各省內的大部分地區），山南西道、黔中道甚至一個宰相也沒有出過。直到宋元以後，這片空白才得到逐步地填補。我們雖然找不到唐代州縣之出宰相與經濟有關聯的直接證據，但主要糧食生產的集中產區與宰相籍貫分佈的重區大致吻合，則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 -------------------- （１）ａ《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只載宰相３３１人，《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只載宗室宰相１１人，據《新唐書‧宰相表》及兩《唐書》傳記，為以上兩表所脫宰相２７人，實得３６９人，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後序所言“唐宰相共三百六十九人”之言正合。頗疑後序所言３６９人非得之於《宰相世系表》本文，而別有所據。 （２）ａ斯坦因敦煌文書２０５２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書８４１８號《姓氏錄》、《太平寰宇記》卷５８及《古今姓氏書辯證》。 （３）ａ斯坦因敦煌文書２０５２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書８４１８號《姓氏錄》。 （４）ａ《全唐文》卷２３２。 （５）ａ《葉夢得集》卷２３《唐故李相國集紀》。 （１）ｂ《全唐文》卷２５８蘇頲《韋抗神道碑》。 （２）ｂ《全唐文》卷７５５杜牧《裴希顏墓志銘》。 （３）ｂ《全唐文》卷５０２權德輿《崔適墓志銘》。 （４）ｂ《全唐文》卷４９７權德輿《盧坦神道碑銘》。 （５）ｂ《全唐文》卷３７５韋建《薛舒神道碑》。 （６）ｂ《新唐書》卷１０１《蕭瑀傳》。 （７）ｂ《全唐文》卷５０４權德輿《故相國安平公夫人墓志銘》。 （８）ｂ《全唐文》卷５０４權德輿《衛國夫人李氏墓志銘》。 （９）ｂ《全唐文》卷３６９元載《裴冕碑》。 （１０）ｂ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佈考論》，載《歷史地理》第十一輯。 （１１）ｂ《新唐書》卷１０１、《舊唐書》卷６３《蕭瑀傳》。 （１２）ｂ《新唐書》卷１００《陳叔達傳》。 （１３）ｂ《新唐書》卷１０２、《舊唐書》卷７３《姚徐熟璹傳》。 （１４）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全唐文》卷７６４崔立《高元裕神道碑》。 （１５）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７２上，《舊唐書》卷６５《長孫無忌傳》及《元和姓纂》卷７，均作洛陽人，然《舊唐書·后妃傳》以長孫皇后為長安人，案長孫皇后乃無忌之妹，長孫氏係北魏後裔，祖上自平城南遷後自為洛陽人，故洛陽乃其郡望，長安方為里居。 （１６）ｂ《新唐書》卷８８、《舊唐書》卷５７《劉文靜傳》。 （１）ｃ《新唐書》卷７５上《宰相世系表》、《新唐書》卷１７４《牛僧孺傳》、《全唐文》卷７２０李玨《牛僧孺神道碑銘》及卷７５５杜牧《牛僧孺墓志銘》。 （２）ｃ《新唐書》卷１１６《王琳傳》、卷１０９《王璵傳》、《舊唐書》卷８９《王方慶傳》。 （３）ｃ《新唐書》卷７２中《宰相世系表》、卷９８《王璵傳》。《舊唐書》卷７０本傳只作太原人。 （４）ｃ《隋書》卷６０《崔仲方傳》，《新唐書》卷１０６、《舊唐書》卷８１《崔敦禮傳》。 （５）ｃ《新唐書》卷１２９《崔沔傳》、《舊唐書》卷１１９《崔詧甫傳》。 （６）ｃ《新唐書》卷７２下《宰相世系表》。 （７）ｃ《隋書》卷５０《令狐熙傳》、《舊唐書》卷７３《令狐德棻傳》、《新唐書》卷１６６《令狐楚傳》、《全唐文》卷６０５劉禹錫《令狐楚集序》。 （８）ｃ《新唐書》卷１８５、《舊唐書》卷１７８《鄭畋傳》、《新唐書》卷１７２《鄭亞傳》。 （９）ｃ《新唐書》卷１３９、《舊唐書》卷１３０《李泌傳》、《新唐書》卷１７７、《舊唐書》卷８７《李昭德傳》、《新唐書》卷９９、《舊唐書》卷６２《李迥秀傳》、《新唐書》卷９３、《舊唐書》卷６７《李靖傳》、《新唐書》卷１５３《李晟傳》、《全唐文》卷５３８裴度《李晟神道碑銘》。 （１０）ｃ《新唐書》卷７３下《宰相世系表》、《舊唐書》卷８１《樂彥瑋傳》。 （１１）ｃ《新唐書》卷１６７《柳公綽傳》、卷２２３下《柳粲傳》。 （１２）ｃ《新唐書》卷１２６、《舊唐書》卷９８《李元紘傳》。 （１３）ｃ《新唐書》卷１１１、《舊唐書》卷９３《唐休璟傳》、《全唐文》卷２５７蘇頲（20）《唐休璟神道碑》。 （１４）ｃ《隋書》卷６８《閻毗傳》、《新唐書》卷１００《閻立德傳》、《全唐文》卷３９２獨孤及《閻用之墓志銘》。 （１５）ｃ《新唐書》卷１１９《白居易傳》。 （１６）ｃ《新唐書》卷１５１《竇易直傳》、《元和姓纂》卷９竇氏。 （１７）ｃ《新唐書》卷１３９、《舊唐書》卷１１１《房琯傳》、《新唐書》卷７５下《宰相世系表》。 （１８）ｃ《舊唐書》卷１５８《武元衡傳》、《元和姓纂》卷６武氏。 （１９）ｃ《新唐書》卷１２５、《舊唐書》卷９７《張說傳》、《全唐文》卷２９２張九齡《張說墓志銘》。 （２０）ｃ《新唐書》卷１５０、《舊唐書》卷１３６《盧邁傳》。 （２１）ｃ《新唐書》卷１１１、《舊唐書》卷９３《王睃傳》。 （２２）ｃ《新唐書》卷１５０、《舊唐書》卷１２６《李揆傳》。 （２３）ｃ《新唐書》卷１４２、《舊唐書》卷１１９《楊綰傳》、《新唐書》卷１０９、《舊唐書》卷９０《楊再思傳》、《新唐書》卷７１下《宰相世系表》。 （２４）ｃ《新唐書》卷１１４、《舊唐書》卷９０《崔元綜傳》，《資治通鑒》卷２０５亦云“新鄭崔元綜”。 （２５）ｃ《新唐書》卷１１６、《舊唐書》卷８８《韋思謙傳》、《元和姓纂》卷２韋氏、《全唐文》卷２３２張說《韋嗣立墓志銘》。 （１）ｄ《新唐書》卷７２上《宰相世系表》、卷１１６《李日知傳》。 （２）ｄ《新唐書》卷１８４、《舊唐書》卷１７８《盧攜傳》。 （３）ｄ《新唐書》卷１１３《徐商傳》。 （４）ｄ《新唐書》卷１４２、《舊唐書》卷１２５《柳渾傳》、《全唐文》卷５９１柳宗元《柳渾行狀》。 （５）ｄ《新唐書》卷１８３、《舊唐書》卷１７９《陸扆傳》、《舊唐書》卷８１《趙仁本傳》、《新唐書》卷１５０《趙憬傳》、岑仲勉《隋書求是》Ｐ８８－９０趙煚傳條、《新唐書》卷１２４《姚崇傳》，《全唐文》卷２３０張說《姚崇神道碑》等。 （６）ｄ《新唐書》卷７１上《宰相世系表》、《舊唐書》卷１７７《劉瑑傳》。 （７）ｄ《新唐書》卷１２６、《舊唐書》卷９８《盧懷慎傳》、《新唐書》卷１９１《盧奕傳》、卷２２３下《盧杞傳》、《新唐書》卷１２１、《舊唐書》卷９７《崔日用傳》。 （８）ｄ《新唐書》卷９３、《舊唐書》卷６７《李（18）傳》及《資治通鑒》卷１８３：“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 （９）ｄ《新唐書》卷７２上《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南祖。 （１０）ｄ《新唐書》卷１８２、《舊唐書》卷１７７《裴休傳》。 （１１）ｄ《新唐書》卷１５１、《舊唐書》１３０《關播傳》、《新唐書》卷７５下《宰相世系表》。 （１２）ｄ《新唐書》卷１６５《高郢傳》。 （１３）ｄ《新唐書》卷１４６《李棲筠傳》、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論李棲筠自趙徙衛事”。 （１４）ｄ《新唐書》卷１０５、《舊唐書》卷８１《李義琰傳》。 （１５）ｄ《舊唐書》卷８５《張文瓘傳》。 （１６）ｄ《全唐文》卷４７８鄭餘慶《賈耽神道碑》。 （１７）ｄ《新唐文》卷７３下《宰相世系表》。 （１８）ｄ《舊唐書》卷１７６《楊嗣復傳》，《新唐書》卷１７４《楊嗣復傳》無此事。 （１９）ｄ《新唐書》卷１６７、《舊唐書》卷１６４《王播傳》，《唐語林》卷４、《嘉靖淮揚志》卷７、《全唐文》卷７１４李宗閔《王播神道碑銘》。 （２０）ｄ《新唐書》卷１６９《李藩傳》。 （２１）ｄ《新唐書》卷１８２《李玨傳》。 （２２）ｄ《全唐文》卷７５５杜牧《邢群墓志銘》。 （２３）ｄ《新唐書》卷１９４《權皋傳》。 （２４）ｄ《元和姓纂》卷４。 （２５）ｄ《新唐書》卷７２上《宰相世系表》、《舊唐書》卷１７３《李紳傳》、《全唐文》卷７３８沈亞之《李紳傳》。 （２６）ｄ《新唐書》１８４、《舊唐書》卷１７６《楊收傳》。 （２７）ｄ徐松：《登科記考》卷２４乾寧元年狀元。 （２８）ｄ《新唐書》卷７４上《宰相世系表》。 （１）ｅ《新唐書》卷１０２、《舊唐書》卷７２《褚亮傳》、《隋書》卷５８《許善心傳》、《新唐書》卷１２３上、《舊唐書》卷８２《許敬宗傳》。 （２）ｅ《元和姓纂》卷５、《新唐書》卷１０２《岑文本傳》。 （３）ｅ《新唐書》卷８９《段文昌傳》。 （４）ｅ《新唐書》卷１２０、《舊唐書》卷９１《張柬之傳》，《唐文拾遺》卷２１丁鳳《張軫墓志》、卷２６崔歸美《張曛墓志》，案軫、曛為柬之孫、曾孫。 （５）ｅ張九齡望出范陽方城。 （６）ｅ《新唐書》卷１２３上，《舊唐書》卷８１《李義府傳》。 （７）ｅ《新唐書》卷１５２《姜公輔傳》，案公輔望出天水姜氏。 （８）ｅ《新唐書》卷１８１、《舊唐書》卷１７７《劉瞻傳》，案瞻望出彭城劉氏。 （９）ｅ參見《全唐文》卷３１唐玄宗《諭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詔》、《資治通鑒》卷２１７《考異》引《河洛春秋》錄顏杲卿語、斯坦因敦煌文書S．５２９《諸山聖跡志》、《新唐書》卷９２《羅藝傳》、《舊唐書》卷６４《李道堅傳》、卷１３１《李勉傳》、卷１８７下《張介然傳》等。 （１０）ｅ《李白集校注》卷６《發白馬》、《全唐詩外編》上冊第１９頁胡皓《答徐四蕭關別醉後見投》。 （１１）ｅ《杜詩詳注》卷１１《天邊行》。 （１２）ｅ關於唐代粟、麥、稻的生產佈局狀況，請參閱拙作《唐代粟、麥生產的地域佈局初探》（載《中國農史》１９９０年２－３期）和《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佈局及其變遷初探》（載《中國農史》１９９２年２期）。 （１）ｆ《全唐詩》卷１４７劉長卿《送州人孫沅自本州卻歸句章新營所居》。 （２）ｆ《柳宗無集》卷２３《送李渭赴京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