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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最主要作用，是用劳动从起源上就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而现在，人和猿却可以共同适用于这一命题。显然，这一条命题的界定意义，已经失去。那么，这一条命题的存在价值还能存在吗？恐怕是很困难了。 让我们再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不会忘记，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恩格斯的文章题名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表明他关注的是从转变开始到转变实现的这一阶段中劳动的作用。但根据他自己的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已经是人类社会与猿群区别的界限，被纳入人类社会的特征范围。这就是说，真正起到了转化作用的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猿群所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假劳动”或“准劳动”。因此，他的命题和文章题目的更准确的提法，其实是“准（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准（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他这篇文章在逻辑上的一个不可谓不大的失误。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一逻辑失误的机会。因为猿类原来是会制造工具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被当作是猿类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准（假）劳动”，其实是会“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这样，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似乎也就可以是由“真正的劳动”促成的了。这样“准（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似乎也可以去掉“准（假）”字，而还原成为原来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了。文章题目似乎也同样如此。但仔细一想，又不对了。因为这样一来，命题的自相矛盾是避免了，但把这命题和客观事实相对照，这命题的更为至关重要的真实性却产生了问题。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既然劳动是能够把猿“创造”成人的，而这些现代类人猿又是能够从事“真正的劳动”的，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要知道，这些类人猿以能够制造工具的方式从事谋生劳动，历时是决不短的。国际灵长类学研究会副主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伯恩先生根据现代类人猿“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如此之快”1推测，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分道扬镳时就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了。人、猿的分途在约700万年前。这就是说，现代类人猿从它们的祖先发展至今，能够制造工具最起码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它们却并没有被劳动创造成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它们离开人类的水准还何其遥远。看来，劳动的内涵不管采用的是“准（假）的”，还是“真正的”，要确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都是相当困难的。 一些科学和实验结果所导致的结论，也使一些在研究人和动物的区别的学者产生不小的困惑。在部分研究者们中，又根据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和观察，试图对人类劳动的内涵再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来区别人和动物的能力界限。例如，一些科学家曾经提到过，说人的劳动是能够使用“制作工具的工具”2或者叫“加工工具的工具”3的，而动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只有出现了加工工具的工具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人类劳动的历史。”4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说动物不会使用“加工工具的工具”，还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另外，从逻辑的角度，我们也还很难论证“制造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工具”之间，有怎样程度的足以构成人、猿区别的飞跃。再有，我们已经知道，猿和人的祖先，在分途发展之际，起点都差不多，都会“制造工具”了。可是，它们其中的几种发展到今天还是只会“制造工具”的类人猿，作为人类祖先的这一支，却发展成了能够使用“制造工具的工具”的人了。如果“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真的是由猿向人转化的关键环节，那么，这种大相径庭的结果，是不会出现的。这种两种结果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在“制造工具”的后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 这里，我们应该提到我国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他似乎相当早地就注意到了有关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新的事实，及其必然会引起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过，他的思考带有处变不惊的色调。也为我国许多学者所认同。值得我们做些考察。他曾写道： 动物在实验室或自然条件下也使用甚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偶发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单一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使用方式），在维系其族类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中，使用工具的活动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所以它才产生了猿类所没有的人的双手。5 这里，我们看到，李泽厚先生认为，猿类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是“偶发的”，而人类的祖先的这类行为却是“普遍必然的”。6他并指出，在这似乎仅仅是量的差别中，“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也就是说，猿、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即由此而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提法与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制造工具的“有、无”之间；而李泽厚的看法却是在其“多、少”之间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为他的观点的松动留下空间。在普遍认为石器是被制造出来的最早的工具形态的情况下，恩格斯明确地断言：“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7其二，如果我们不把恩格斯的观点当作绝对标准，而来看看李泽厚先生对制造工具行为的两类方式的描述：一类为“偶发的”、“个别的”、“短期的”、“偶然的”、“自发的”、“个体的”8和另一类为“大量的”、“广泛的”、“不可缺少的”、“普遍必然的”，9我们会感到，这些只是很表浅的现象性描述。要说明人、猿的区别之因，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是绝对不够的。因为，不管李泽厚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实质上已经移动了恩格斯的看法的关键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对他所描述的图景的成因有所说明。猿类是动物，人类的祖先也是动物，而且它们是从同一祖先发展而来。它们制造工具的能力初始之际当然也不可能有如何巨大的差别。凭什么人类的祖先就走向“普遍必然”云云，而猿类就始终滞留在“偶发”、“偶然”之境呢？如果不想堕入神秘主义的迷雾，对此成因作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关键所在的。其三，如果今天猿、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确实是由“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的量的差别造成的，那么李泽厚先生仅以“偶发”、“偶然”之类词汇作一下限定，便以为可以不必伤筋动骨而维系自己原有理论体系的天下太平，那是有欠思考的。因为“偶发”、“偶然”之类词汇，虽然可以意味着数量少，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内在的机理和依据、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一旦经由确认，不管其是否“偶发”，到位的研究是决不应该将之轻易放过、而应该穷究其内在机理的。而且，也必然有其内在机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几近文盲的老妪，突然在某一天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美学文章，美学家们和教育学家们会不会满足于以“偶发的”一词所做的解释，而不想去搞清其真相和成因呢？我想不会。而且可以断言，那里如果没有骗局，就一定会有人类智能规律方面的重大发现。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当我们今天已经确认了猿类也能制造工具的事实，其实就意味着一场须要伤筋动骨的理论体系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对之作“偶发的”之类的界定，其实是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毛玻璃制作的眼镜，无助于看清对象，反而使对象从视界里消失了。 再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笔者的看法却是：即使我们再做调整，恐怕也无法维护原来的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准确性了。 —————————————————————————————————————— 1 [英] 理查德.伯恩：《会思维的猿——智力的进化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71页。 234 郑开琪、魏敦庸编：《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111、121、121页。 56 李泽厚：《试论人类起源（提纲）》，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80、179页。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50页。 89 李泽厚：《试论人类起源（提纲）》，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84、179~180页。 3． 制造工具、社会化、口语三者的关系——从猿到人起飞点的精确定位问题 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劳动、社会化、口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三者在人类的诞生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三者都注意到了，并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都予以了描述。这再次使我们觉察到了恩格斯的犀利。不过，他究竟是如何来认识这三者间的关系的，却仍然关系重大。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细加观察。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将他的表述编码引述如下： （第一段）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1 （第二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2 （第三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变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3 应该说，在上述的论述中，恩格斯所展开的理论发展线索还是十分明确的。他论述了劳动作为第一推动力，对于作为人类祖先的猿类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发展的推进。这里论述的连锁反应式的进程，在当时的科学视野中，应该是显得相当严密的，不易发现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当我们知道了现代类人猿早就普遍具有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首先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性推动者，那么，为什么几百万年以来，这些现代类人猿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程度，仍然还是与今天人类的社会化程度及语言发展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呢？在这种差别里，我们难道不可以断言，一定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吗？当然，在恩格斯的时代，对猿的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还没有发现，所以，要能够对于以后产生的巨大进化差异的原因作出比恩格斯更深入细致的洞悉，确实是难乎其难的。也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恩格斯。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应该不看到这一点了。 在劳动、社会化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十分明显的。而在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语言的存在，虽然有助于社会化的发展和增强，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相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以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为前提的。通俗地说，个体不会仅仅为了要说话，就结成社会、发展社会。社会的结成和发展，首先是个体为生存所需、甚至为生存所迫。没有这种生存的压力，社会化即使出现，也会长期地处于稀松的状态，更谈不上发展出发达的语言。所以，在社会化和语言的关系中，社会化是更直接的主导性的、驱动性的。在上述第二段、第三段引文中，我们看到，恩格斯都直接地将劳动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将劳动直接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因素，应该说是不严密的，甚至是不准确的。现代猿群早就会“劳动”，却远没有什么发达的语言，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再向前追溯，看一看社会化的发展和劳动的关系。用恩格斯在第一段引文中的说法是“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化的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分工和合作能够相当显著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是社会化方式会被采取的一个明显的理由。不过，在启动的阶段上，恐怕还不如此简单。因为合作共存，也是会要每个个体付出相当的代价的。会使个体受到相当的约束和牵制。没有外力的施压，仅靠劳动的内在的逻辑运动，怕是不易促成的。这一点，我在有关文章里，也已作过探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劳动”了几百万年，它们的子孙现代类人猿的社会化程度，比起人类仍有云泥之别，便是一个明证。这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又一次直接单线索地将社会化的发展归因于劳动。我们仍然认为这是有欠准确的。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持续地几乎是预先设定的要突出劳动的意图，使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滑过了可能触摸到通向事物更深层玄机的洞口的机会。 关于这一课题，笔者通过一些较系统的探索和著述，4提出的命题是： 在承认自然力是人的最本源性创造者的大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或曰劳动）使猿进化成人（或曰创造了人）。 在以上表述里，除了对自然力条件的明确肯定，我们还突出了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而口语这一要素，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社会化这一要素所应达到的程度的更具体的限定。我们之所以要刻意突出这两个要素，决不是要吹毛求疵，这是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最主要论题——界定人、猿分途之因所决定的。因为只谈劳动——尤其当使用经典中的“真正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内涵时——是无法在猿和人之间做界定的。“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猿”可以同时并存。仅凭劳动，猿无法实现向人的转化。虽然说恩格斯也提到了这两个要素，但都是作为劳动的必然派生物而加以处理的。故而把它们都记到了劳动的“功劳簿”上了。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劳动并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而逻辑地直趋社会化和口语。这也为今天现代类人猿的存在现状所证明。而只有在自然之力的强行推动下，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才会介入进来、强化起来，才能最终促成那石破天惊的飞跃——从猿到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从今天实证科学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在讨论人之成人的最根本原因时，它已明显地失去了能起界定作用的学术价值。不宜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不加论证地使用。我们不必忧伤和担心。劳动仍然是值得我们予以崇高的赞美的，只是未必要从包打天下的“创造人”这个角度。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和自然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已经够充分地证明了劳动业绩的辉煌。新的命题，只是旨在帮助我们对人类曾经由之受到巨大恩惠的神秘力量之源，作出更精确的定位和命名。只要它被确认是更准确的，难道不可以期待人类从中开掘、汲取出更为丰沛的精神、乃至物质能源吗？ 我们的命题里没有干脆就只用劳动这一词汇。并不是这个词不能那样用，而是因为担心又引起界定上的问题。用一个本身待界定的概念，去直接界定另一个概念，不是很妥当的办法。但笔者既然还是使用了它，便要谈谈自己对这个词的界定。笔者是历来反对“把劳动的概念过于神秘化”的，并认为那是造成“理论混乱的原因之一”。我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看法：“其实从整个生物学的目的上来说，劳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和其它的动物的谋生活动并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只在于实现谋生目的的手段上，人和动物有智力上的不同，而这种智力程度的不同，使劳动成为动物谋生活动的最高形态——人的谋生活动形态，但它仍属于谋生活动这一总概念之中。”5人类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骄傲感，一定要把这种高级别的谋生活动称之为劳动，在一般的世俗场合也未尝不可，但应该记住，这只不过意味着一种智力程度的差别，决不要夹杂进什么神秘的含义。而且还应该记住，按照目前这种“真正的劳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定义，已不足以区别人与猿。 其实，在学术的领域里，倒不如把劳动的含义扩大化——生命体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运动和客观世界的平衡，而必须从事的活动。这种平衡既然是以能量转化的物质过程为基础的，当然得借助物质的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来实现。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化媒介或者叫效应器的进化。这种进化，首先，是体现在生命体自身具有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从无到有——生命体自身的四肢趾爪等效应器官的从无到有和从有到发达。继之，是这种自身所具有的肢体性效应器的被超越性的延伸——非自体性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即所谓工具的出现。其中又体现出从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发展。再后，是又一次被超越性的延伸——从个体使用工具向群体合作社会化地分工使用工具的发展和强化。而口语的出现，又是使这最近的一次超越得以向令人眩目的高度急速攀升的加速器。口语的作用，是不能孤立地看的。口语的性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工具的工具”，或“工具的工具的工具”。口语的出现和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的祖先的进化，终于达到了得以脱离一般动物界的“宇宙速度”。从这一条发展线索看生命的产生到人的进化过程，统一在生命体的转化媒介或效应器的效能以各种方式的连续递增这一点上。神秘和暧昧消失了。所谓“制造工具”、所谓“社会化”、所谓“口语”，也只是这一大过程的几个区段，是广义的效应器、转化媒介、工具的几个近期的递进进化形态而已。 至于命题中“自然力创造人”的内容，是既包括了自然创造了从生命的发端到猿的出现，又包括了从猿到人的整个过程的。可以说，从猿到人的过程，只不过是从生命发端到人这一全过程的一个区段而已，虽然它处于最后最高的位置。这一全过程都是自然所创造的，是决不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所谓“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或曰劳动）”，可以看作是自然力塑造人类的一种具体而高级的表现形态。事实上和本质上也确实是如此的。其中，以相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压力发出关键的一掌，把松散的猿群推入更紧密的社会化协作以谋求生存这一境地，也是这个命题中的“自然力创造人”或曰“自然化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如此强调自然对人的创造之力，不应该造成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我们主张：人类应该在自然的面前顶礼膜拜、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其实，从我们所描述的自然对人类的创造方式中就可以知道，自然决不是用对娇生惯养的婴儿那样的方式来创造人类的。它倒象是一位严父，以严酷的近乎斯巴达的方式，把自然之子人类创造得象今天这样的优美、睿智、和拥有远远超越巨灵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会因为对浩瀚深邃的自然心存景仰、甚至敬畏，而变得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界中那些压迫性的力量的卓有成效的抗争，正是对自然力中的最精粹部分的最炫耀的展示。我们强调崇敬自然、记取自然，只是因为我们认为，那种无视人的深厚的自然背景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大智大勇；只是因为我们主张，不应当让奋力进取的激情和勇气变味成浅薄和轻狂。其实，起码就今天人类的视野所及，我们还没有发现宇宙中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作为自觉的自然，正是在对不自觉的自然的执着不懈的直面探究中，能使自己成为最辉煌的自然。 ———————————————————————————————————— 12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51~152、152、153页。 4 限于杂志文章的篇幅，本文主要是以评价旧说为主。对于新命题的探索，此处只能简要勾勒。其详细展开，可参见笔者已经完成的同名著作《“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对我国学术界、美学界一个重要理论背景的质疑与重构》（待出）。 5 汪济生：《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71页。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学历与职称：（留日归国）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上海市美学会理事 著作：《美感的结构与功能》，上海学林出版社；《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上海会文路201弄2号201室 邮编：200071 电子邮件地址：wajs@sh163.net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