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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顾准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在经济、哲学及历史学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他对史学的贡献使他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人，做了许多前瞻性的工作，他采用笔记式进行史学评论，采取中西比较的治史方法，批判的治史态度以及坚持历史发展的多动因论观点，这即使是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历史研究仍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也因为时代的局限和作者自己的局限，其史学思想中有着严重的以史为政的思想，而且系统性也不强。 关键词：顾准 史学思想 《希腊城邦制度》 顾准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会计家和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哲学和马恩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而他另一重要贡献是在历史方面。他对历史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对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国先秦思想的研究。他在阅读前人及他人的史学著作和论述的基础上，比较了中西历史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他的大部分史学论述都不是以专门的论著形式出现的，但其史学思想也可从其丰富的历史笔记中得到体现。 首先，顾准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中西对比研究，尤其是注重将中国的历史与希腊的历史进行对比。只要我们将其专著《希腊城邦制度》与《顾准文集》中其他相关文章联系起来看就清楚了，顾准许多思想都是经此研究得出的，他可说是“言必称希腊”，并时时处处与中国古史作比较研究，不但从中取材，而且由此立论。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在对待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这一问题上，他也认为，中国以及东方的专制主义土壤上是无法自己产生资本主义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是仰承皇上和总督鼻息、捐班、报效的皇商，从来不是据城市以抗神圣罗马皇帝的Tuscany、Hansa的资产阶级，更不必说和教皇争论十字军讨伐方向，而且居然转移十字军讨伐方向的Venice了。”这样的思想，对于跟他同时代的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今天，这种对东方专制主义制度和希腊民主制度的比较研究，对中西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研究，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次，顾准坚持用批判的历史观看待历史问题。他不畏权威，敢于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这一点上集中体现在他对先秦历史的思考上。针对当时史学界浮躁的风气，不分青红皂白把马克思关于西方封建社会的观点死搬硬套到中国历史上来的现象，他批评说：“就历史方面来说，实实在在证明了他们对西方历史的枢要之点的无知，以致他们不得不硬把西方历史的一套公式生硬地套到中国头上来。”并且他勇敢地提出了“历史总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在对待中国历史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他显得十分慎重，在考察了西周的铭文之后，他认为：“中国史家的奴隶社会观，十分荒唐。甚至他们把‘前封建社会’（西周封建，应该仍列入古典社会范畴之内，不是Marxism意义中的封建，这里的‘前封建社会’，指西周及其后中国史家所称的封建而言）一律不要证据地归结为奴隶社会，说不如此就是反Marxism。真是好样的治学方法。”在批判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和诚恳的态度，一分为二地评价每一个人，尽量作到实事求是。他针对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欲证明古代的血族群婚但并未充分展开论证，批评道：“郭氏作风，见得敏锐，常不深入，此亦一例。”又由于对《金文辞大系》的理解上郭沫若和范文谰的分歧，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应该承认，郭对识读甲骨文、金文，加以整理，大有贡献。”但他也觉得郭沫若在治史方面，“他太无史识，远不如范文谰谨严”，而“范文谰的死宗儒家，则是另一问题”。 第三，顾准在史学思想上坚持历史发展的多动因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他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历史观分析了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一方面，他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大的方面制约历史冲突，这是不成问题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在“同样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所造成的历史冲突决不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觉得“因为除了生产力这个根本因素之外，决定历史冲突的其他因素还多得很”。因此，他认识到，虽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而且就自由劳动力而言中国也从来不缺乏，但中国的商品经济为什么一直停滞不前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的迷，必须要把精耕、灌溉、漕运、帝国、田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得到解释”。所以他觉得，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能得到发展，是因为“多种历史和地理条件的结合，使它走这条道路”，例如英国；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得到发展，乃是中国历史传统和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四，顾准十分重视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极大的继承性的。他比较分析了中西方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确立和发展，主要是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古希腊的民主传统；而中国要发展这种民主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史上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源远流长……这个传统实在太强”了，中国一向来就是没有民主观念的，即使是象“政权、阶级这些概念，未必套得上中国历史，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公民、权利、义务、选举、合议制等制度”。就连中国的士大夫，也是“从来没有平等思想”的。 第五，以史为政的史学观点，主张历史为现实服务。早在干校期间，顾准便立志研究希腊史，没有经过多年的积累，1974年他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的。而他所做的一切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务于自己立下的下列目的：（1）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3）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顾准沉潜下来，默默地从事这一艰难费力的研究与探索呢？与顾准相处达十年之久的吴敬琏对这一时期的顾准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我想，一个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插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淬’。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终于写出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显然，顾准的治史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其目的也是为了现实服务的，即为了改变中国自古没有民主的传统，为在中国发展民主制度而服务。 这种基于现实原因上的思考可以说奠定了顾准在史学上地位，但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政治的关注上，使他的史学观点显得有点狭隘，他的主要贡献也在于对中西方民主制度异同的比较思考上，而对于其他历史问题，论述极少。 最后，顾准的史学思想是以笔记的形式来表达的，其重要的史学论述集中在他的《史学笔记》和《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其实也是笔记）当中。这种笔记式史学评论当然显得十分灵活，能有针对性地批判不同的互不相干的各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思想。但同时，这种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第一是使其史学思想显得很零散，没有系统的体系；第二是在评论过程中，很多时候只注重理论上的批判，但却缺乏运用足够的史实进行论证。 顾准非史家实在也无意成为史家，他之所以研究古希腊罗马史，是为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伸和旁及，是为此所作的准备和铺垫。而顾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他是“论从史出”派，持“古为今用”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就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虽不是史学家，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顾准另辟蹊径、推倒陈说而创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以非史家身份而达到如此专业成就，顾准的探索精神和研究功力令人赞服。 参考资料： 《顾准笔记》，陈敏之、顾南九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顾准文稿》，陈敏之、顾南九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