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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先生称“顾准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最大的思想家”。后又说：“我现在确认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天才，真正的英雄。……他比清末以来的所有思想家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后又增加了蔡元培）都高，他是真正的巨人。”（均见《同舟共进》2003年第6期p.36）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评价，但绝非溢美之辞。顾准的书，是我多年求索、最近始得的无价之宝。它是大海，浩瀚无垠，又深不可测。它涉及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中的一切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并且给予 了深刻、独到的批判与吸收，凝聚为最高的智慧。他具有为真理而殉道的大无畏精神，坚持奋斗到最后一息。 《顾准文存》共四部：“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自述”、“顾准日记”。其中，“顾准文稿”是成形的论著，分“经济学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三大部分。凡46万字。其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以说是顾准一生思想展的概括。这一部分内容最为丰富、复杂，颇多惊人的创见。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议论。他以古代希腊、罗马特别是希腊的雅典城邦为典型，对人类社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孕育、萌芽、发展、演变、夭折、再生和成熟论述颇详。这对后代，对当今的中国，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经济学文稿”中，他着重论证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重要性，是建国以来最早议论这个问题的先知先觉。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它要为基础所决定。但它也要反作用于基础，对基础产生伟大的影响，特别是政治。读顾准的书，再结合历史和现实来思考，更觉得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将全方位地促进本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教育、道德、治安以至民风、民俗全面健康地发展。反之，专制独裁，实行暴政，也会因全面衰退而败亡。 顾准追本溯源，以西方的希腊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标本，谓之“海上文明”。 “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地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宽广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生。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 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须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顾准文稿》p.236-237)“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它们都是大陆国家，它们不能不以牧畜和农耕为生，它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环境，使它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同上）这就是说,希腊城邦得天独厚，有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和希腊文明。从顾准的论述我认识到 ，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正是希腊文化的催生剂和保障。没有希腊的民主制度也就没有希腊的哲学、数学、修辞学、文法学，没有希腊人对宇宙问题的思考，没有璀灿的希腊文明。希腊人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做出了最出色的贡献。 对比中国，顾准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它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中的种种问题。（《顾准文稿》p.238——239）说到“史官文化”,我不禁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学生、青年学者吴兴明寄给我的一本厚厚的他的专著《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正如他所说，那时正是“谋略热”，出的书不只一种，这本书是很有创见的。我认为“谋略文化”可与“史官文化”并提，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前者指内容，后者指范围，它们都是既与科学绝缘，也与民主无关。 顾准说：“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什么是科学精神？他说：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三、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四、 每一门知识 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顾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的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A的根子上发展起来的。顾准接着说，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是相对 的。五、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他着重地说：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必须打倒。因为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 顾准所阐述的科学精神，全面、正确、深刻，不但超过了五四时期的先贤，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能达到这样高的认识水平。如果我们再想一想顾准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就更能体会到顾准坚持真理的难能可贵了。他所写的五条没有一条是不犯禁的：第一条就否定了终极真理，第二条三条否定了知识的阶级性， 第四条会被斥为对神圣学说的亵渎，第五条要打倒权威主义，简直是犯上作乱了。 顾准说：“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事实上，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同上书p.365）我们长期处在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社会，习焉不察。这些年坚冰已经打破，多元化、多元主义的声浪日益高涨，但是，象顾准这样彻底的议论还是闻所未闻。 仔细想来，又不得不服膺他的议论，佩服他宽阔的胸怀。 顾准说：“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同上p.366）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可以有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社会制度无论何时（那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同上书p.366） ”顾准说这段话，是立足于他所在的现实环境说的。在全书中，显得似乎是低调，只不过是批评自由—言论自由罢了。但他也鲜明地提出了“两党制”—— 一党在朝，一党或多党在野。他认为，彻底的批评自由也就是真正的民主。 西方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模式。是由直接民主嬗变为间接民主的。直接民主的原型是希腊的雅典城邦。什么是 “ 城邦”？我国古代是没有的。“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同上书p.467）显然排除了多城市和领土广阔。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实行直接民主。据亚里士多得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是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职，没有俸禄的。有一个元老院，相似于议会。整个雅典城邦只有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的公家养活的公职人员。虽是主权国家，比我们现在的乡镇政府开支也少得多。“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当政要经过选举。选民（公民）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需要自己欢迎的政纲。他们有充分自由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一个政治家，经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注：专制头领）野心的时候，即使打了胜仗，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同上书p.375）顾准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但是并不是只有雅典民主的传统，还有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来是“共产主义”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它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致支配的作用。虽然如此，但是，顾准说：“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种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采取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感情，至于严肃的分析，经过探索之后，已经解决了，也已经懂得怎样来分析我自己的感情了。”（同上书p.268）其实，这不仅仅是感情，这里已经有尖锐而深刻的评价，也不仅是顾准，这已经成了顾准那一代中国最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共识，只不过顾准是最突出的一个罢了。顾准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多次提到“娜拉走后这样？”这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详尽地探讨了希腊城邦从产生到极盛到衰亡的全过程，下面还有几节有题目缺内容。顾准以希腊特别是雅典为典范，论述了直接民主。但是，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城邦这样的小国。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家领土的扩大，直接民主势必让位于间接民主。间接民主的议会制度就逐渐形成起来。 最初的英国议会，是国王和诸侯的矛盾的产物。有名的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不侵犯诺言”。（p.378）以后，议会的成员逐渐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舞台。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民主成分逐步扩大，是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议会代表立法权，而政府代表行政权，加上司法独立，孟德斯鸠把它系统化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再加上普选，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迄今为止所有民主国家遵循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彻底粉碎了“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专制独裁，避免了为争夺最高统治地位而发生的“宫廷政变”和内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巨大灾难。 政党是从有立法权的议会演化出来的，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为反对党。 有些人总喜欢“舆论一律”，听不得不同意见。其实，“万马齐喑究可哀”。大家不敢提意见，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压抑，这决不会是好事。在通过决议时总希望百分之百举手通过，其实那绝对是假象。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紧张，那是自己虚弱的表现。西方议会往往发生争吵甚至骚乱，神经衰弱的人借此指责西方式的民主，其实这比没有异议百分之百举手通过为好。 三权分立是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早就认识到了。他的“五权宪法”就包括了三权（还外加了“考试”、“监察”）。只可惜蒋介石没有实行，而由他的儿子搬到台湾去了。 近年来，我国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先在党内实行三权分立，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的分立。鉴于我国的国情，先走这一步还是明智的。但应该写上党章。更重要的是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而要认真地付诸实践。 作为借鉴，顾准给我们写了一段美国开国时期的历史：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利华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拥戴他当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他干脆离开了军队。 华盛顿当总统只当了二任（每任任期四年），第三任就拒绝参选。从此以后，总统的任期和最多只能任两届就成了美国的常规而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效法。华盛顿的高风亮节，真使那些爱权如命的统治者相形见“丑”。 那么，民主（或者说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民主有没有终极目的？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民主（或革命）当然有终极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不少学者认定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六版译文。顾准的译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同上书p.396——397）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马恩对共产主义含义的概括。“联合体”，不是国家，显然是消灭了国家。没有了国家，谁来主持庞大的公共事务？“各取所需”，“需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水涨船高的。建国以前，中国北方的农民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很满足了。现在则不仅需要电灯、自来水，也需要各种电器了。对“终极目的”的讨论，越来越分歧，越来越不一致。顾准说：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同上书p.392）下面，顾准说了一段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忠告：“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革命家如果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同上书p.397）当然，他说的决不只是斯大林。同样的悲剧也在中国上演。 澳大利亚未来委员会主席埃雅德博士为该委员会立下了以下的座右铭：“未来并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通过它的道路，不是人找到的，而是人走出来的。走出这条道路的过程既改变着走出路的人，又改变着目的地本身。“这是对于“终极目的“的最好的回答。 我认为鲁迅所写的那个“过客”很有意思。有一种声音在催促他走。什么声音呢？是苦难中人民的声音？是历史使命感的召唤？他没有终极目的，只知道一股劲地向前走。有的理论家认为，那时鲁迅还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认识模糊，认不清终极目的。其实，鲁迅一生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崇尚的是经验主义，不相信空中楼阁。 2003、9、2 完稿于桐梓坝 作者附言：本人才疏学浅，对大师顾准的宏文如有理解错误、论述不当之处请予批评。顾准书中的主要人物，有时用了英语，我把它一律改为中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