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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和人的关系问题，经典作家们都曾有所论及。不过就“劳动创造人”这一学说而言，应该说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述，出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著作中。这一学说直到今天，都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成为我们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基石性的原理。例如，在美学界，尤其对于李泽厚、蒋孔阳等先生的实践美学派，就可以说是把“劳动创造人说”作为了自己的“理论背景”。不过，在笔者看来，我国学术思想界、美学界的一些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的理解不很到位，对其的发挥，常常离科学更远。可以说，这些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相当深刻的理论紊乱、一些难以摆脱的逻辑怪圈，多由此而生。例如实践派美学家们在对于极为重要的自然美的阐释中，所陷入的那种一目了然但却难以摆脱的削足适履和牵强附会。当然，若细究其原因，应该说，既和这些学者的素养有关，恐怕也和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为了使这一团团丝麻能够得以理顺，以有所裨益于我国的学术研究，看来，一个较深层次的清理工作，尽管从多重意义上来看都十分棘手，但恐怕终究是难以回避、必须要有人去做的。因此，笔者打算具体地看一看恩格斯的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做一些辨析和评估。同时，在适当的地方，也评价一下我国学术界、美学界一些学者，在对这一学说的思考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深知，此课题分量颇重，一篇论文的篇幅，可能难以畅言。笔者将勉力撮要而述。 1． 学说中的逻辑自洽欠缺与学术政治化问题 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集中表述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为了观察的清晰和表述的方便，笔者将其中关键性的文句摘录如下，并略加编号： （第一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 （第二段） 但是，这一切（指前文中描述的猿的谋生活动。——摘引者）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 （第三段） 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3 （第四段）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4 （第五段） 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5 从第一段话我们看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从劳动创造了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财富这一观点生发出来的。他的含义应该是，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甚至连使用这生活资料的人也是劳动创造的。这真是痛快淋漓地强调了劳动的重要！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忘记分寸。他谨慎地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限定性词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一限定性词组呢？虽然恩格斯没有说明这“某种意义”的具体含义，但大抵也是可以加以推理的。谜底可以说大半就在这同一段文字中。在这一段文字的一开始，恩格斯就反对只把劳动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而提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极端重视自然界的。他是进化论的精深的研究者。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生命是在自然界中孕育、发展和进化出来的。人类的出现当然归属在这个大框架中，不会例外。他如果要强调“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的作用，当然不应该忘记“在从生命发端到猿转变过程中”的自然界的作用。而“人的被创造”如果没有“猿的被创造”做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对恩格斯的第一段话作以下套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段话，我们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表达恩格斯上述话语中的未尽之意的。再回到开头的那句恩格斯不太满意的话，如果改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许就会不太有毛病了。 如果我们对逻辑关系略微作一下清理，就可以明白。自然界产生财富和劳动产生财富，是完全不矛盾的。劳动产生财富，应该是可以包容在自然界产生财富这个大的框架之内的，可以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劳动产生财富，就是自然界产生财富的一种特性化、个性化，或具体化的表现形态罢了。同理，劳动创造人的问题也是一样。劳动创造了人，是包含在自然界创造了人这个大概念之内。这就使我们更悟出了恩格斯会不太放心地要在他的判断前加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定性的词组的意义。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在某种意义上……”这句句子解读成“在肯定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大前提下，我们还要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想，我们这种解读，应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提醒严谨的学者们：“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是不能离开“自然创造了人”这一作为大前提的命题而独立出现、独立存在的；更不能作为这个大前提的对立命题而出现。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象只记得子女是父母的后代，却忘记、甚至否认子女也是祖父母的后代一样，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遗憾的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却不但习惯于不加任何前提、潇洒利落地到处使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而且还恰恰喜欢把它作为“自然创造了人”这一命题的对立命题来使用。由此衍生的紊乱，在许多领域中不可谓不深远。例如，在美学研究中，蒋孔阳先生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劳动创造了美’的同时，又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和美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人类的劳动，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界中去探讨自然的美呢？”6这里，把自然界对人存在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这个大前提完全抛弃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怎么可能到位呢？ 探讨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限度性词组的大致含义，我们也大致可以明白“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对于它的大前提的密切的依赖性。现在，我们要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本身，再作些进一步的考察。不可否认，相对于“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一提法，“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是比较费解的。从最平实通俗的意义上说，“劳动”作为一个行为过程，而财富作为这个行为过程的结果，“劳动创造了财富”这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写实的、因果关系和时空流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是不难理解的。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则有所不同。“人”是行为者，“劳动”是由“人”所做出的“行为”。从可直观的实际过程看，应该是由人发出劳动这个行为，所以，必先有人，而后才能有人的行为。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提法，却一反这一实际过程，把行为的存在，放在了行为者之前，并且说，是行为产生了行为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写实的过程，决不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的可以肉眼直观的过程。人们会不屑于笔者的肤浅，指出：不该将这个命题作如此刻板粗俗的理解，这里的“劳动”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这里的“人”也不是指哪个具体的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两者的关系已经是反复循环、互为因果、难以刻板地划分先后了。但即使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既然明确地说了劳动是创造者，人是被创造的，那么，序列关系还是明显的、不能含糊的。何况“创造”一词有明确的“开始”、“发端”、“从无到有”的意思，不是改造，也不是提高。一个行为，是怎么把行为者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呢？人们也许又会点拨笔者：这一过程虽然不具有表面的可见的真实，但它有着深刻的本质的真实，描述的是一个内在的由因到果的运动过程。对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有一些运动变化过程是渐进地发生在事物的内部的，并非一时一地可以明显见出。不过笔者又觉得，既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过程，总是应该可以将它现象化地描述出来的。当这一过程本身还相当微妙、易使人产生疑惑或误解时，尽可能将之作现象化的描述，就更为重要。形而上的表述方法，虽然显得凝练而漂亮，但也常常会有因文害义之弊，造成很不小的麻烦，须十分小心。有感于此，我想用最平实的大白话“翻译”一下自己所理解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提法，就是——猿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进化成了人类。 在这个表述里，劳动，不再是一个先于劳动者而悬浮于空中的东西，它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猿；人，也不再是被什么力量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猿转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猿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提高到了人的水准。在这里，准确地说，其实不是什么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已有物种的演进，是改造，是提高。这个描述里，丝毫也没有贬低人类，也完全符合进化论。所谓“创造”，因为有“从无到有”的含义，倒有点使人感到突兀。恩格斯用这个词，显然是为了更强烈地突显劳动的重要，因此，带有很大的修辞意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一些分寸上的问题，他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似乎也有为自己留下一些回旋余地之意。这样看，笔者前面那句大白话的“翻译”还是基本能够平实准确、通俗易懂地表述恩格斯的命题的涵义的。 不过，在上述平实的描述中，我们顺理成章、无可回避地导出的一个命题是：猿类是能够劳动的。而且这一命题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正是猿类的劳动，使劳动能够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成为产生人类的“母体”。但我们看到恩格斯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我们上面引述的第二段话里，他就相当肯定地做了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他的第三段话“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又明确地切断了这“劳动”可以延伸到猿群中去的途径。这样，就使他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陷入了一个困境。创造人类的是劳动，劳动当然必须先于人类而存在；能够先于人类而进行劳动的只有猿类，而猿类却是不能进行真正的劳动的。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推论就是：假的劳动创造了真的人本身。而真的人本身一旦被“假的劳动”创造出来，立刻就开始了“真正的劳动”——因为如果开始的不是“真正的劳动”就不能说明“人本身”已经被创造出来，就说明他们还是猿群。这就不由人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从“假的劳动”到“真的劳动”之间的瞬间转换。由于这瞬间转换的中介只有“人本身”，我们就会全神贯注于要发现：人在这短短的瞬间又发生了什么突变。但人的变化又是由劳动——“假的劳动”创造的。这使我们的眼光又不得不回到“假的劳动”上了。我们就会揣测：是否有什么外来的能够有“点石成金”般神奇力量的元素加入到了“假的劳动”之中，使它有了把猿转化成人的奇效？而这样，“假的劳动”就会在我们的眼里神秘起来，甚至比“真的劳动”还要神秘了。又从而，我们的命题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准（如果命题中不宜用假字）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文章题目的准确表述也应该是：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这里并非在调侃。因为整篇文章的中心，关注的是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决定性转化力量。如果这转化性力量只被界定为“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那么，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或“假劳动”、或“准劳动”，也就是真正的主角。而所谓的“真正的劳动”，即使它以“能够制造工具”为内容，也与原文的主旨不太相干了。因为它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开始的标志。它所关乎的只能是人类社会开始后的“提高”，而不是人类社会被创造以前由猿群向人类社会的转化过程。但这样一来，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不如具有转折作用的“假劳动”、“准劳动”重要了。 我们上面的这一番演绎，只是想指出恩格斯上述几个相关命题之间的一些逻辑抵牾之处。应该说，这些抵牾之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把劳动划分为“真正的”和“不是真正的”，就是企图把问题界定得更明确，而实际上反而使内在的逻辑关系出现模糊、甚至抵牾之处了。最最明显的是，他的这种划分，把自己本来全力褒扬的、对从猿到人具有最大的转化之功的这一段劳动，归入到“不是真正的劳动”的“准（或假）劳动”当中去了。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逻辑的错位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一思路的内在动因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我们想到一种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提供给研究者们做一参考：恩格斯作为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向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完善、向早期资产者的不明智不清醒甚至贪婪作终生斗争的战士，他的学术研究尽管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也很难完全不受此目的的影响。例如，就在他这篇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最后结尾，他使用的就是一段愤怒的文字，以批判给劳动者带来不公正待遇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写道：“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7不难设想，恩格斯在通过他的学术研究高扬劳动的旗帜的同时，难免要防止人们把劳动看成是动物水准的活动，所以，提出了“真正的劳动”的概念，在“制造工具”这个当时还没有事实证明动物也能够突破的分界地带，设下了一道防线。这种心态未必是十分明晰的，很可能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呈潜意识的，而且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体现出一种政治对学术的扰动。 这里，我想简单提一提我国学界对于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学说的态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学者感到了这一学说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以外，大多数学人是十分放心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予以信奉的。这一学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作为基石性原理被运用得也十分广泛。不过，我不得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小心地处理好其中已经存在的一些逻辑欠缺，还基本上对恩格斯已经谨慎地处理过的一些关键环节毫不留意，显得相当草率、疏放。一般来说，这些学人对这一学说的运用，不但没有达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达到的水准，而且还相当幅度地降低了这一水准。而本来，作为在恩格斯以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我们已经可以占有更丰富得多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前人已经应该是可以有所超越的。 后世学人，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学人，对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所采取的草率、疏放的态度，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其一，是无视恩格斯所谨慎设置的前提，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词组置若罔闻。不能，或懒于体会这里可能具有的深远含义。简单化地对待复杂的科学问题。在寻章摘句和作推理下判断之际，掐头去尾，甚为干脆利落、出手麻利。而对自己的立论脚底踏虚、危如累卵之状，甚少觉察。这些学人所可能产生的最大的失误，就是会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和自然的关系，忽视、忘记、甚至否认人首先和根本上是自然的产物这一最深厚的背景。简单通俗地说，他们就象一群只认父母，而忘记、或干脆不认祖父母的孩子。由他们来对自己的身世和行为方式的渊源作研究和探索，其间可能产生的失误，当然是不可以以道里计的。其二，是不去认真注意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研究所积累的材料，所精心确定的人和动物的界限。各种论断、各种漂亮的形而上的理论概括，离开对经验事实的搜集、考察和归纳、提炼，本来已经是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的了。但这些朋友们似乎连对既有的旧事实旧细节，做静心省察的耐心也没有。不去注意使用工具的劳动和不使用工具的劳动的区别；不去注意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区别；不去注意制造石器和制造木器的区别，等等。反正动物智能是低于人的，反正动物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这些学人们全方位地扩展开了对动物能力的贬低。在他们那里你很难见到比较实证的分析；很难见到对主要环节和次要因素的区别；很难见到对因果序列的探寻。铺天盖地地动物全不如人，全然不知进化论为何物，以至于弄到只要提到动物，总是作为人类光辉形象的反衬而出现的，就象黑白照片中的阴影，总是为光明面的效果而出现的一样。这方面的具体例子，我想蒋孔阳先生的动物观恐怕可以算一个。但我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就此谈了不少篇幅，现在就不重复了。这里，我们还想提一提实践派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他虽然也有前面提到的那种把动物的各种属性作“阴影”和“陪衬人”的习惯，但相对来说，比蒋孔阳先生更多地注意到了恩格斯的一些较关键的提法。例如，他对“制造工具”这一环节的作用就盯得比较紧。在他的《美学四讲》中，他说：“虽然原始人群的集体不大，活动范围狭隘，但他（她）们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群体，正在这种群体是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8在较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工具本体造成的。”9不过，在恩格斯之后，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仅仅固守着那几句话应该是不够的。科学的进展已经提供了那么多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许多学者却似乎对之置若罔闻。是隔膜？是迟钝？还是先入为主或“消化不良”？抑或是严谨和稳重？可是，在科学中，是没有什么标准比实事求是更为严谨和稳重的。下面我们就这一点，继续做些探讨。 ————————————————————————————————————— 1234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49、154、154、150、154页。 6 蒋孔阳：《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183页。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61页。 8 李泽厚：《美学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6页。 9 李泽厚、戴阿宝：《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载《文艺争鸣》（长春）2003年第1期。 2． 现代科学进展对学说带来的深刻冲击 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它自身的概念群之间，不相互抵牾，通俗地说即能够自圆其说，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仅仅做到了这一点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在它的自身内部，在它自身内部的概念群之间进行的相互参照和调整。一个理论体系要得以确立的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建立在这个理论体系和它周围的现实世界之间。明白地说，就是这一理论体系必须以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为参照，求得确认。如果说前一个是必要条件，那么，后一个才是充分条件。我们上面只是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说”的有关概念群内部进行了一些考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即使我们在其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还不能说明它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能否确立，还要看它能否满足上述的那个充分条件。而谈到充分条件，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不能满足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作为这一学说所立论的主要基石的对动物智能的最高水准的判断，已经被现代科学的观察和研究认定是不准确的。不过，在比较具体地谈及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说明，以下的探讨，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恩格斯的天才和睿智所已经达到的高度评价。恩格斯作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他的研究结论，是在充分地吸收了他的时代所提供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卓越建树。我们对他作更多的苛求是违反常识的。我们对他的学说的检视和探讨，只是为了避免让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成为长不大的思想婴儿或懒汉。 现代科学和实验给我们带来信息是：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而且这一能力在现代类人猿中几乎普遍具有。其中黑猩猩表现得最为出色。大猩猩不如黑猩猩勤勉，但也挺出色。这些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确认的不争的事实。有大量的科学观察、实验材料为证。恩格斯当然无法见到这些材料，但我们却不能不面对这些材料、并且不能不估量这些事实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学说带来的影响、甚至冲击。因为这些事实立即带来的问题就是关于劳动的界定。我们知道恩格斯给劳动的一个界定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那么，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推论就不能不是—— 动物是能够劳动的。而且是能够进行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劳动”的。 接着就是—— 既然人类因为能够进行劳动，就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那么，猿类也会劳动，就也应该被认定为：劳动创造了猿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