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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秦汉到隋唐，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体制经历了从建立、巩固到瓦解、重建的第一个循环。后世每以汉唐并称，实则两朝的历史进程既有惊人的相似，又有内在的连续，更有显著的差异。其断续异同之间，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及规律。 治史者每以汉唐并称，乃因汉唐同被奉为古代盛世的典范（注：赵宋时，举凡典章制度，均以“汉唐故事”为理应遵循的典范。《宋史》卷8《真宗纪三》：“（天禧五年，1021，冬十月）：壬子，依汉唐故事，五日一受朝。”同书卷98《礼志一》：“嘉?中，集贤校理江休复言：‘……乞依汉唐置廪牺局。’下礼院议……（如休复言）置廪牺局。”余不备举。）。无论从国力的强盛，版图的奠定，还是从经济文化成就及其相应的国际地位，汉唐都无愧于盛世之称。汉族、汉语，作为指代华夏民族及其语言文字的称谓；唐人、唐装，作为中国人一种自豪的称呼，自汉唐以来行用至今，表明汉唐文化具有超越一朝一代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汉唐中隔四百年，其历史演进过程却极为相似。透过状若循环的相似性，两朝历史内在的连续性，时代特质的差异性，亦在在可见。从其异同断续、循环往复之间，我们可以窥得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和规律。 一、汉唐历史的相似性 汉唐历史进程的相似性十分明显，学者已有论列（注：如王大华《汉唐历史进程相似原因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徐连达等《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许兆昌《秦汉隋唐现象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余不备举。），兹就其主要方面分疏如下。 第一，汉唐都是前承一个强大而短祚的统一帝国（秦、隋）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一方面，汉唐分别接受了秦隋在立国规模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丰厚遗产，即“汉承秦制”和“唐承隋制”（注：如《汉书》卷100上《叙传》载班彪论“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云云；按汉法律、历法等皆承秦制。唐承隋制，陈寅恪先生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论已详。），同时还应包括驰道、直道、长城、灵渠、大运河等维持一个庞大帝国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对于汉唐来说，通常与大规模创制立法和举办巨大公共工程相伴随的社会震荡和制度成本，遂因前有所承而大大减省；另一方面，汉唐充分吸取了强大的秦隋帝国其所以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避免了重蹈覆辙。总之，历史老人似乎有意选择短命夭折的秦隋作为铺垫和预演，使汉唐得以成就长治久安的盛世伟业，所谓“秦兼六国，隋混南北，适为汉唐驱除”。[1](p.1167) 更重要的是，汉唐所承之秦隋，其历史进程及命运亦有惊人的相似，从而构成其继承者历史相似性的基因。 秦隋都是经过长期分裂之后（假设西周亦为统一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它们的出现顺应了分久必合、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就不会因秦隋的夭折而消失，历史总是顽强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汉唐的出现适逢其会，它们代表着相同的历史趋势，负载着相似的历史任务。 秦隋开国皇帝都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刀阔斧改革的一代英主，“（秦）始皇并吞六国，（隋）高祖统一九州”，建立了强盛的统一帝国，但他们在选择接班人上均出现重大失误（秦不立长子扶苏、隋废太子杨勇），以致两朝都出现了历史上堪称典型的亡国之主（秦二世、隋炀帝）及其残暴统治，导致诸多特征相同的农民大起义，使新生的统一王朝二世而亡。[2]社会经济亦濒于崩溃：《汉书?食货志》载西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隋书?杨玄感传》载隋末：“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吸取秦隋覆车之鉴，同为汉唐开国君臣最为关注的课题。刘邦曾请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要求侍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自称“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所谓“前王之得失”，也主要指隋亡教训（注：《史记》卷97《陆贾传》，第2699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第6657页，中华书局1960年；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21页，卷8《务农》，第279页，岳麓书社1996年。）。在记载太宗与侍臣论政的《贞观政要》以及当时成书的官修《隋书》中，“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魏徵曾在《隋书》卷70末“史臣曰”中，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按秦隋之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役民力，急政峻刑。因此汉唐之初，都相应推行了轻徭薄赋、简政缓刑、与民休息的清静无为政策。两朝建立不久，汉约二十余年，唐仅十余年，即分别出现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有关这两个治世的研究极多，无庸赘述，这里只指出一点，若就人口繁庶、经济军事实力强弱而言，两个治世都远没有恢复到此前的秦朝和隋朝，它们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者，即在于一反秦末、隋末之暴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慎用民力，农民负担稍轻，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无饥寒之弊”而已（注：关于社会稳定：《汉书》卷4《文帝纪》末“赞曰”：“（孝文）专务以德化民……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贞观政要》卷1《政体》：“商野旅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关于慎用民力，经济回升：《汉书》卷23《刑罚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贞观政要》卷8《务农》、卷6《俭约》载，唐太宗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必夺农时，“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于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锈，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第二，凭借前期“治世”的基础，汉唐中期分别出现了汉武帝盛世和唐玄宗开元盛世，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二者都臻于汉唐极盛，并堪称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典范。两个盛世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进一步显示了汉唐历史发展中的相似性。 汉唐盛世都以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综合国力明显上升著称。《史记》卷30《平准书》称汉武盛世：“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开元盛世则如杜甫《忆昔》所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平准书》所谓数十年“国家无事”，以及《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条载安禄山起兵南下前，“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不无夸张地描绘了当时仓廪富实、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长期承平，使小农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与之相应，国家控制的在籍小农数量，也在汉唐盛世分别接近或达到两朝高峰（注：汉武帝时无户口总数，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万余，口5959万余，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唐在籍户口数，以天宝十四载（755年）为最高，凡户891万余，口5291万余，见《通典》卷7《食货）。）。在籍编户是国家的赋役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国家财力的增长。 正是凭借着开国以来长期积累的雄厚国力，汉唐成为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时期，也是境内各民族间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中国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在汉唐前期的北边，分别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和突厥，双方关系的发展亦颇有相似之处：“汉、唐之初，兵革才定，未暇治边圉，则屈意以讲和。承平之后，我力有余，而外侮不已，则以兵治之，（汉）孝武之于匈奴，（唐）太宗之于突厥颉利是也。”[3](p.9957)汉初因匈奴强盛，囿于国力，不得已与之和亲，至汉武帝主动出击，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张骞“凿空”的西域，终于与内地联为一体。武帝还出兵西南夷和东北、东南各民族地区，开广三边，设置郡县。唐初东突厥强盛，一度兵抵渭北，威胁长安，唐高祖甚至准备迁都山南以避其锋。[4](p.29)至太宗朝遂发兵反击，灭东突厥，高宗时继续对周边各族主动用兵，当玄宗开天极盛之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辽宁义县东），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北至单于府（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4](p.1393)而六都护府所辖羁縻州之所及，更远至今伊朗、俄罗斯境。汉唐全盛时的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赵宋时疆域渐蹙，而言及中国故境，时人仍“以汉唐为正”。[3](p.10750) 汉唐帝国作为当时东方的“超级大国”，其实力足以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强大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抗衡，在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上亦未尝稍逊。汉唐又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争夺亚洲霸权，当汉唐盛时，她们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地位不容置疑，隋唐两朝先后倾国力东征高丽，即缘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既重夷夏之防，又有以德怀远的传统，而夷夏之别又“重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注：《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第172页；同书《子路》：“近者悦，远者来。”第139页。杨伯峻《论语译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夷夏之别重文化而不重种族，陈寅恪先生有精辟论述，请参拙撰《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当汉唐全盛之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吸引力：在民族政策上和亲与征战并重，悦近而来远，故汉臣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5](p.3801)“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天下平均，合为一家”之言，[6](p.3206)唐帝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语；[7](p.6247)在国际交流上则因充满自信而视野广博、胸襟开阔，既大胆开放、积极输出，又勇于引进、广泛吸纳，中外的使节，商队，复有传法的僧侣，更仆往来于海陆交通线上，络绎不绝。汉武帝时丝织品及铜镜、玉器等手工业品的西输，西域乐舞以及苜蓿、葡萄、乌孙天马、大宛汗血马等动植物的东传，以及唐代国际化程度之高，因各种目的来唐并长期居住的异族异国人数量之多，均为众所周知的史实。 第三，汉唐的典章制度沿革、国势盛衰替变及其原因，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汉唐的政治制度，随着两朝历史的发展，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有不少相似的变化。 汉代的三公制，因武帝时建立中朝，削弱相权，至东汉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8](p.1657)三公制破坏。唐初的三省制，军国大事由三省长官合议于政事堂，其后尚书省长官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才是真宰相。至玄宗时将政事堂改名中书门下，他官加同平章事之衔参政，三省长官渐次被排除于宰相之列，三省制名存实亡。 又如兵制，西汉推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包括戍守宫城的南军，均征自郡国定期番替的卫士。武帝为加强中央军力，创建八校尉，为中央常备军，士兵多来自招募，其后募兵制逐渐发展，至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七月，“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8](p.99)被认为标志着汉代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唐前期行府兵制，府兵征自民间，分番宿卫京师，防守镇戍，或奉命出征，发生战争时往往征发兵士征行或远镇，称为兵募。府兵和兵募的集兵方式都属于征兵制。及至玄宗时开始招募南衙宿卫及长征健儿，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招募兵防健儿，募兵制遂最终取代了征兵制。[9](pp.405-428) 汉唐鼎盛时大规模的开边拓疆，或以重兵屯边保卫国土，都必须维持一支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而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境线，则在战略上必须要求屯集重兵于要害之地，建立防守反击均机动有力的边防体系，这就决定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高额的统治成本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文景以来的公私积蓄用光、“府库并尽”、“县官大空”，“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以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5](pp.1136-1162)“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5](p.2197)当此之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于是“兴利之臣自此而始”。汉武帝不惜打破商人不得任官的旧规，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主持财政事务，[5](pp.1157-1164)通过他们相继采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统一铸币，以及重征商贾财产税（告缗）等重大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玄宗时代集兵方式上的变征为募，边境节镇系统的形成，导致“边缘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10](p.1373)“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11](p.110)“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11](p.3780)当时玄宗“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苦于“国用不足”，于是有宇文融等“揣摩上旨”，“欲竭人（民）财乘主之欲，殚天下之力以供国”，[12](p.3907)于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10](p.1342)《旧唐书》卷105字文融、韦坚诸人列传，就是这批“聚敛之臣”的合传。本于《礼记?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传统，唐人柳芳、李德裕各撰有《食货论》一篇，[12](pp.3907-3908)对桑弘羊、宇文融辈大加讥刺。 唐代开边拓疆及在要害缘边之地设立军事重镇，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内轻外重，节帅最高地方长官化，“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10](p.1328)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形成藩镇割据局面，所谓“边兵弱则夷狄为患，畿兵弱则边兵为患，推唐弊源，只缘开边太广，……（安）禄山反以边兵制变，则吐蕃、回纥乘间而人”。[1](p.1172)此弊不独唐代，汉代亦然。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郡县两级，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郡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汉武帝时又在郡之上设立了一级监察区??州，长官为州刺史，直接对中央负责，带有钦差性质，事权仅限于监察，监察的事项也有具体规定，所谓六条问事，且无固定治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州刺史对地方权力的浸夺以至凌驾，至迟在东汉后期，州已由中央派出之监察机构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刺史（或称州牧）则成为最高一级地方长官，东汉末年割据一方者大都起自州刺史。推翻唐朝的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以及五代十国其他开国君主，大抵起于节度使。 汉唐各立国数百年，同样经过了多次重大变乱的考验，汉有武帝末年各种矛盾激化的危机，以及王莽之变、绿林赤眉起事，唐有武周之变，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与之相应则有所谓昭宣中兴、光武中兴，中宗反正、宪宗中兴，统一帝国才得以继续延存下来。汉唐之最后灭亡，主因当然是阶级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而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言，则都与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有关 二、汉唐历史的差异性和连续性 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总论”中指出：“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本文上节所论汉唐历史发展的相似性，主要是就西汉与唐前期相比较而言，唯比较汉唐衰亡的相似性时，才涉及到后汉与唐后期，显然与吕先生的立论不合。然则上文所论若非全无根据，吕先生所谓“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可能进一步加强了本文上节的论点。 吕先生所论有如下理据。其一是就民族关系而言：“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居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其二是就政权分合而言：“（后）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其三是就思想文化而言，文长不俱引，大意为：汉世儒法二家无论前期相争（指《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主井田、御史大夫主均输管榷），抑或新莽时相合（指王田而兼行五均六管），均以治国安民为明确目标。至魏晋以后，佛道两家不思改造社会，唯务抑压本性以消极顺世，极而至于出世、弃世。作为这种思潮的反动，有唐之辟佛论和宋代攘斥佛道之理学兴，而理学以强抑人欲使合于古代伦纪，适与抑压本性以消极顺世之佛道同。 吕先生学尚通博，治史主进化史观，同时深受唯物史观影响。就上引“总论”所述，吕先生以西周东周之际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界，前此为封建社会，后此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东周以降，政治上“统一之业”与经济上“资本之昌骈进”，而因我国疆域辽阔，上述进程难免出现曲折，社会出现剧烈动荡。于是因地方社会势力乘机纷然并起而有“州郡藩镇之祸”，此即吕先生所论后汉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相似点之二；复因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乘机内侵而有北族入主中原之变，此即吕先生所论相似点之一。就社会固有组织之存在抑破亡而言，东周为一大界，而就当时“仁人志士”因应此变所提出的对策及效果而言，“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前此以社会可控制并积极改造社会，后此以社会无可控制而消极顺世乃至弃世，此即吕先生所论相似点之三。[13]（前言pp.1-10，总论pp.1-5) 吕先生所论汉唐之异同，其结论可以商榷，但其长时段、广视野的方法却颇富启示性。我们在上节论汉唐之相似性，特别注意到汉唐所承之秦隋的相似性，而吕先生所论隋唐五代与西汉的差异性，则将视野上溯至隋以前的东汉魏晋南北朝。 如果说汉朝是将春秋战国及秦王朝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及民族诸要素熔冶为一的统一王朝，是那个时代显现的各种矛盾和趋向演变发展的最终结果，那么，唐朝则是杂糅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代所产生的各种要素、矛盾及趋向的统一王朝。吕先生所论隋唐和前此的后汉魏晋南北朝之相似，正是揭示了隋唐对前此时代诸因素的继承和综合。上文中所论汉唐相似性，若从它们都对前一时代（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综合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一样，汉与唐也不可能相同。实际上汉唐的差异性较之其相似性，应该更容易得到理解。 吕先生谓西汉与唐“了无似处”，是从民族关系立论：“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近代史家对国史进行分期，往往对民族问题特加措意。上世纪初，傅斯年谓“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因此不可“强合汉唐”为一。[14](pp.193-201)上世纪三十年代，雷海宗以淝水之战（383年）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大周为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大周为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注意到秦汉和隋唐之间经济文化中心的转变。长江流域由第一大周的附属地位，珠江流域六朝时才加入中国文化圈，到后一大周两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成为重要的区域。[15](pp.172-188) 如所周知，日本的京都历史学派和东京历史研究会派在中国古史分期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论争的焦点可以说就是如何看待汉唐的异同。东京派将秦汉至隋唐均视为古代（相当于奴隶社会），汉唐并无本质差异，京都派则以汉代为古代，六朝隋唐为中世，汉与唐是时代性质迥异的统一帝国。京都派的开创者内藤湖南本于文化史观，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分别将汉归于中国文化形成及自内向外扩展和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上古和第一过渡期，将唐归于中国文化因外部种族觉醒而自外向内反馈的中世。[16](pp.11-12)不难看出，内藤氏根据文化史观对汉唐性质的把握，与上述吕氏、傅氏及雷氏根据民族关系对汉唐性质的把握，固不尽相同，却有密切的关联。 汉唐的异同问题，对于我国史学界古史分期诸说中的魏晋封建论，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魏晋隋唐已进入封建社会，诸说并无不同，但魏晋封建论认为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则须首先回答汉代是何种性质的社会，所以魏晋封建论者或者其反对者，都要对汉代社会性质问题作出表态。几乎所有的魏晋封建论者，都是或者说都只能是汉代奴隶社会论者，其代表性学者何兹全先生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将春秋战国秦汉认定为古代（奴隶）社会。唐长孺先生亦主魏晋封建说，晚年所撰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开首有长篇绪论，副标题即为“汉代社会结构”，以论证“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是奴隶生产制最盛的时代”，是一种“亚洲型的奴隶社会”。 汉唐时代性质乃至社会各方面的差异，是魏晋封建论和六朝隋唐中世说（京都派）的题中应有之义，此派必然要强调汉魏之际的变化和六朝隋唐间的联系（注：持魏晋封建说的美学史家李泽厚，就将两汉“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经学，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文的自觉”及充满生气的“盛唐之音”对比而论，见李氏《美的历程》第85-14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版。持六朝隋唐中世说的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汉代末年开始的时代以其某些表象与我们欧洲的中世纪颇为相似，它从一开始起就以国家的衰落、城市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解体为特征，……汉代和东晋南北朝时代之间的断裂也是很显著的，那末中国的中世纪却相反一直持续到隋和唐的‘贵族帝国’”。见谢氏著、耿?译《中国社会史》第143-1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周、战国乃至秦汉封建说虽然更强调汉唐间的联系性，但也绝不否认汉唐间社会诸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这在二战以后国际学界质疑欧洲中心论和亚洲停滞论的风潮下，尤其如此。 从汉兴至唐亡，其间1100余年，无论如何，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不容置疑。即使在汉唐历史进程的相似性背后，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限于篇幅，下面略举其中彰明较著者数端，以概其余。 汉唐均为大一统帝国，但开国君臣出身不同，西汉起于草莽，所谓“布衣将相之局”，东汉来自诸生，所谓“功臣多向儒”。唐代统治集团则以主要来源于北朝胡族或胡化汉族的关陇集团为核心（同时兼容江南、关东士人），其血液习尚胡汉糅杂，制度渊源多元，文化上更是兼收并蓄，广采博取。 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虽汉唐皆然，但唐代儒学注疏，其中《周易》、《尚书》、《春秋》等经典，均采用玄学化的南方经注，墨守汉儒传统的北方经注“皆置不取”，[9](pp.459-462)更重要的是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进，《二程遗书》卷18称“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抑扬之间，实批评唐“三纲不正”，“有夷狄之风”。 汉唐均为东亚强国，或曰世界帝国，但在民族融合和国际化程度上，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汉代“夷狄之入居中国者鲜”，胡人大臣唯以金日?一族最为知名，而日?受武帝遗诏辅昭帝时，却以自己是“外国人”怯于应命。[5](p.2932,p.2962)隋唐承十六国民族大融合之后，如前所述，其皇室即有一半胡族血统，作为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亦多胡人之后。又隋唐门阀有“代北虏姓”一系。《新唐书》卷110为《诸夷蕃将传》，载唐代著名蕃将20余人，另外立传或附于他传的蕃将亦达数十人之众。 汉代西域终被凿空，但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仍以政治目的优先，交流主要限于物质层面，班固《两都赋》“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云云，[8](p.1370)旨在讥讽西汉不无狭隘，只有东汉才是王者无外的理想王国。实际上较之唐朝，两汉都相形见绌。关于唐朝长安的国际化，前人论述亦详（注：代表性论著请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唐作为一个外国人向往并云集聚居的世界帝国，不仅在于她的开放性，更在于她所具有的文明的优越性，这才是魅力所在：物质生活条件的丰饶，制度文化的先进，思想与宗教哲理的深邃与新颖，艺术的创造性，以及潮流、时尚的领先性（包括时装和发型的前卫），另外还有外国人在唐生活的自由、发展及其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汉朝无法比拟的。 汉唐都是经济发展、繁荣富庶的统一王朝。我们注意到汉唐盛时虽然都是帑藏丰实，但充斥汉武太仓的是“陈陈相因”的粟，玄宗开元时的公私仓廪却是“稻米流脂粟流白”，汉唐首都的粮食供应都要依赖漕运，但汉代主要仰赖关东即黄河中下游，唐代特别是中后期主要仰赖东南八道即长江中下游，表明汉唐财政所凭借的经济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重心的移动。这就“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故而隋唐的繁荣和强盛程度远迈两汉（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 汉唐社会经济及其运行亦存在重大差异。汉唐时作为国家赋役基本对象的在籍小农数量都有逃籍的趋向，在汉表现为大量的流民，在唐表现为浮逃客户的增多，但小农脱籍后的去向、身份及生存环境，汉唐国家的相应对策及结果，却颇异其趣。这些问题，古史分期大讨论时为焦点所聚，故略而不论。又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唐不如汉，其发展的过程亦有差异，汉代商品货币经济最盛的时期当其治世和盛世，唐代却是进入中叶乱世以后（注：对此秦晖先生已有出色分析。参见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汉唐历史的差异性，有时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连续性。如汉唐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后汉时已有长足进展，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由于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和六朝立国，进展更为显著，逮至安史之乱爆发，北方人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推动南方经济突飞猛进，加之黄河流域迭遭战祸，此时的长江流域几乎独力担当了李唐王朝的财赋供应。长江流域在建都北方的统一王朝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次，因而给人的感觉不免突然。实际上南北经济地位在汉唐的彼升此降，或者说汉唐间经济重心的南移，乃是南方经济由汉到唐长期的连续的渐进的结果。又如汉唐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占据优越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经历了形成、发展及衰亡的全过程，与之相应，是选举制度由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而科举制的演变过程。若以汉代的地方大姓与唐代的门阀士族相比，以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相比，二者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实际上二者间又是一个连续的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注：请参考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三、汉唐异同与朝代循环 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更迭、治乱往复、分合循环，从孟子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到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已成为一种历史常识。《史记?高祖本纪》末关于“（夏殷周）三王之道（忠、敬、文）若循环，周而复始”的论述，以及在古代文献中常被论及的“五德”、“三统”诸说，表明历史循环现象早已引起古代史学家的注意，并力图作出理论说明。近代中外学者对此问题亦有关注，且常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长期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杨联?先生曾谈到，西方学者论中国史，常用“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一词，他们认为中国以往缺少进步、进化观念，常有今不如古之说，于是就助长了朝代循环的观念。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所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4章列有“王朝的循环”一节，探讨了中国人的朝代循环观念的表现及意义，认为这种观念“也存在某些积极的因素”。田昌五新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存在三次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复性”，因而“这三次大循环运动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注：杨联?《国史诸朝兴覆刍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载《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近人探讨中国古代治乱循环的重要论著中，较早的有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第11章“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初版1949年）。晚近出版的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则是以控制论、系统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来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及周期性、稳定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第41页，110-126页，333-339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曾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7](p.8)这里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比如要研究水的性质，由于自然状态下几乎不存在一滴“纯净”的水，故须通过提纯获得水的纯粹形态，并须有最少受干扰的特定实验环境，其实验过程及结果须经得起重复。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能提纯，已逝的历史又不可能重复，更不存在保证历史过程“以纯粹形态进行”、研究“不受干扰”并且皆可重复的实验环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作为一种周期性的重复现象，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并借助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等思维利器，是有可能从中揭示、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的。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体制，从建立、稳固到衰落，中经六朝动荡分裂，最后重归一统，形成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循环。本文就汉唐两朝异同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汉唐相似性的考察，进一步确认了“朝代循环”现象的客观存在。汉唐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在不少方面透露出秦汉隋唐间乃至整个帝制时代历史演进的特点及规律。上文谈到汉唐之前的秦隋，在结束长期分裂建立统一王朝后，均二世而亡，西汉建立后，亦经过高祖灭异姓诸侯王、景帝平同姓诸侯王之乱的严峻考验后才稳定下来。唐朝在高宗时亦遭遇皇后专权及武周代唐的考验。不徒秦汉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在开国皇帝之后的第二第三代皇帝统治时，大抵王朝建立后三四十年左右，会出现一次政治危机，或称之为“瓶颈危机”，[18](pp.96-97)这种现象与开国皇帝起于草野，熟悉民情，凭能力创建文治武功，臣下畏服，从而政策得宜，政治稳定，而继承者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不知庶民稼穑艰难，开国元勋或凋零或有异心，因而出现危机有关。历朝来自民间的皇帝如汉宣帝，经过激烈竞争而得帝位的皇帝如唐玄宗，往往能励精图治，亦可由之得到说明。又如汉唐两个国运久长的王朝，开国后即行轻赋缓刑之政，先出现治世，继出现盛世，旋盛极而衰，亦带有明显的规律性。汉唐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相似性，大抵都有某种普遍性原因（诸如秦以降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形式）存乎其中，其规律性应约略可寻。历史上的明君贤臣都注意以史为鉴，即藉以增强见微知著、鉴往知今的洞察力，以免重蹈覆辙。 汉唐历史的差异性和连续性，则生动表现了历史演进的辩证过程，表明相似性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相似性背后的差异性，不仅昭示着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而且还表现出类似历史条件下历史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启迪历史主体跳出不良循环的自觉性。 上引吕先生论著中谈到东周以降“统一之业”的进程加速，但其后出现的统一王朝如秦汉、西晋及隋唐内部，在民族、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诸方面，都同样蕴含着分裂因素，并且都一度出现相似的分裂之局。东汉的瓦解及天下三分，并不存在外族的入侵，主要是内部诸分裂因素作用的结果。西晋的灭亡与南北对峙，则与边境少数族的内迁不无关联。当汉、晋统一帝国崩溃之际，历史的走向包括政体形式，本来存在着多种选择，最后是统一的因素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或者说导向性的作用，统一成为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历史趋向，代表着周秦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而汉唐的相似性及“朝代循环”，不仅体现了这一历史倾向，而且还为大一统体制的长期延存提供了历史范式和信念基础。其后虽历经动乱分裂，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一面具有永恒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帜。从普通百姓到仁人志士，甚至入主中原的边境少数族君主，都以大一统作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生死以之，即使生当分裂之时，仍坚信分久必合，分裂不过是重新走向统一的过渡，陆放翁著称的临终《示儿》诗堪称代表。 同样缺乏巩固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相对于世界历史上许多旋起旋仆的大帝国以及相应的文明中断，中国古代大一统局面的长期延存，构成世界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外学者都曾指出，东汉末年统一帝国的解体，城市的没落，商品货币经济的衰退，自耕小农处境的恶化，与罗马晚期、中世纪早期欧洲出现过的统一帝国瓦解、经济文化衰退极为相似。罗马帝国和东汉帝国的衰亡约略同时，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一直没有统一，及至今日，“欧洲所结成的安全共同市场，只有经济上的合作，并没有（政治上）统一的倾向……，是各显精彩的方式，而不是大一统的方式”（注：参杜维明《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概况》，《杜维明文集》第4卷第368页，武汉出版社2002年。此文最初发表于1988年，但所论欧洲格局，迄今并无根本性变化。）。但东汉灭亡三四百年后，中国又孕育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隋唐统一帝国，遂与欧洲中世纪历史路径迥异。本文所论汉唐异同，若能对于思考上述事关中西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转捩问题稍有助益，则不胜欣悦。 【参考文献】 [1] 章如愚.山堂考索[M].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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