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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思想自由，人们渴望解放；一旦打开封闭的牢笼，进入任你驰骋的思想空间，有时又会有一丝乡愁乃至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在一个没有坐标系和路线图的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年，此身何在，人就成了浩瀚宇宙中一粒粒孤独飘零的原子，这些原子集合在一起，也不过是及时行乐的行尸走肉。因而，构筑思想的框架，提供时代的路标，满足国人精神上的迫切需求，是当代中国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五阶段论”的破产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2000年正是20世纪末的一年。但当把源于西方的“世纪末”作为形容词来用时，则相当于汉语中的“礼崩乐坏”。确实，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礼崩乐坏的世纪，20世纪末又是近几十年来的新传统礼崩乐坏的时候，民主党与法轮功事件便是明显的征兆。 人作为一种有思想、有精神生活的高等生物，不能没有一种追求，一种方向感。彼岸、天堂、涅磐、转世、成仙、得道，为某一崇高目标奋斗、献身，都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精神支撑。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宗教意识比较淡漠，与其他文化中神的意志相对应的是一种比较暧昧的天命观。在20世纪的新传统中，天命观在意识形态体系的轴心位置被历史决定论所取代。这种历史决定论的通俗表述方式便是斯大林制定的社会发展形态“五阶段论”。 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给出了其公式，“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并确认并不存在“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其他生产方式。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延安整风的核心教材，斯大林的教条通过这本书的流行，成为中共上上下下的一种思想定势。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2此后，“五阶段论”便成为一种金科玉律，充斥于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在给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洗脑”方面取得“历史上没有过”的成功。尽管思想灌输可以收效于一时，但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虽然在90年代还有人坚持“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证定五种社会形态运行规律是常规的”，“世界一切民族国家都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些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3但多数中国历史学家4和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抛弃了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教条。 “五阶段论”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这种历史描述作为历史规律来看待，是每一个社会发展都要必经的几个历史阶段。在此前一年写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属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中，马克思列举了三种所有制形式：“亚细亚的”、“古代的”（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的”，这些所有制形式不仅都是以地域来命名的，而且分别被标以“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字样，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并列的。何顺果指出：之所以说它们是并列的，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按马克思当时及后来的提示，它们的原生形态都是“天然形成的共同体”，而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又都是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的形式，即（农业）“公社的各种形式”。6它们之间固然有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的区别，但并不一定构成递升的阶梯或序列。 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日耳曼的”改成“封建的”之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似乎可以构成一个发展的序列，但“亚细亚的”与它们之间究竟是“并列的”还是“序列的”关系，仍然是不清楚的。普列汉诺夫分析说：“据马克思的见解，东方的、古典的、封建的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一般的轮廓来说，可以看作以此递进的（‘累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诸时代。但我们应该知道，当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即《古代社会》）一书时，他就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观点。”7他进而指出：“中国和古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导致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世界经济发展可分西方和东方两大情况或两大类型，“前一种情况是指两个发展阶段而言，其中一个接着另一个，而为另一个所产生。后一种情况，我们认为毋宁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8 除了有关亚细亚形态的“伟大思想秘密”（魏特夫语）9，马克思本人的言论对于“五阶段论”公式的后半部分也形成强有力的冲击。马克思晚年在与俄国思想家讨论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曾考虑过是否可能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了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著名假设。10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部落社会不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径直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农业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证明，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完整地依次经历过“五种生产方式”。欧洲的日耳曼和斯拉夫两大族系都没经过奴隶社会，更不要说亚洲各民族。封建社会亦不是从奴隶社会延续来的，古罗马之后的封建是重起炉灶，西周的封建也不是从奴隶制演变而成的。朱凤瀚说：“如果仍保留‘封建社会’的提法，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有意思的是，史学界以往采用的是一种将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说法，这恰恰是把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瓦解当成了‘封建社会’的开始。”何兹全说：“我虽不愿称我国秦汉为奴隶社会，但我承认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11如果以西周为封建制，以秦汉为奴隶制，那么在中国就不是从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而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了。 斯大林的政治偶像倒塌后，“五阶段论”的教条在各方面专家学者的交叉火力下，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很难再在学术界维持其至尊地位，它只是把持着学校教科书这一块最后的阵地。“五阶段论”依据的是一种单因素分析，它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因，而把其他因素都视为经济变量的一种函数、一种“上层建筑”。“五阶段论”本身是一种单线进化论，按照这种观点，“所有的民族都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社会的发展是按各种既定的规律，由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12这种教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事实的支持。而且，“五阶段论”是一种浸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史观。马克思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城邦国家，使用了奴隶社会的概念；研究蛮族入侵晚期罗马帝国后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称之为封建社会，即“拉丁—日耳曼封建制”。把这些概念用来分析整个欧洲的情况（例如斯拉夫人的社会）已经捉襟见肘，何况用它来套改、斧削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人类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自古以来有自己的礼制和社会制度的用语，有什么必要生搬硬套诸如“奴隶制”这样的从小地区、短时段总结出来的西方概念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著名学者主张从早已宣布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回归毛泽东、刘少奇在40年代所描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总设计师”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反正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这样一来，“五阶段论”既失去了对历史的解释能力，也失去了对未来的前瞻和预见性，可以说是彻底破产了。现在，在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中当红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二者均不能令中国人感到满意。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关于历史大时代的学说。 二、一个可供选择的历史分期方案 否定“五阶段论”之类的历史单线进化论，并不是要整个推翻历史进步、发展和进化的概念，后者的根基远为深厚。经过维柯、伏尔泰、康德、黑格尔、孔德等思想家的阐释，历史进步观和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1862年，斯宾塞在其《综合哲学体系》第一卷中最早给出了进化的明确定义：“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变化。”1874年，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即⑴分散的个体形成群体；⑵个体分化、特化和专门化；⑶特化的个体与整个群体的平衡。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受地理环境和相邻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既定群体中的个体成员的体质、智力特质的影响，而后者是受遗传决定的。分化是从同一向趋异发展，“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则与之形成张力，最终达成一种平衡。显然，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中包含着多线进化的萌芽，因为作为其原型的生物进化的基本模式是分支树，而不是单线演进序列。 从上述思想家各自对于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无遗的。以不同因素为分析主轴，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人们能够得到许多幅各具一格而又相互补充的历史图景。例如“战国策”派历史学家雷海宗从兵的角度把中国文化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兵的文化”与“无兵的文化”：“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从文化创造主体的角度，他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在较远的将来，我们是否还有一个第三周的希望？”13这里不准备评论雷海宗的具体观点，只想要说明，可以有各式各样相互竞争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案，完全没有必要“独尊”某某和“定于一”。 如果人们想要追求简明的效果，那么与其以经济为主轴，不如以地理环境为主轴。因为迄今为止，后者仍然是前者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文化分界线由大兴安岭以西，经阴山、贺兰山、祁连山，联入青藏高原，两边分别是温带草原游牧文化地带和东亚季风农业文化地带。14地理因素决定了各草原民族只能依赖游牧经济为生，而汉民族则发展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即使是在近代和当代，中国沿海地带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有着显著的差距，杨国桢等据此提出了“中国海洋社会”的研究框架。15英国历史学家布克尔在《英国文化史》中把气候、食物、土壤和自然的一般状况称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物质原动力”。如上所述，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作为划分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和历史多线进化的依据，他说，生产力的发展是“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16在斯大林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开始讳言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作用，甚至连人文地理学也成了一个研究禁区，学科发展长期停滞。现在，地理因素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同地区的学者完全可以构建各自历史的特殊发展模式。赛义德（另一译名萨依德）在《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里强调地理比什么都重要。他说，目前正出现一种新的范式变换；……一种人类历史研究的新构思方法：一方面从地理角度来构思，另一方面不光是着眼于地理，而且着眼于地理斗争。17霍奇金在《重新思考世界历史》中说：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18下面，推荐一种基于地理的中国历史大时代的划分方案。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苦也，固时代之区分起焉。”“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19他后来进而解释道：在“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要建设一个“世界的国家”或“世界主义的国家”。20 与此前后脚，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还勾勒了一种历史大时代的模式：“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內海文明时代第二纪”；第三纪“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蘗”，“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瞠。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21上述两种时代划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不过一是基于中国的角度，一是基于全球的眼光。第一上世史，中国之中国，相对于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第二中世史，亚洲之中国，相对于內海文明时代第二纪；第三近世史，世界之中国，相对于大洋文明时代第三纪。在梁启超论述的基础上略作调整，便得到一种中国历史大时代的三阶段划分方案。 第一纪：与两河、尼罗河、印度河诸文明大约同时，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逐步扩展至四海，形成“中国之中国”。第一纪的下限恐怕应从秦始皇推迟至汉武帝，也有人认为应定于两汉之交或魏晋之际。秦二世而亡，汉武帝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才稳定下来，汉祚长达四百年，汉民族以之命名是有道理的。 第二纪：与地中海（含黑海）、北海（含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含波斯湾、红海）、孟加拉湾诸文化圈形成同时，中国文明通过黄海、东海和南海辐射至周边地区，在东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并与印度文明角逐东南亚，与伊斯兰文明角逐中亚。中国的疆域从本部扩张至满洲、蒙古、西域、藏区和苗疆（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并建立起以朝贡体制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或曰世界秩序，是之谓“亚洲之中国”。梁启超把第二纪的下限定在乾隆末年，此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以明末清初划线，此时西方的现代文明初露端倪，而且通过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西两大文明已经开始接触。第二种意见主张以鸦片战争划线，中国至此方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大门，裹携到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第三种意见主张以19世纪末划线，以梁启超和他的师傅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为标志，中国人从此开始自觉地进行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张灏认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22 在笔者看来，现代化的飓风自西而东要有一段历史的时差，认为中国第三纪的纪元必须与欧洲现代化起始年代同步，似乎有东施效颦的嫌疑；传统的中国近代始于鸦片战争的观点是典型的“冲击—反应”模式，已被判定为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至于第三种意见，则难以解释19世纪下半叶国人常常提到的“几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于19世纪中国社会变动的深度和广度认识不足；相比之下还是梁启超的观点比较恰当。“亚洲之中国”在清代乾隆年间达到巅峰，无论是从它的疆域、实力、威望和自信心来说都是如此；此后，中国便陷入连绵不断的危机和衰败，丧失了自信与自主，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由他人主导的世界性进程。 第三纪：现代文明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崛起，继而传播、扩散至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全球所有的地方，它的触角现在已伸到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愈竞愈剧愈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明从原生型文明转变为继发型文明，从东亚范围内的主体文明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亚文明，中国人则从赤县神州走向五大洲四大洋，定居在世界各地并与那里的人们在文化上、血统上逐渐融合，是之谓“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说，“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一个世纪，但仍然处在一个通向将来史的过渡阶段，距离“五洲同一堂”的目标还相当遥远。 三、中国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前一个中国是地理的概念，后一个中国是国家与文明的概念。但是从一开始，这两个概念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圆地方，国在中央”，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天下之中”）给予生成中的文明国家以一种合法性的根据。 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称：“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于省吾说：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国；《梓材》虽然也为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以金文和典籍相互验证，则中国这一名称起于武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23疆土、国民和政权对民众的治理（辟字，典籍多训为治），构成国家的三要素。这表明，最晚到周武王时期，“中国”已经具有了政治学上国家的涵义和文化学上文明的涵义。 其实，在“中国”二字中可以揭示出充分的文化信息，说明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中”字，均像有旒之旗。商王有事，时常立“中”以召集士众。有甲骨文称：“王作三师左中右。”把商王的旗帜放在中师（周代改称中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以“中”为中间之中的由来。24显然，最初的“中”是军事领导权的标志。 军旅的“中”固定地插在居住地，便成为图腾柱。古羌人因羊图腾得名，其图腾柱又称“羊柱”或“羊角柱”。《庄子》所记载的鲲鹏神话中，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羊角柱”具有沟通神人的功用。进而，图腾柱作为立杆测影的圭表，又可用来测日中（“日中而市”）及进行各种天文观察。“羲和生十日”的神话，应即源于圭表测影的实践。《楚帛书》列举了“青干”、“墨干”，青干者东方木，其色青，象征春分；墨干者北方水，其色黑，象征冬至；前者为冬半年与夏半年的分界点，后者为一回归年的起点。该帛书中还提到“四单”，“单”与“干”的字形均与羊角柱相似。25《说文》：“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丁山认为，“示字本义，就是设杆祭天的象征。”26如此看来，从“中”又产生出神权的涵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