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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归纳了古代雅典、古罗马和古日耳曼三种不同类型国家产生的途径，提出了国家产生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１按区域划分国民；２凌驾于公众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 按照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从商朝开始，我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如果以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参照，则中国文明国家的产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最早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中国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路径的，当推侯外庐先生。１９４７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出版（１９５５年的修订本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该书中，他认为“古代文明路径一般的规律性里，还包含了特殊的规律性。”氏族解体的过程有着二元性，“一方面表现为私人占有土地和共有土地不相容，他方面表现在血缘基础的社会和地域基础的社会不相容。”正是由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及其氏族纽带的不同关系，使东西方进入文明的路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亚细亚的古代”，后者是“古典的古代”。他认为，古典的古代走过了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全过程，即在原始氏族社会与奴隶制国家之间经历了土地私有制充分发展的过程。正是由于土地私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小土地私有者没落，而被大土地所有者所代替，因此，古典的古代就是：“自然路径成熟的”、“发育正常”的文明小孩。而“亚细亚的古代”则由于“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宗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使氏族土地的公有制延续为贵族的国有制。土地既然不能变成私有，地域单位也就很难形成，就不能突破氏族血缘的纽带。这就使得氏族关系不但延续到了奴隶社会，并且在后来东方的封建社会还以“家谱”的形式保存到近代。因此，东方古代社会里由家族直接进入了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中称为“社稷”，这就是侯先生著名的“早熟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也援用了“奴隶社会”的概念，但我们认为，侯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奴隶社会”、“家族奴隶”实际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的普遍奴隶制”，与古典时代的奴隶社会有根本的不同。在这个理论中，侯先生以氏族血缘和地域单位及不同关系作为区分东西方文明起源不同路径的分水岭，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国古代的氏族部落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主，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工具以木器石器为主。所谓的“邦”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实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族邦”。据有关专家统计，商代方国人数平均在２０００到４０００人之间，与古希腊城邦几十万以上的人口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在一个人口数量有限的族邦内，既不能积累大量的财富，也无法造成财富的高度集中，因而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不足以养活大批从事管理和精神事务的国家机构成员。氏族首领和巫师勉强履行着若干共同体的公共事务，远不能构成国家的规模。因而有的学者又把这种共同体称为“国家”之前的“酋邦”。由于单个族邦不能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从而为国家的产生奠定物质基础，则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的经济就落到了由各族邦联合而成的更大规模的共同体身上，进而由部落联盟尧舜时代发展为夏、商、周时代的早期国家。 在这些“文明国家”中，文明早已昌盛，但社会组织仍停留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地缘组织并没有建立，居民生活在各种血缘组织之中，其生产劳动单位和财畜单位是家长制的大家族，此上是宗族，宗族之上是“邦国”，由一系列“邦国”构成“天下”。贫富分化首先表现在氏族首领及少数上层与广大族众的分野上：氏族首领及少数上层之所以拥有对更多财富的支配权，首先是由他们在共同体内部处于权力上层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和国家的建立，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走的是一条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统治集团的道路。其结果是社会中没有典型的财产私有者阶级，只存在由“氏所以别贵贱”而产生的上下阶级分裂。这种文明发展的独特道路决定了国家形态必然与血缘组织融为一体，奠定了国家权力结构与家长制家庭的权力结构相符一致的“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在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实际上普遍聚族安土定居，宗族血缘关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重新配合，“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格局始终未发生实质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深层结构上有别于西方的基本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