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1月5日至7日，第1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和史学理论重点学科、浙江大学历史系及浙江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的近五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会议围绕着中外历史哲学问题、文化与文明问题、世界历史与现代世界体系问题、全球化与全球史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西方主要史学流派、传统史学、史料学、史学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坦诚、热烈的讨论。 此次会议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会者自觉地探求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此次会议上，各位学者还提出了全球化的起点与终点、史学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等重大理论问题，通过中外史学的对话，史学与其他各个学科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实践的对话，充分体现了本次研讨会前沿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以下是此次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全球化与全球史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命运受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此次研讨会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召开的，全球化与全球史的问题已经成为史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对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全球化思潮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想，而且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些西方理论家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作用将被削弱，“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将代替地理边疆，“世界政府”的形成是大势所趋，这是一种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霸权主义理论。在全球化不断扩张的同时，反全球化思潮和反全球化运动也随之出现。全球化过程是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这应当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于沛还指出，超历史的、超意识形态的全球史是不存在的。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在构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中，与“从分散到整体”、现代化等叙述主线相比，“资本主义”更适合充当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主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产阶级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资产阶级是开创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主体。新的世界史体系应该把16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看成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把社会主义革命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认识。 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过渡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个城邦阶段；城邦国家的社会基础是父系家庭；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催化剂；早期国家的阶级构成主要是以剥削外邦人为基础；城邦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会向地域国家转化，城邦内部的阶级分化也随之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国家组织必然会向更广大的地域和更大量的人口转变。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庶民研究”，这种历史编纂实践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对近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批判“西欧中心论”，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理论与方法，认为巴勒克拉夫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倡导建立全球历史观，从宏观的角度对当代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做出新解读，并在研究中贯彻了“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不过这种理论与方法并没能为世界历史研究构建出一个严密精深的理论框架，也无法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历史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东西方各国出现了研究热潮，而不是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被边缘化。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马克思代表未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在这种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思考与研究，尤其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史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与会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对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重要的意义。 王敦书(南开大学)介绍了他对已故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鲁瓦访谈。德圣克鲁瓦自称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作为剥削之体现的阶级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重大关键”，其著作《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德圣克鲁瓦还特别关注中世纪教会史和妇女史的研究，生前一直准备完成的两本书是《早期基督教对妇女、性和婚姻的态度》和《晚期罗马帝国中的异端、教派分裂和宗教迫害》。 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等人提交的论文批驳了后现代主义“世间本无真理”的观点，指出历史学家应该而且能够从历史中探寻到真理，真理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科学是在一般层面上显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艺术是在个别层面上显示因果必然性规律，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是揭示了一个总体框架，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历史环境和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的历史规律，仍有待深入探索。 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几方面因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能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其次是不断地从分析、批判与借鉴中吸收营养，充实和发展自己；再次是对大量新史料的应用；最后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完善和发展自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景的种种悲观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介绍了20世纪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普特克。阿普特克视历史为自己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一生以研究美国黑奴斗争史而闻名。王加丰指出，不能从占有话语霸权的美国史学界主流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著作的学术性问题，而应该从当时阿普特克所处的学术环境来理解他的史学成就。王立端(福建三明学院)则介绍了另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古特曼重视地区和地方社区研究，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再形成，黑人家庭和黑人文化以及奴隶阶级的形成，揭示了传统文化在工人阶级和奴隶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做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 梁民愫(江西师范大学)和舒小昀(南京大学)都分析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成就。梁民愫指出，霍布斯鲍姆把社会史研究看作现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并以“现在”为基础对以往社会历史进行重构，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思想的继承，又是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相关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反思。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威廉?莫里斯，以及他提倡通过精神教育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 隽鸿飞(黑龙江大学)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人类生活的研究始终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但人们普遍关注唯物史观的宏观维度，而市民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这一微观维度一直处于遮蔽状态，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的揭示，对实现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本是一种“分工一阶级理论”，运用这样的分工一阶级理论分析历史和现实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变迁，才能看清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和必然趋势。 吴铮强(浙江大学)则通过韦伯的“价值关联”理论，分析了中外研究者对中国士绅的不同解释，并由此认为，史学研究是构建研究者主观价值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过程，史实是客观基础，价值关联是研究工作的主观原因，两者缺一都不可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三、西方史学流派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无论是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吸取了西方史学的营养。与会者对当今西方史学理论进行的科学评析，对繁荣发展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介绍了当代俄罗斯的史学流派，指出苏联解体后文明理论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从文化学角度来解读文明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强调文明的普遍性和文化的作用；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文明”理解为历史过程的阶段和形式；“区域文明”概念也在俄罗斯史学界有了很大的发展。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陈新(复旦大学)和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陈新认为，历史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个体性，德国历史主义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甚至充当了权力、政治、民族／国家存在合法性的根基，但这不是20世纪初德国史学唯一的或必然的选择，历史主义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思想。景德祥则通过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分析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评价问题，认为历史主义所主张的对客观公正的追求，对价值判断的自律，在原则上是值得肯定的。 沈坚(浙江大学)介绍了法国“表象史”的代表作《记忆亮点》，《记忆亮点》将法国历史解构成一个个记忆亮点，将单数的法国解构成复数的法国，表现了历史方面的新的认识论，采取相对主义的多视角观点，不探究史实，而是寻求对史实的解释，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只承认各种个人和群体对历史的建构。于文杰(南京大学)分析了休谟的历史观，认为休谟的伟大传统的历史意识、多元融合的政治思想和温和渐进的发展方式中，蕴涵着许多现代、主流的和暴力的思想因素，其历史观是和英国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联系在一起的。 徐善伟(上海大学)介绍了当代西方新史学出现引发的“史料之革命”，新史学家强调向史料发问，倡导建立多元的史料体系，将包括图像和口头资料、文学和艺术资料纳人到史料的范围，史料革命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新领域的开拓、跨学科研究等密切相关。 方进莲(复旦大学)分析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妇女史学家们寻找、关注女性文化和女性领域，到后来用阶级、种族、性别等多种角度来研究分析历史中的妇女，美国妇女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发展。李桂芝(中国社会科学院)则分析了兴起于12世纪末、兴盛于13、14世纪的一场半世俗半修道的妇女运动——贝居因运动，认为这是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分支，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定位，使女性不再成为某一男性运动的附属品。 四、中国传统史学与文化史 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是人类文化宝贵的财富，对中国传统历史思维做出具体的分析，对发展21世纪新史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当代史学新潮来势迅猛，文化史的研究应该强调内在的理路，中国传统史学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传统史学和文化史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 张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汤因比把每一个文明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比较研究，其整体论思想与中国有着内在的联系。汤因比不仅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太极阴阳之说，并且用这一学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运用这种阴阳学说的基本观点解释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历史的进程。 吴怀琪(北京师范大学)指出，太极思想体现了和谐整体的天人之际思维，丰富发展了古代史家的究天人之际的观念，提供了宇宙整体模式。司马光通过易学研究“天人之际”建构了一个宇宙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位一体的体系。把中国经学的易经与西方的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是发展史学理论的重要渠道。庞天佑(广东湛江师范学院)指出董仲舒从天人同类、彼此感觉的宇宙观出发，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总结前代的历史经验可为后代治国兴邦提供借鉴，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何晓明(湖北大学)认为，文化史不是指客观事实意义上的“文化的历史”，而是指主观理解意义上的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所看到的历史”；文化史研究，是以人类以往全部历史为对象范围、以文化眼光为材料取舍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的“普遍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史研究的路向。 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认识论中，“是—应该”或“事实—价值”的主客观对立的困境日益显现。古典中国传统史学浸润于“自我—世界”或“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合于理”的事实判断与“本于情”的价值判断二者都是历史认识的有机构成，自然地统一于史学叙述中，对西方前现代史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章益国(上海财经大学)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诗性特点，可以置之于艺术性的视眼下进行研究，将研究方法从科学范式转换到艺术范式，对传统史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可以有全新的解释。 周兵(复旦大学)分析了西方新文化史的多样性，指出新文化史论著将许多旧的研究领域吸纳和包容其中，并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其中不仅有艰深专业、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更有无数通俗的文化史作品。陈继静(北京大学)提出了一种考察神话传说的尝试，即以“信史”或“真实的历史”为出发点，以信实性为衡量标准，将世界各主要文明的神话传说分成几个层次，并借鉴各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形态各异的神话传说进行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考察。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