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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山西是民族融合之地，尤其在北朝时期。拓拔鲜卑入主中原，在山西首先立足。平城（今山西大同）建都，奠定了其统一北方的基础，也促进了汉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鲜卑族原属游牧民族，与西域诸民族当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感。定都平城之后，西域各国前来朝贡通好、经商者甚多，有的甚至长期留居，胡语、胡物、胡乐及胡人信奉之宗教随即传来。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云冈石窟在北魏之初开凿，即外来文化大举传入并在当地落地生根的标志。然而西域民族并非皆信奉佛教。当时波斯古老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史书中的祆教、拜火教早已在西域，尤其在今葱岭以西的原康居、乌孙、大月氏之地传播，此地来华胡人带来自己的宗教当不足为奇。 虽然随着岁月流逝，胡汉一家、梵华一体的文化格局自然形成，许多外来文化因素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但有些方面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它们的踪迹。除了现存的文献、石窟、碑铭等地上文物之外，地下出土的文物为这些异域文化因素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近年来在山西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一些北朝及隋唐时期的墓葬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是考古学者的工作，也是我们世界古代史学者的责任。因为只有把这些文物置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它们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历史积淀才能得到多方位的审视和深层次的发掘。 一、山西近年出土的具有异域风格的重要文物及其研究 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物，最值得注意的应是1999年在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出土的虞弘墓（此墓的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本年度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此墓最大的特点是墓中石椁上的图像内容反映的是与中原文化传统明显不同的异域文化。该墓出土文物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随葬品，主要是陶俑和墓志。另一类是汉白玉石椁，外观呈仿木构歇山顶式殿堂建柱式样，椁中四壁与底座由多块石板构成，上面或雕或绘以图画。此墓葬品显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陶俑、墓志、仿木歇山顶式建筑属中原汉地文化特征。陶俑中仅一个为胡人形象外，其余皆为汉人装束。但从画像内容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人物皆深目高鼻，男性大多短发多髯，也有留小胡髭者。其中有祆教特征的祭火坛及波斯式王冠、飘带、长帔，还有具有西域特征的动植物，如骆驼、大象、狮子、有翼马、葡萄枝等，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如多种乐器伴奏的胡旋舞和西域绘画常见的忍冬纹、联珠纹饰等。 此墓一出土，在国内外学术界立即引起轰动，有兴趣的研究者纷纷前来考察，并对其中隐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引人注意的见解。虽然各家见解不一，但说明国内外对虞弘墓的研究已从文物的整理表述层面转入了对其文化内涵的探究层面。由于祆教传入涉及到古代世界的民族迁徙、宗教传播、文化交流，因此我们世界古代史学者有必要、也有可能参与这样的讨论。 另一值得注意的文物是2002年在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中出土的一枚戒指。戒指的戒面为蓝宝石质地，戒指环靠近戒托处似是狮子造型，二狮相对而立，抵住戒托。戒面上凹刻一人物形象。此人头顶一狮头头盔，狮头向左，但人面向右，这种前后反向令人费解。对此图像，有专家认为“似乎与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赫拉克勒斯以狮头为头盔或身披狮皮和手持野橄榄木制有刺棍棒的特征相似”。台湾学者邢义田又提示：“从手中所持权杖与狼牙棒特征看，又与公元前希腊国王巴克特利亚钱币肖像、斯基泰国王钱币上的希腊神宙斯的形象特征相似。”如果二说持之有据，那此戒指显然来自西域或遥远的地中海地区。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证。 二、关于这些文物所含异域文化因素的几点看法 1、虞弘墓中图像不论如何解释，其包含了来自西域的文化信息则是明显的事实。 其一，石椁底座上熊熊燃烧的祭坛以及祭坛旁的鹰身人首祭司图像表明，祆教，这个古老的波斯宗教，在历经千年之后终于传入了中国，且在中原文化的氛围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其二，墓中人物形象属典型的胡人特征，这与萨珊波斯银币中的国王形象十分相似，是典型的萨珊特征。 其三，图中的战斗场面均为人与狮斗，或骑马，或骑驼。 其四，图画中的一些纹饰，如联珠纹、葡萄枝以及以骆驼、象为坐骑，宴饮在毡帐中举行等场面，都使人感到这是与中原农业文明与传统文化极为不同的一种异质文化。 由此可见，祆教文化不仅传到内地，而且成了当地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以祆教为载体的西域文化在北朝时期的传播是较为广泛的。 2、虞弘墓的主人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传奇人物。他是胡人，但又在内地长期做官。他既保持了对所信奉之宗教的虔诚，一生未改其宗，但又不得不接受当地文化的浸染。此外，虞弘能“翱翔数国，勤诚十主”，并在北朝三朝为官，说明他已与中原制度文化融为一体。他本为使节，却“弗令返国”，反而委以重任。西域之人在内地任职者甚多，但像虞弘这样经历的人却不多见。这足可说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是北朝时期中外关系的主旋律。3、虽然虞弘墓与安伽墓的图像均具有祆教色彩，具有明显的西域特征，但就其内容而言，安伽墓反映的是墓主人这一民族或这一类型人的日常生活，也即一般社会上层的生活。而虞弘墓却绝非如此，它反映的是国王或天神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测，这些图像表示的或是现实中的王家生活场景，或是伊朗的神话故事内容。我个人感觉，如此成套的、定型的、有内在联系的图像绝非一般人所能创作，应该是由西域或波斯来的祆教艺术家或工匠雕绘而成。即使是当地工匠所为，底本应来自西域。 4、古代波斯文明一直与希腊、罗马文明为邻。公元前六世纪末，波斯帝国扩张至小亚、东南欧，与希腊文明开始大规模接触、碰撞、交流。公元前四世纪末，希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兵锋远达锡尔河上游。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其继承者塞琉古王国、巴克特利亚王国长期统治中亚及西亚地区，希腊文化的影响甚至深入于后来脱离希腊人控制的安息（帕提亚）。希腊文化在西亚、中亚迅速传播开来。因此，在考察这些文物所包含的外来文化因素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有无希腊化文化因素的存在。 希腊化文化因素随着佛教犍陀罗艺术的传入首先进入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并进而向内地中原传播，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然而，不能忽视山西是其传播的重要一站。因为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是该艺术进入中原并与汉地文化加快融合的标志之一。这些外来品直接带来了地中海文明的信息，自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幸事。 总之，山西近年部分出土文物既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这种交流的见证。它们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下参考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值得我们世界古代史学者参与进一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