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返老还童，我还会选择读书”_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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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在书房中

1945年，与夫人冯钟芸在昆明合影

      2009年7月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作为潜心学问的学者，先生埋首书斋，沉潜笃实，体察民情，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最前沿。他的学术人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引言
      我的小学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四代同堂还不分家，就像巴金写的《家》那么一个味道，那么一个家庭。所以，家庭里头呢，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你想，那么多人，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我从小就有个印象，这个封建家庭结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阻力。我内心就比较反感。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是勾心斗角。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是吧。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正直，正派。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这给人很深的印象。
         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都能记得住。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我不是名义上得到多少分，我的成绩嘛，比那个满分也不是太差。就最终结果来说，应该是这样。
         我喜欢追问一些东西，问到底。我小时候看小孩玩，看蚂蚁在砖上爬，我就把那块砖拿起来，看那个蚂蚁在砖背面怎么不掉下来?寻思它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头晕之类……喜欢想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的中学
         我上学的时候，在济南，就我一个人，住在亲戚家里，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就我一个人。当然，吃啊住啊都挺好的，不过很孤独。我就开始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我坐得住，不是有个热闹就赶去看，也不是什么都能吸引我。
         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对北大有印象，对那些作家有印象。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念鲁迅的书，如《风波》呀什么的，就是初中开始念的。那时的国文课就讲这些东西，课本里就有。
         我喜欢文学，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觉得他看问题比较深刻，透过表面现象，一针见血，有这么一个好处。我觉得鲁迅的文辞也很美，有力量，有功夫。……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还喜欢鲁迅写的字。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我那个高中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中学，只办了四年就停办了，那叫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那时上学，家里钱少的上不起，存在这么个问题。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
         （如果再选择一次，假设现在返老还童了，重新开始的话），我还是读书，因为它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至少，我看有这么个好处。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我与哲学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
         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
         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搞中国哲学，我一直没动摇这个信心：中华民族是应该有她自己的东西，不然抗战怎么居然打胜了，顶过来了，怎么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钻一钻。
         我有一个图章，请别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从心所欲。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要随风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西南联大的岁月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他的那部书出版于抗日战争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在商务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那时在云南，快毕业了，有一次在集会上讲演，冯友兰先生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印象深极了。
         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个流亡生活，就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先生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冯友兰先生也算我的老师。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选他的课，分数考得不好，七十几分。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之一。他当时去了，给我的分数就高不起来了。我更多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这跟冯友兰的体系不大一样。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有半年要外出讲课，不在昆明，可这个必修课得有人教。汤先生就说，那就叫任继愈替你教这半年吧。他说可以。汤先生说，你那个课以后就交给他教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让出来，我在联大一直教选修课，没有教这个专业课，没有教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讲吧，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不算。这个看法就没法弄到一块。
         给我讲哲学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有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内容还是那个内容，换个名称啦。我听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钱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很多。当时都是大教室，选课的听，不选课的慕名的也去听。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采访人陈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我的书斋
         顾名思义，书斋应当是读书的地方。古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好、追求，以斋名表明自己的志趣。如“潜军堂”、“知不足斋”等。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了三年书。当时北大学生们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只有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互不来往。我在北大西斋住了几年，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阀连年生事，北平成了边城，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斋那一间宿舍已被日本兵占去，书籍也全部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随学校迁到昆明，开始是当研究生，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书斋。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我有了一间书斋，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住在第三层楼上，面对着西山。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七八年。——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我也毕业，搬进了陈先生住过的那一间斗室。西山的朝晖夕阴，岫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有“潜斋笔记”多卷，“文化大革命”中，毁于火。
         侵华日军战败投降，1946年北大迁回北平原址。这时内战已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在沙滩红楼有一间住房兼书房，有书也读不下去。这几年间教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心情比较苦闷，直到1949年才好转。1952年，北京大学由城内迁往城外，我住在中关园，自己又有了一间书斋。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眼界比过去开阔了，对社会历史与思想的关系看得比过去清楚多了。解放后，社会上对中国古典经籍不大感兴趣，古籍容易收集。我的书斋藏书比过去充实了。又适逢政治清明，物价稳定，又有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十年间对我来说，是个读书及研究的好时机。五十年代末开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后来又上山下乡，劳动加运动，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从干校回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遭难，书房取消了，我已没有书斋，只好睡在书箱叠成的“床”上，右眼失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勉强从事写作。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中关园，搬进了城内，我又有了一个书斋。在这里，给研究生讲课，与学术界的朋友们讨论问题。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比，恍如隔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这几部集体编写的书，都是在这个书斋里开始的。
         要做的事还很多，深感力不从心，只好一步一步地前进。在昆明时，书斋为“潜斋”，回到北京，五十年代北大的书斋没有名称，通讯地址写作北大中关园宿舍，取其谐音似可称为“中关虚舍”，因为一半虚度了。现在又遇到政清人和的好时光，本可以多做些事，以弥补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偏偏眼疾缠身，遵医嘱，为保持目力，夜间不看书、不写字，这个书斋姑命之为“眼科病房”，因近年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似病房也。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1、《居里夫人传》
         居里夫人是个普通的人，是普通家庭的普通一员，又是在科学上有光辉成就、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科学成就，要有一定的条件，但也不是等待一切条件具备后再干。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不等待条件具备，勇于克服困难的科学家。
         很多人经受住了失败，经受不住成功，过了艰苦关，过不了荣誉关。居里夫人始终一贯，自强不息。科学成果归属于个人，还是归属于人类，《居里夫人传》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2、《呐喊》
         鲁迅用严峻的目光、严峻的语言、严峻的要求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今天仍在障碍我们“四化”的一大堆绊脚石，《呐喊》时代起作用，今天还在起作用，更加使我们认识到除旧布新的紧迫性。《呐喊》值得再读。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我的爱情
         我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有一个同学叫王维澄，研究哲学史的，北大哲学系毕业，在英国留学的。他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老子化胡考》，胡就是胡人。这文章写得很好，现在研究道教的，还没有超过它的。这人回来以后，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教哲学史。他爱人在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阵，她生病请假，让我去代课，问我行不行。我们是老朋友，那就去吧。这个中学语文，也是个新问题，教小孩么，试试看。
         我现在这个爱人冯钟芸，当时也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的语文，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后来，她又到联大中文系当助教。当时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等，她当助教。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丛刊》，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我常去借书。她备课也借书，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她的伯父是冯友兰，有时候我到冯友兰家去谈点问题，也常碰上。
         我们结婚很晚，汤用彤先生很关心我们的结婚问题，跑到冯家去，代表我的家长。我家一个人没有嘛，代表我的家长去谈这个事情。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北大的，对我印象还不错，我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她在他的系里当助教，两个系主任促成了这事的成功。汤先生有时家里请客，也请我们俩去吃饭；罗先生有时还请我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么来往就多起来。当时还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
         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都穿长衫，他还加一个马褂，很有意思，跑到冯家去。
         汤先生那时候有三个学生嘛，一个结婚了，我和石峻没结婚。石峻跟我同岁，他也为石峻创造机会，没有成。那时老师对学生很关心，流亡时期，国破家亡的时候，师生之情很重。
         山东人喜欢早婚，我小的时候，家里给我订过婚，我退了，也没见过这个人。有这么一件事。
         处理家庭关系，要求同存异，人不能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限制了两个人的自由，都不舒服。她有她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到现在为止，写给她的信我不拆，既不看，也不问。对我的信，她也同样，除非我主动有什么事跟她商量，一直是这样。
         对方对你的工作应该了解，了解它的重要性，了解它的意义，这个很要紧。不了解的话，不好办。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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