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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研究原则上是不能描述的。这种不可描述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自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就身处于这种关系体系之中，这种关系体系决定他的书写与言说，甚至历史学家本身也是它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体系极不稳定，因为是一种互动体系，互动的因素的增加或是减少，譬如一个新的研究者加入历史研究的阵营或是一个资深历史学家去世，都足以改变这种关系体系本身。由于它的变化之快，没有人能在足够的高度上审视它的变化趋势。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可描述的，它的可描述性在于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是一种关系体系，它不稳定，又是强有力的，它足以控制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 3、历史研究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首先，这种复杂的行事关系的形成并非源于某一个点。它来源于众多参与其中的要素的互动。因此，历史研究并没有中心，它是一种散乱的运动，它来源于四面八方。其次，历史研究作为一种互动关系的总和，参与其中的要素总是处于增加与减少变化中。它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链条，它是一张漫无边际的大网：总是不断的重新开始——它的开始从未结束，因而结束也就从未开始。一切对历史研究的分期都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历史的观念并不甘心屈从于历史研究，它不放弃一切机会夺回自己的自由。将历史研究从属于历史的观念是惯常的做法，通过对历史的观念的分期命名把历史研究彻底的遮蔽了——人们一点也看不到历史研究，只能看到作为人类智慧的历史的观念。但当我们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上看待这一过程时，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的观念（idear of history）本质上是一种求真意志。而历史研究是无目的，人们并不能提前推断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因为历史研究并没有固定的方向，它不同于历史的观念被建构成一种线性运动的东西（不论是单线还是多线），它是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并无发展趋势可言。同时，历史的观念本质上是由历史研究决定的，因为历史研究的无目的性，所以每一个历史的观念根本上都是偶然产生的。但正因为它是一种求真意志，所以它总是致力于寻求自己的必然性，在遥远的地方确定自己的萌芽。 三、历史研究与历史学 已经指出，福柯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连续与断裂、整体与局部、必然与偶然等方面。当我们站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审视这一冲突时可能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冲突。正如历史研究是一种不断发生转换的超时空的互动体系，研究者与研究成果是其中的组成要素。他们的不稳定性（研究人员的新老变动，机构的撤并、思潮理论的不断变动）是历史研究自己作用自己、自己改变自己的中介。——这种不稳定性本质上由它自己造成同时又反作用于自身。因此，大到一种思潮，小到一本书，一篇文章都是历史研究变动的标志。但问题是，历史研究并非一种线性关系，它是一种时刻在蔓延或是缩小的关系网络。它所“创造”的每一种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及历史著作都是它的运动的痕迹——并非是朝向某一目的地的进发——它们是诸种可能之一。我们不必把福柯的史学理论看作针对传统历史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仅仅是历史研究开始的一部分来源。因此，我既不赞同把他排除在历史学家的阵营之外，也不赞同把他看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21但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福柯与传统的历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冲突？如果他们仅仅是历史研究局部关系变动的体现，为什么他们本身却不被看作一种转换，而被看作同时存在的对立物？ 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扯到历史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我想进一步讲讲我对两者关系的设想： 1、历史研究使历史学的具体规则形成成为可能。这种规则形成包括历史学的对象的形成，陈述的形成，概念的形成、主题的形成及策略的形成。在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个规则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因为人们对历史研究的理解日益深刻，相反它们恰恰是人们不能理解历史研究的结果。换言之，“我思”不能在宏观上把握历史研究的趋势。如果有人试图反对这一点，只需看看曾今存在的种种争论与论战。这些争执与斗争大部分因为历史学的规则的变化造成的，就好像福柯于传统历史学家之间的尖锐对立一样。其实，历史上每一种思潮的出现在最初都不被广泛的认同。之所以不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之所以不被理解为历史研究的“正常变动”，都足以反证他们不理解历史研究本身。 2、历史研究先于历史学。作为一种关系体系的转换，历史研究从不迁就历史学。它们的关系就好像垦荒者与荒地的关系一样，当垦荒者离去时，土地并未被带走。而历史学就像那片被开垦的荒地。因此，历史学较之历史研究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当历史研究扩散到一个新领域时，历史学可能还在原来的领域原地打转。这种原地踏步来源于体系化的知识、公认的研究方法、观念、社会上对研究者的资格认证等等，这一切使历史学体现了组织化的特点。这种组织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历史学对它已涉及的领域的审视权与发言权——它不随历史研究的变化而立刻变化也取决于它已获得的这些权力足以暂时的抵制新事物。这种抵制表现为坚持它已有对象、概念、主体、策略等等，而越要坚持这些规则就越显示它的组织化。由此出发，可以揭示历史上种种理论、思潮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本质是一种有组织的权力斗争。在它们斗争中鲜明的体现了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合一。这也就是历史学规则的变换引起的反对总多于认同的根本原因。 3、根据前面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历史学虽然是历史研究的内容的体现，但它往往是极小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关系体系并不显露它的全部内容，它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著作中、言说中体现它的存在与制约。第二、历史研究转换性使历史学永远跟不上步子，历史学永远处于历史研究的引导之下。总之，正因为历史研究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历史学永远无法穷尽历史研究的内容。我们最好改变原先的态度，不要把一种新的见解的提出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的出现，而最好是看作是历史研究新的端倪的显现。 基于此，一个长期以来误导研究者的观念必须被摒除，这个观念狂妄而顽固的认定历史学主导历史研究的方向。它与启蒙叙事相关，并不遗余力的追求一种最终的绝对的历史学。我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树立历史研究主导历史学的观念，并把“最终的历史学”抛到九霄云外。也正是这样，才有可能揭示福柯的史学理论与传统的史学理论的冲突的本质原因：连续与断裂、总体与局部、深层与表面、必然与偶然将不再是势不两立的东西，如果他们不构成前后相继的过程也至少是历史研究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变动的结果。 绝对的历史学或最后的历史学本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产物，这一历史学家的美好愿望从来无法阻挡这一领域内全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但是，有必要提出一个标准用以确定这些全新的东西不是其他的东西，不是外在于历史研究的东西。换言之，有必要确定历史研究的边界。可是历史研究的终点是不可知的，这里又要确定它的边界，是不是矛盾呢？但如果不问及这个问题，又怎能把一种新的锻造技术的出现区分于历史研究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的结论：历史研究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形成的关系体系。对此已指出的是，这种互动是由于参与其中的要素的增加或减少造成的，而并非是历史学家观念意识的作用力。换言之，一种转变的出现与其说是历史学家的观念的作用不如说成是历史学家本身的作用，是他本身作为一个要素参与整体的互动而打乱整体的关系并重新排列的结果。因此，福柯的理论与其说是他聪明智慧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他参与其中的结果。这种“参与”不表明一种身份的确定性，即参与者须获得一种资格认证；它表明一种相关性，即参与者“围绕着”某个主题而与同时代的和跨时代的研究者发生的互动。并非只有一个历史学的专业人士从事这一研究才表明一种参与，相反，日常谈话中、偶尔的阅读中、思考中都有可能是一种参与。恰恰是后者，因为它不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像历史学一样），所以它更接近历史研究的真实方向，更呈现一种自由与活力。那么，这个参与的主题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个主题与生物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这不但回答了所谓“传统历史学”的特殊性，而且也揭示了像福柯这种一百八十度转向的历史主张与传统史学的契合之处。克里福特把福柯的史学主张称为“不见人影的历史”，他指出“150年之后，又有福柯（Foucault），所执意之史观，于许多方面，不啻黑格尔史观之翻版。于此施为之下，将人物自历史中抹除，自然可以预料。纵然二人仍有歧异，二人提出之史观却相类，均不视人类为历史运行之当然执事人，即不以人类为历史之制造者与撰述者”。这种史观虽与“从属于第卡尔派有关人之象喻观念”22的传统史观截然对立，但它们都不外乎是对人之命运的探寻。福柯后期的作品中主体的回归恰恰表明，他在另一层面上关心着人类的命运——“不见人影”是另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这是一种悲观的中心，他关注于被奴役的生物人，而并非是“我思”史中人类对自己的美好命运的憧憬。我们看看《性经验史》中的一段描述： 具体说来，这一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它们之间不是正题与反题的关系，相反，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并通过一种中介关系来相互联结起来。其中第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身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顺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les disciplines）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在此，‘归训’就是‘人体解剖政治’。第二极是在较晚之后才形成的，大约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肉体的归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在古典时代里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是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这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的控制生命。23 这段论述中，福柯早先的术语（话语、档案、陈述等等）基本不见影踪，代之以肉体、生命、归训、控制等新的术语，这样的转变恰恰反证了一点：权力谱系学与知识考古学的中心问题尚未有变化，即在身体的被塑造地位上是一致的。但谱系学摒弃考古学的话语自主理论，实际上是向人靠的更近了。因此，权力谱系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修正与继续，它是最完全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迄今为止，读者们也已看到无论在视角、方法、理论上都是极左的两个东西——历史学与谱系学，在历史研究的层次上竟是如此的相似。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即对把生物人的命运放在一切研究的最深层。 “生物人的命运”这一主题对历史研究的而言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一主题总处于历史研究的边界。换言之，没有哪一种关于“生物人的命运”的表述处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当历史研究的网络蔓延时，它们可能被超越；这一网络萎缩时他们则可能被摒弃。这说明了，“生物人的命运”是一个由历史研究塑造、摆布的主题。这也就是沃尔什的论述表明的，一种关于人性的科学的基本概括与由这一概括产生的困难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都产生于历史研究这一母体。第二、这一主题的位置决定了它的每次变化都依赖于一种话语煽动的机制。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对此（“生物人的命运”）谈的还不够，它仍旧是个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每次都从头谈起。无论浪漫的、实证的、唯物的、唯心的史学理论都把它当作一个有待发掘的秘密。这种煽动机制使得这一主题不断的由边缘向中心运动接着又由中心转向边缘。从这两个特点可以看出，“生物人的命运”在历史研究中与其说是内容到不如说是形式，它是一种关系范围。这个范围是福柯所说的陈述的主体，一种空无的功能。它为每一个试图为此有所表述的个体提供了发言的场地。这个范围是历史研究迄今以来表现出来的最稳固的运动区域，我姑且把历史研究缩小到与这一范围相重合。这一范围就是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独特关系体系的依据，同时也成为了历史学独特性的标志。根据历史研究是关于“生物人的命运”的超时空的互动关系网络这一较完整的结论，完全有理由把福柯当作历史学家，把他的著作当作历史著作。 四、结语 简要总结一下前面的观点：历史研究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关系体系，研究者是其中基本的组成要素。这个关系体系转换是关于“生物人的命运”的关系范围的无方向性的扩散或萎缩。它具有转换性，不可描述性，无方向性（从何而来，到哪里去）的特点。它决定着历史学的方向，趋势，使历史的观念成为可能。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极小部分内容的体现，具有滞后性，组织化的特点，它本身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结合体。总之，认为历史学主导历史研究，追求一种最后的、绝对的历史学是一种源自启蒙叙事的狂想症。正是基于这种狂想症，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源——人力资源被大量的浪费。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关于历史学的定位（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无谓思考与争论中。无论哲学家还是史学家，总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历史学的属性问题。为历史学找到一个独立于一切的合法性。这种浪费随着历史学的职业化而加剧，尤其是随着“独立的研究组织的兴起，以及研究工作集中在大学以外的（但或多或少仍然与大学保持松散联系）的各个独立或半独立的研究机构中”24，更加强了历史学滞后性与组织化。这都违背了自希罗多德以来的“探寻”，也造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的严重脱节。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一些全新的、极具震撼力的研究成果往往出于一些单枪匹马的作家之手。他们较之学派、研究所的那些专业工作者的参与显得更为“自由”。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将历史研究从属于历史学造成的，本文试图彻底颠覆这种关系。颠覆这种关系，有利于摆脱无谓的争论，领地大战所带来的人力浪费。为了使得本结论可操作，我将提出对历史学新的划分：我把它们分为狭义的历史学（The Narrow History ）和广义历史学（The Broad History）。 历史研究主导着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存在有两种不可预见性：一方面，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实践关系，无法把握它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受历史研究支配的历史学也因而没有固定的方向。换言之，终极意义上的历史学是不曾存在过的，那么每一种自称是历史学的东西都只是一种狭义上的历史学，或者是一种片面史学。显然，一切传统历史学和即将成为传统历史学的东西都是片面史学。相对于狭义的历史学，广义历史学是指一种历史学的可能性或理想状态，即作为终结的历史研究的体现的最终意义的历史学。它用以表述这样的事实：狭义历史学总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内容的体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权力组织化或科化。需要强调的是，广义历史学不是一种权力组织，换言之它不是学科，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或者是一种用以描述狭义历史学可能性的视角。广义历史学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状态，它的存在有利于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例如现在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历史学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从广义历史学的角度看就是一个权力让渡的问题，它属于传统历史学权力组织的的自我调整和应变的问题，这样一种争论的存在就基于对历史研究的狭隘认识：仅仅把历史研究看作一种被动的操作现象并使之从属于历史学。那些争论者们看来，历史学是先于历史研究的，但这样一种误解恰恰是传统史学遮蔽了历史研究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受到外界的挑战，研究者不是反思自己，发掘历史研究的新内容，而是应变。这虽然是狭义史学的共同特点，但从广义史学的角度看，我们就欠缺了一种反思力，这将直接阻滞我们的研究进程，浪费我们的研究资源。因此，广义史学更多的给人以启迪，使人能把握住历史研究的真实含义。同时，广义史学观念的确立，能减少研究资源的浪费，避免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投入到像历史学的属性这一类无聊又无用的争执上。最后，广义史学还为历史研究者指出关键之处，即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根本，舍本逐末往往得不偿失。 参考书目：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9年。 《归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年。 《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J.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三联书店，2003年。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注释： １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444页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２ 同上，第21页。 ３ 同上，第458页。 4 《词与物》第481页。 5 同上，第436页。 6 福柯：《知识考古学》 谢强 马月译 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 7 麦克.克里福特：《黑格尔与福柯：迈向不见人影的历史》刘世安译 引自《历史的话语》张文杰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知识考古学》第236—237页 9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第124——14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知识考古学》第229页。 11 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第84页 渠东 李康、李猛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12 福柯：《归训与惩罚》 第218页 刘北城 杨远婴译 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13 《归训与惩罚》第154页。 14 同上，第93页 15 《归训与惩罚》，第180-181页 16 《历史的话语》第378页。 17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 第7页 陈 恒 朱立宏 三联书店2003年版。 18 同上，第5页。 19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62页 何兆武 张文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0 《多面的历史》第3页。 21 吕一民：《作为历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刊于《世界历史》 1995年第1期。 22 《历史话语》 第363页。 23 福柯：《性经验史》p103~104 余碧平译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2年版 2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第320页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