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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6年10月上旬的一天，何炳棣教授自美国返浙江金华故乡探亲，路过杭州，特地和我会晤，同我讨论与水稻起源有关的问题，这与他正在准备充实他的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有关。共同的兴趣使我们一见如故，没有任何客套话就暢谈起来。这里不是要说水稻起源的事，而是追记何先生在交谈中附带提及对李约瑟的评价问题，我觉得颇值一记，因为这是在国內没有听到的对李氏的另一种评价。 何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说话非常直率，观点鲜明，决不转弯抹角。他提到李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当然是部巨著，宣扬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纠正西方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无知和偏见，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他认为国內对李氏的宣传评价太高、太过分了。他不是针对书的内容，而是指李氏本人。他说李约瑟的作风不正，几十年来都是利用他身边的助手为他写作，而出版后的书，助手们一律不让具名。象这样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多卷本巨著，本来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晶，但每一卷出版，都只署上“李约瑟著”，未免太霸道了些。他举例说，《天文卷》是王铃所写，出书后，王铃连第二作者也排不上，仍只李一人。他又指出，《生命科学卷》的农业分冊全是白馥兰（Francesca Bray )所写，由于白的力争，才得了一个第二作者的署名，这算是最好的待遇了。白馥兰是第一个打破李的独家天下，因而矛盾很深，白在出书之后，即离开了剑桥。1986年夏我去英国访问时，抽空去拜访李氏，谈到刚出版的农业分冊，出乎礼貌，我对这书说了些赞扬，想不到鲁桂珍在旁竟然说：“是吗？有这样好吗？”明显不同意我的赞扬，使我不免有点尴尬，事后我才听说魯和白的矛盾很深。 何先生说，这些陆续出版的书只署李约瑟一人姓名的不良后果是，凡是他人需要引用这书的内容时，则在参考文献下必只能写上李约瑟一人之名，许多该上书的人名都被剥夺了权利了，这是最大的不公平。我想，何先生这话是公正的，并非意气之言。另外，何先生还指出，李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的差错处，如二十八宿的问题，两河流域的问题，中国犁的问题等，他准备为此写一篇书评，而在国內看到的都是吹捧的文章，他不免感到遗憾。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篇幅问题，何先生认为写得过于繁琐，至少可以压缩四分之一，并不影响内容。 听了何先生的谈话以后，我特地去翻阅了李约瑟此书的第一卷第一章的序言，序末有一大段“致谢”的话，其中提到他从1940年代至1980年代收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为他提供资料或资料出处的，或对中国古文献的含义进行解答的不少中国学者的姓名，以及在写作中出力很多的中国学者姓名，包括王铃和魯桂珍等。接着，专门列出了审阅过书稿有关章节的学者名单，共约六十多人（主要是外国专家）作为结束。看过这一节致谢，结合何炳棣先生的谈话，我以为在论著或论文发表的适当位置（如序、跋、、扉页等），作者对于帮助过他的同行友好，借机表达一下他的致谢之意，既是礼貌也是应具备的学者修养和风度。但这种致谢与参加写作是有区别的，换言之，致谢的对象不宜包括共同写作人在內。共同写作者应当作为第二第三作者或助手的地位，而不是致谢的对象，这正是何先生认为不公平的所在。 我的又一感想是，李氏作为一位英国学者，研究的却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为此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克服阅读、理解古汉语文字的困难，他都做到了，这正是中国人非常钦佩他的原因之一。其次，他需要搜集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献，这就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帮助和提供线索，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也始终有中国学者的协助和参与（特别是鲁桂珍）。可叹的是，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抗战中大量散失，却被李氏有计划、有目的地到处搜集，以致李氏著作中引用的许多历史文献，不少竟然是国內的学者同行未曾听到过或看到过的。中国学者只因没有经费和缺乏一个有远见、有学识、有魄力、会组织的和总其成的人去领导，乃有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集的构筑，到了这多卷集一冊冊陆续出版了，国內才有人出来欢呼赞颂，忙于组织人力将其翻译成中文，以饷读者。令人不无尴尬的是，以李氏署名的这部多卷本巨著，许多中国学者的辛勤劳动却完全被淹没不见了，所以我认为何先生的那次谈话，非常值得一记。 上文写毕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第三期中看到一篇题为“李约瑟——沟通东西方各民族与文化的桥梁建築师”的文章，内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李约瑟生平的为人，治学精神和非凡的眼光，以及构筑这部设想为七大卷、五十章、总共达三十五冊巨著的全过程。其中自然提及不少参加写作的人及他们具体负责的内容，客观而详细。涉及的中国学者有王铃，魯桂珍，何丙郁，钱存训，黄兴宗，罗荣邦，李家治等人；西方学者参加写作的有席文，罗宾汉，叶山（Yates），白馥兰等人。以中国学者的工作量最大最多。以王铃为例，他参与写作的，除上述天文学卷以外，还有卷四物理学的第二第三冊，包括机械工程，水力工程，水运机械及航空技术等，因为学科太多，这里不一一举例。 文章还指出，在卷五化学及以后的各卷，“因李博士年事已高，无法对每冊都亲自执笔，从本巻起，邀人按总的指导思想及体例写作，再由总主编李翁过目审定。” 就是说，卷一到卷四是李博士亲自并配备助手写成的。从卷五（共十五冊）、卷六（共十冊）起，因李翁年事已高，改由他人执笔，经他过目审定，但出版时都署他一人的名。 由于此书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急速膨胀”，所以光是五、六两卷的冊数即达廿五冊之多，而全书原来的计划，也只有三十五冊，可见其他参与写作人的工作量之浩大。虽然作为巨著的创始人、写作者兼总主编，李博士的贡献和地位是无可置喙的。但完全由一人署名的做法是遗憾的。尤其是国內对李博士的介绍和歌颂时，把中国学者的作用搁在一边，潜伏不见了，造成国人对这部巨著的内情完全不知道，也是很遗憾的事。象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参加编写的中国学者，除了列举他们的姓名和负责撰写的内容以外，也没有丝毫对这些学者们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作那怕是极简短的介绍，使人感到也没有摆脱国內一味歌颂的大气候，只好让海外的何先生在返国途中与笔者讨论水稻问题时，偶然附带指出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