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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和2006年第1期上，先后刊登了房德邻先生的《评“假如”史学》和王也扬先生的《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讨论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从理论上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运用假设来探索未知的领域，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假设作为一种参考系统，来思考和理解历史运动的轨迹和规律，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历史学家不是未来学家，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已知的，并且是不可逆的。如果假设是为了探索造成历史运动结果的复杂原因，那么，假设就是有价值的；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的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而如果假设的设定，就是为了证明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就宏观事变来说，基本上是徒劳的。 房德邻先生的大作，并没有笼统地否定假设的意义，而只是在逻辑上说明，什么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什么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王也扬先生认为：“为了证明一种政治理论的正确，硬把历史的非常态性事件说成是历史的常态和唯一的选择，政治家这么做情有可愿，史学家也这么做则有违职业的要求。”这一断言，对于房先生的大作，在逻辑上没有针对性。房先生只是认为，李泽厚的命题“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是不能证明的，但不反对讨论“中国当年有可能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命题。王先生自己也只是“论证了戊戌维新的成功可能性”，而明智地没有去论证李泽厚的命题。既然如此，我不明白王先生为什么批评房先生?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当年是不是有可能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作为一道思考题，是有价值的，而作为一道证明题，实在是浪费时间。恩格斯说过：“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①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错误。历史的运动，是人类集体的综合力量的结果，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社会势力，每一个阶级，力量有大有小，但都对历史的最后结局发生作用。在这个复杂的力量的综合运动中，目前的研究，根本无法精确计算。在这种前提下，你如何去改变力量的配比?在一个小的事件中，个人的，或偶然的因素，也许是具有决定性的。例如一次战役，指挥官的决心，决定了战斗的成败。但在大的历史事件中，一个人的因素，或者偶然因素，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解放战争，不会因为毛泽东或蒋介石的偶然失误，而改变战争的结局。因为复杂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战争的最后结局。而这些复杂因素，我们的研究还非常粗放，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现在不去从事深入的实证研究，一定要去证明当年政协决议实施的可能性，证明中国因此就能顺利地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又有什么意义? 我在这里不打算从哲学理论或史学理论上去讨论，而是从经验上，从实际操作上去看看假设运用的困境。以王也扬先生的研究为例，他认为：“可惜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政治运作方面出现人为失误，使近代中国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招致挫折，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我们的责难是，什么叫“人为失误”?什么叫“成功”? 张謇是后来立宪运动在国内的领袖，他谈到戊戌变法时的情景说：“见其(指康有为——引者)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②这样的改革人才能不失误吗?能够保证改革成功的人才又在哪里?以张謇之才干，尚且不相信康梁的变法能够成功，我们后人又如何能够运算出成功的条件?张謇对历史和时局的认识，在其自订年谱甲申(1884)年二月条中说：“闻盛昱严劾枢臣，并且两广总督张振轩，朝局一变。时恭亲王秉国，高阳李相国为辅，高阳又当时所号为清流者之魁杓。自昱劾罢恭邸、高阳，政权归醇亲王、孙毓汶辈。自恭王去，醇王执政，孙毓汶擅权，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问。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因果相乘，昭然明白。以三数人两立之恩怨，眩千万人一时之是非，动几甚微，造祸甚大。经言：治国平天下，始于正心诚意，是固儒者事矣。故谈朝局国变者，谓始于甲申也。”③换句话说，如果恭亲王继续秉国，就不会产生以后的变局。这是张謇以亲身经历提出的，王也扬先生是否也有意去证明张謇的假设呢?如果张謇的假设成立，我们就不必劳神费时，去证明戊戌变法有成功的可能性了。因为，学者们假设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希望中国避开革命的道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②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898年6月2日)，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页。 ③张謇：《啬翁自订年谱》(1898年6月2日)，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45页。 晚清立宪运动，主张君主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制。我们假设责任内阁成立，是不是改良就成功了呢?革命就能避免了呢?根据当时历史事实，内阁总理众望所归的人才就是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之为人，历史已经作了结论。辛亥革命其实“革命”的内涵很少，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很快就接受了改良的道路。袁世凯在立宪派支持下，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总统。当时的政局与立宪运动“成功”，也没有多少区别。孙中山放弃了革命，准备从事社会事业，以十年时间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然而，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排挤，迫使孙中山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而袁世凯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除革命，反而把改良派推向了武装暴动的道路。推而论之，康梁执政就能消除革命吗?我们或许可以证明康梁能够执政，但我们无法进一步证明康梁执政就能消弭革命。如果康梁执政不能消弭革命，那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改良可以获得成功。 其实，近代中国走改良道路的机会并不仅有戊戌运动一次，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他们的结局。龚自珍、魏源的改革主张，背后有陶澍、林则徐的支持。但改革无从下手，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祺祥政变以后，上有慈禧、恭亲王主持的改革，下有曾左李的改革，虽然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但实际上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政治局面，从此无法扭转，传统的王朝危机只是一时缓解，不久又积累起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可以重走改良的道路，但宋教仁没有接受孙中山的忠告，与袁世凯争权在前，袁世凯称帝在后，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以后，两次准备走改良的道路，都没有成功。大革命期间，蒋介石主张走和平土改的道路，反对中共发动群众的土地改革路线。但蒋介石执政后和平土改路线一直无从下手。国民党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承认：“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①他谈到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方案时说：“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②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方案还在讨论过程中，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如果国民党在执政后即成功地执行和平土改的方针，哪还有解放军打过长江的一幕?但是，你怎么能够证明国民党能够成功地执行和平土改路线?把蒋介石换成李宗仁就行了吗? 我进一步引伸房先生的主张，历史研究为什么要拘泥于改良成功的假设，不能有别的假设呢?例如，如果康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又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梁启超就一度主张革命，也规劝过康有为，而康有为也发动过武装暴动。再进一步，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合作，推翻了清王朝，实施了比较和平的王朝更替，中国岂不也走上了和平改革的道路了吗?这样的假设当然也是有事实根据的。 再如，我们可以假设太平天国推翻了清王朝，曾国藩击败太平天国，崛起称帝，改朝换代，中国是否就可以走明治维新式的道路?以后就再也不会有革命发生了呢?这样的前景不是更好吗?既然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人为因素，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不是也是人为因素?如果毛泽东年长几岁，代替孙中山领导革命，发动群众，辛亥革命是否就能胜利了呢?或许这个假设太离谱，那么蒋介石是否也可以有瑜亮情结?没有毛泽东，他就可以和平地完成土地改革? 我们可以有一系列假设，例如，中国旁边如果没有日本，如果英国不支持日本，没有英日同盟；如果列强侵华势力东来时，中国正是康乾盛世，等等。这样的假设可以无穷无尽，如果不是历史学者心存主观愿望，是不会浪费大量时间去证明这些假设的。如果专业历史学家整天沉湎在历史的假设之中，幻想着历史的另一条道路，我们何年何月才能对历史实际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我们可以运用假设进行思考，但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徒劳地浪费大量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萧铮：《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第1卷第1期，1948年4月，第5页。 ②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印行，第305页。 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实事求是地证明改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改良和革命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从世界范围说，革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选项，社会为革命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固然不应该把革命说成历史运动的“唯一的选择”，也不应该把革命看成完美无缺而又神圣的，但我们实在无法证明，近代中国不通过革命的道路，也能解决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他证明都是徒劳的。20多年来，人们所以提出历史的假设，无非是表达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作为专业历史学者应该尽量避免陷入价值观的纷扰之中。还是让我们认真地面对现实，去理解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无论这个道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专业历史学者都没有必要去忏悔。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社会发展的因果联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的研究实在太薄弱，需要我们以更多的精力，去阐述已经发生的历史，而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开创未来。 我在这里想再举一个美国学者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为例，值得大家深思。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中说：“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很快就可以发现我的研究指导思想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在近现代史包括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强调对历史要做出评价。近几年来，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又有了热烈的争论……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在我个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程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我希望中译本能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发生原因，在此基础上，读者可以做出自己不同的历史评价。”他的研究结果是：“鲁西地区在下面几个关键方面表现突出，贫穷，商业化程度低，对自然灾害反应敏感，士绅阶层弱小，习武之风盛行。对鲁西地区做了进一步划分之后，我又发现鲁西南与鲁西北地区之间的重要差别。鲁西南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牢固的乡村地主阶层，村社内部凝聚力强。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抵御当地猖狂的盗匪活动有紧密联系。对比之下，鲁西北社会比较开放，相对平均，这与该地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流动有密切关系。它们区域性的差别有助于说明在义和团起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鲁西南大刀会与鲁西北神拳的不同。鲁西南大刀会由乡村财主把持，其组织严密，活动不公开，与其所在地区存在的牢固地主阶层及比较封闭的社会形态极相吻合。而鲁西北神拳表现了相反的性格，他们的仪式公开，易学易练，教拳的师傅常见从外村请来，说明拳众对其领导并不苛求。”①在这样深入细腻的研究分析面前，我们对历史发展的另一条道路的假设，是否吃力不讨好呢?专业历史学者本着价值中立的原则，“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这才是现代专业史学的职业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作者朱宗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