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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二斌的军事史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对这一研究不足的缺憾，他不仅描述了军事革命的历史事实，而且分析了军事革命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促进①。 中世纪法制史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罗马法在中世纪的复兴，带给西欧社会以重要的影响。王亚平认为，意大利的政治统治多元化、城市自治特色、商业贸易繁荣、地理环境特殊等因素导致了罗马法在意大率首先复兴②。在充分解读梅特兰的《英国法律史》的基础上，李红海对早期普通法发展历程中的技术问题、与罗马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发展脉络问题等方面做了相对细致的阐述和分析③。程汉大认为十二、十三世纪英国法律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表现为司法体制的集权化与法律体系的统一化，审判机构的专职化与审判方法的理性化，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等等④。侯树栋论述中古后期德国农民法律意识变化的文章值得关注，它描述了农民在斗争中从利用古法到神法的历史过程，凸显了德国农民战争所具有的神法特征⑤。虽然是说法律，但更多地关注到法律意识，属于法律文化的范畴。 反思传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新思路 中世纪晚期研究中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总结先前的研究，反思传统成为新的主题。 文艺复兴代表一种进步，代表对中世纪思想、观念、文化以及社会的反动。强调其进步特征的研究仍然相当多，它们多集中探讨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乃至新社会的发生与兴起，探求观念的演变和发展成为研究者揭示其进步性的主要方法。赞美之余，学界也在反思文艺复兴的革命性及进步性，文艺复兴时代并不是一种断裂，它的根须深扎在中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不再限于14、15世纪，对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也不是愚昧的。中世纪西方理性主义一直存在，而且最终导致了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的确立与盛行，追求个体自主的理性的潜流逐渐萌生，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来源⑥。西方文化的复兴不仅是西方内部的事情，在较为细致地考察了东方因素对西方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的影响之后，徐善伟认为西方的文化复兴直接受益于11—13世纪的东学西渐⑦。研究者当然都体会到哈斯金斯提出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目的：消除对14、15世纪文艺复兴的崇拜，强调历史的延续性⑧。 作为文艺复兴对立面的天主教的合理性、重要性甚至积极性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天主教不再只有落后和黑暗，二者的关系引起学者的深思⑨。史学界过去一贯把天主教会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和对立面，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有研究者认为，不应该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它们之间也有传承乃至合作⑩。有研究者认为，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不仅没有阻碍，相反积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⑾。不少学者则讨论到人文主义者身上的传统乃至保守的特征。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许二斌：《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与社会变革》，《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②王亚平：《浅析中世纪罗马法研究首先在意大利城市兴起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 ③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程汉大：《12—13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化》，《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⑤侯树栋：《从古法到神法——中古后期南德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⑥徐善伟：《中世纪盛期西方理性主义的盛行及其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⑦徐善伟：《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夏继果：《哈斯金斯与“12世纪文艺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⑨童自觉：《文艺复兴与天主教》，《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⑩王敬平：《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会与文艺复兴关系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⑾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丰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立行强调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宗教观上的矛盾状态，或者宗教与世俗两方面的平衡和制约的关系。孟广林也认为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传统既有批判也有吸收和继承①。 对宗教改革的反思研究一如文艺复兴，虽然强调宗教改革革命性和积极作用的文章仍然不在少数，但对其革命性和进步性提出质疑者和为天主教的合理性给予辩护者也在不断增加。有不少给予路德正面评价的研究，但其他侧面的论述则揭示出路德思想的复杂性。例如，马丁·路德的反犹思想刻画的是他的负面形象。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他的思想笼罩并毒化了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参与造就了19世纪晚期以来的德意志反犹主义运动②。对路德同时代的人物腓力·梅兰希顿的研究，则反映出学者关注角度的转移。有研究者认为，梅兰希顿的命运与同时代的伊拉斯莫、莫尔等人文学者一样具有悲剧宿命特征③。加尔文宗教改革有自己的特点，它对于近代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④。刘林海认为加尔文对世俗政权的反抗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在理论上，他提出可以反抗违背上帝意志的邪恶统治者；但在实践上，他坚决反对任何反抗的行动⑤。英国宗教改革是学者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刘城关注的是改革之后英国教会在纳税义务上的变化，它从双重义务改变为单一义务，只须向国王纳税⑥。苑一博等人探讨的是宗教改革对英国政体演变的影响，认为英国从君主专制到立宪君主制的演变与宗教改革的历程有紧密的关系⑦。 西欧之外：地区研究的新进展 上述考察表明，现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也有一些新进展。 陈志强的《拜占庭史》代表了国内拜占庭研究最新的成果⑧。徐家玲关注的中心是早期拜占庭历史，但已经拓展开来⑨。张绪山对拜占庭与西突厥，以及拜占庭与中国之间交往的考察，具有交通史研究的特征⑩。郑玮讨论的是帝国农村、农民和乡村经济等方面的问题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赵立行：《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孟广林：《西欧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史学集刊》2002年第5期。 ②罗衡林：《马丁·路德与犹太人问题》，《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③陈钦庄：《初论德国人文学者梅兰希顿》，《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陈钦庄、陈飞雁：《论梅兰希顿与德国宗教改革》，《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④程新宇：《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特点》，《法国研究》2003年第2期。 ⑤刘林海：《论加尔文反抗世俗政权的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⑥刘城：《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⑦苑一博、任松峰：《论英格兰宗教改革对其政体演变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⑧陈志强：《拜占庭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⑨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变革与转轨》，《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⑩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2003年第1辑。 ⑾郑玮：《拜占廷<农业法>所反映的村社特征》，《南开学报》2002年增刊；《7—9世纪拜占廷帝国乡村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历史教学》2004年第6期。 东欧中世纪史研究，非常薄弱。许桂敏对诺夫哥罗德土地占有形态问题的讨论，显得尤为难得①。曹维安对俄罗斯农奴制度的特点做了一些分析②。但学者们关注的时段多为近代，强调的是转型及资本主义兴起。其他地区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刘祖熙的文章或许能够弥补斯拉夫研究之某些不足③。 阿拉伯中世纪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哈全安的《阿拉伯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对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阿拉伯封建经济形态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④。而他对麦地那国家中吉玛人的研究，则体现出细致的特征，认为吉玛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存在着信仰差异、民族排斥和经济剥削三重倾向⑤。哈瓦利吉派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宗教派别，该派代表着下层社会的游牧民、释奴和一切对封建制度不满的人进行着反对封建贵族政治的斗争⑥。 许序雅研究中亚萨曼王朝的著作，是国内唯一研究此王朝的专著，作者力图再现从9世纪到10世纪中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对所谓绿洲型封建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做了有益的探讨⑦。张文德对中亚苏非主义的研究则集中探讨三个教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分析了苏非主义的影响⑧。刘卫萍则对喀喇汗王朝的经济思想的探讨，是研究西域经济思想史值得提及的成果⑨。 日本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有不少新成果。徐建新细致地考察了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度，对相关的一些问题给予了自己独到的解释⑩。官文娜探讨了从平安到镰仓幕府时期日本养子制，指出养子制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集团内部结构的变迁，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等文化特征⑾。考察古代日本与琉球的关系，虽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显然反映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现实关注⑿。 在中世纪史的研究中，对各地区的比较考察成为重要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我们可以读到多视角的比较研究成果，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思想，从技术到心理，从制度到精神，无处不见比较。 马克垚先生是封建社会共性论的坚持者，他的坚持来自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一贯反对。最近，他对“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地理大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等观点和提法均为西方人看世界的结果，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要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意义的世界史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专制主义对我们的束缚⒀。而他的关于地主经济和封建生产力的具体研究，同样具有在比较中寻求共性的特征。侯建新一定程度地承认共性的存在，但他着力寻求的是差异。孟广林对中国与西欧封建时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许桂敏：《16、17世纪诺夫哥罗德封建土地占有形态特点》，《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②曹维安：《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③刘祖熙：《中世纪斯拉夫文化刍议》，《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论波兰传统文化的特征》，《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④哈全安：《阿拉伯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哈全安：《麦地那国家(622—661)的非穆斯林臣民——吉玛人》，《南开学报》2001年第2期。 ⑥钱志和、钱黎勤：《中世纪哈瓦利吉派的历史命运》，《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⑦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张文德：《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⑨刘卫萍：《西域经济思想史——喀喇汗王朝经济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徐建新：《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 ⑾官文娜：《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度及其文化特征》，《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⑿米庆余：《古代日琉关系》，《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⒀马克垚：《从比较中探索古代世界史结构》，《文明比较研究》2000年第1期。 君权神化现象进行了比较探讨，认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时代，都曾盛行过表面类似、实则相异的君权神化现象。西欧“王权神授”学说与中国“君权神授”理论都视帝王为神命的君主，但二者所植根的文化传统、所达到的目的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①。顾銮斋认为，中西都经历过了最初的征收农业税的阶段，但西方逐渐转向了以工商税为主，中国赋税则一直以农业为主，双方道路不一，强调的也是西方转型的特殊②。其他的比较也大都带有求差异以说明问题的特征，对中西封建君主制、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中西城市、中西法制、中西赋税、中西教育、甚至中西圈地等多方面问题的比较，大都在简单地强调差异性。 期待突破：世界中世纪研究的新展望 综合考察从2000年至2004年的世界中世纪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尽管遇到许多的困难，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队伍还是在不断壮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中世纪史研究梯队已然形成，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仍然充满活力，成绩喜人，中青年学者则多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从研究区域分布来看，目前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外围、以高等院校为中心各地方院校跟进、以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中心边远地区跟进的格局。 学术研究越来越注重原始材料的使用和原创性。多年以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饱受资料匮乏之苦，现在资料建设有所加强，不仅能够及时购进新的书刊杂志，一些研究单位还购买了一些西方出版的原始文献，如《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教父文献大全》等多卷本文献③。加之，许多学术文献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初步出现了与西方研究者资源共享的局面，于是出现了《教会法研究》这样建立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中世纪研究的优秀成果。在一些小语种和小地区的研究上，以原始材料做研究也很突出。如拜占庭研究中的考据，颇有些国学研究的味道，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博士论文，在材料使用上有所突破。 与注重原始资料相伴随的是，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原创性。为此，研究者所思考的、质疑的、挑战的不仅仅是中国学界本身的研究成果，而且包括对西方学术传统、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反思。如反思东西方的对立、反思西方中心论、反思西方政治史传统、经济史传统等。我们看到，许多的研究不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发见。原创性的实现得益于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求新和求变。西方新的史学方法，如新社会史学方法、心态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得到许多的应用。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为一些学者所采用，使历史学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些特征。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大而化之的选题遭到质疑。研究细化、微观化的呼吁和实践正在加强。此类研究呈现给读者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孟广林：《封建时代中西君权神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 ③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总之，我们的中世纪史研究呈现出喜人的景象，但是，种种困难与不足依然很突出，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及研究者本身的特别思考。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这一基本国情在新世纪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如人才的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仍然很大的不足。而学术研究本身，则需要新突破。例如，欧洲尤其是西欧仍然是重点，其中又以研究英国者为最。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研究不足。东欧、南亚、东亚、美洲、非洲等地区的研究则更是缺乏。一些研究选题仍然过于概念化和程式化。许多研究材料上无发明，观点上多沿袭，不能将问题引向深入。一些研究则在求新求变上产生了并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例如，抛却了传统的话语，却深陷现代话语的牢笼。社会史走向日常，却过于琐碎，缺少抽象所带来的美感，也缺少理论的深度。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等问题失去了兴趣，却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转型的狂潮中被裹挟而走。反对妖魔化非主流力量，但不自觉地走向了对某些事物的美化。而有些过度的现世情怀，则往往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格言放大。这样的趋势，似乎有些远离历史研究的真谛。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研究中过多的现代性取向和现实关怀，削弱了我们研究的分量①。一些新领域的研究尚显稚嫩，缺少必要的理论储备和支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 马克壶教授曾指出：“我们要坚守历史学家的阵地，从一点一滴的实证研究做起，用具体的、坚实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只做逻辑推理；轻率地建立起涵盖天地、包容古今的体系来。”②我们所有的研究者若真能如是，则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繁荣指日可待也。 [本文作者黄春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刘 凡 国洪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姚玉民、舒建军：《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 ②马克垚：《从一点一滴做起》，《光明日报》2003年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