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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还得从《万历十五年》说起 二十一年前，《万历十五年》在大陆首版，一时洛阳纸贵，满城争说黄仁宇，大家都在纳闷——原来历史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啊？那时我还是一个尚未启蒙识字的小孩，惜乎未能够恭逢其盛，后来渐渐成人了，读到的黄仁宇的第一本书也是《万历十五年》。就是通过这本书我认识了神色阴郁的万历皇帝、深沉不失练达的张居正、正直并且有些古怪的海瑞，当然还有那个混合了孩童与野兽双重气息的李挚，我只感到有趣，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郁闷，历史似乎活泼起来，可是一个个登场的人物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再后来，我突然发现《万历十五年》就像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充满了一种命定的悲剧性，书里每一个人在黄仁宇笔下栩栩如生，但是挥之不去腐朽死亡的气息，囿限于时代的总体格局，任何个人的努力都等于蜉蚁撼树而无济于事，最后只得以挫败收场，赉志以终。我又听到有人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也有人斩钉截铁地断定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是学术著作，他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更有学者追述到西方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崛起，认为黄仁宇明显受到了“叙事史学”复兴风潮的影响（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也许这中间真的存在着某种误读，黄仁宇凭藉着对于明史的熟稔（譬如说花两年半时间把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实录》结结实实读过一遍）和“移情”的关照，在《万历十五年》中突出了“叙事”元素的分量，但这并不意味了他就此远离历史分析的维度，相反黄仁宇更为得意、更为自信的可能是他以一以贯之的“大历史”观。难道不是吗？历史人物可能张扬他们生动的个性，但从现实中所能收获的，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感，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大历史的过客，因此他们的悲剧气质决不仅仅只是文学的渲染，而几乎是“与生俱来”。也许是得益于黄仁宇质朴腴润而又斑斓多姿的文学化笔触，“大历史观”在《万历十五年》中似乎隐而不显，它只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操纵着书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读者的首次阅读经验所感受到的更多是“真实”的故事与充满同情的历史语言。但是，只要细心一点的读者就会注意到，黄仁宇尔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通史、现代史及比较史学的著作，正是一步步将《万历十五年》中隐而不显的“大历史观”放大彰显。一个突出的感觉是，黄仁宇史学中的人物和事件似乎越来越少，而宏大的理论架构及非个人化的历史解释开始统摄其上。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尚可以归因于该书非凡的“叙事魅力”，而《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放宽历史的视界》更多体现了作者在专业领域把握问题及材料的功力，那么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则最强调了历史的“结构性”。 “大历史”这壶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其初衷无非是试图于全球资本主义变迁的大坐标上，将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曲线描绘出来。资本主义的具体运转机制涉及到两个核心概念，其一曰“数目字管理”，其二曰“长期的合理性”，它们几乎贯穿于黄仁宇所有论著。 参考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程序，当中无不有一个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在黄仁宇看来从这一种方式过渡到另一种方式无异于从飞禽到走兽般的脱胎换骨。 “数目字管理” 使资本主义得以推行，而其前提是“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则依赖于一个“各种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程度”的下层机构。此处指设的是一整套制度，资本主义必定具备有三种“技术性格”——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佣、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该技术性格依赖信用，而信用则靠法治维持。与“数目字管理”相比照的是传统中国帝国行政组织上的“间架性设计”，从“间架性设计”则可进一步引出“倒砌金字塔”的概念，黄仁宇认为传统中国始终无法突破自身而走向新生，原因即在于数目字管理的缺席，其根源则是作为“文化统一体”的国家“金字塔倒砌”模式压制了一切可能产生数目字管理的下层因素。 所谓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是指“凡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映证，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在黄仁宇眼中，“历史不是朝代的循环，而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虽然内中仍有曲折”，历史研究必须通过宏观的视界，将过去的历史踪迹同今日联系起来，并作一番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历史体现了“结构性”，那么探索结构性的问题，就只有将历史往后推三、五百年（甚至更远）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唯有如此，才算高瞻远瞩，也才能为“中国找寻出路”。黄仁宇所关心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及早现代化，他的史学关照的是结构性的“大变”，但隐伏的基调却是宋元明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不变”，所谓中国历史的直线发展，只是一种“在传统架构内的变革”。 黄仁宇基于制度层面的深入反思显然渊源于诺斯的产权理论，而据其自承，他对上述资本主义三个“技术性格”的领悟亦得益于与李约瑟的论学讨教。我们更不难发现黄仁宇的“数目字的管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可计算性”其实是重叠在一起的两个概念陈述，指涉的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在执行过程中与之搭配的整套理性组织建构，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黄仁宇似乎只专注在组织技术的层次，而不及韦伯极力开掘的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价值层面，事实上黄笔下的资本主义三种“技术性格”也无一不以实务操作为着眼。（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而黄仁宇以大跨度的“长时段”作为处理社会与经济结构性变迁的时间工具，这背后也可以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子，由“事件史”到“趋势史”的转向，似乎也契合了读者对黄仁宇史学的一般印象。 正是从多重的思想资源中得到启发，黄仁宇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将历史的视野放宽，“间架性设计”或者“金字塔倒砌”超越了具体朝代，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既见于周，又见于明，亦见于近代)；而依托于西方背景，“数目字管理”成为反思传统中国发展路径的外在标尺（社会转型的方向又永不能达到）。如王家范所形容的，“宏观地由前后(时)、中西(空)的往复观照去考察审视历史”（《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即可“叙古今”，亦可“论中外”,黄仁宇也由此确立了纵论千年的自信。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从明史专家领域转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不变信念，他看到虽然近代革命改造了国家，但历史仍被惯性主导，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有着它们的结构与节奏，却仍体现着牢不可破的特点。黄仁宇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的革命，好似一条漫长的遥无尽头的隧道，而瞻望隧道前面的光乃是我们公众之志愿。既然如此，就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近百年的失败归于一人一事，只有知晓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或者说差异)才能理解为什么这百年走得如此辛苦。 历史学家如何讲道德？ 有人说，半路出家黄仁宇写历史既有点野狐禅味，又有些受过西方正规史学训练的“洋味”，但更多的还是历史中间浸淫了他丰富的个人体验。（胡笳：《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评<黄河青山>》）的确，黄仁宇的“大历史”脱不出其自身经历。他自己也承认，“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他见过蒋介石，抗战时在印缅呆过，后来又领略过林彪在东北的“人海战术”，他的历史浸润了战争的记忆：国民党军事动员混乱无组织、士兵低能而少训练、官僚们虚与委蛇勾心斗角、战争野蛮残暴不可理喻……黄仁宇少年时还梦想成为拿破仑，在成为一名“国军”的下级军官后发现这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后来又有了长期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打通时空的间隔对往事更多一层观照，“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黄仁宇的现代史研究带着过来人的一份切身经验，用赵世瑜的话说，有如艺术家所谓之“有我之境”。（《三读黄仁宇》，《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5日）。但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却又反复强调历史研究应有“非人格化”自觉。在他看来，史家的主要任务是脱出历史的现场，避免“情绪之冲击”，站在历史后端“综览”全部经过，然后将他对于历史的见解心平气和地与现代读者分享，如此才可以真正体会所谓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很多事情的真意义，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才看得明白；当时用道德观念粗率解释的事物，日后从技术的观点分析，必呈现着很大的差异，其根本不同的地方，则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前后一贯，源远流长，超过个人经验。” 中国史学传统一向偏爱“善善恶恶”正邪褒贬的春秋笔法。黄仁宇却说，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马基维利式的历史解释将传统中国的社会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过度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评判是非，使人们丧失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意气用事最最要不得。黄仁宇亮出“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观点，摆脱人物臧否，强调非个人或道德指控的历史解释，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 黄仁宇在检讨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主张“他们视为的道德问题，今日我们可以视为技术问题了”。他不止一次引用勒费尔的话以告人：“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黄仁宇的“大历史”之所以成其“大”，在于它的关注焦点不在个人的命运之上，黄仁宇似乎从来不会也不愿花费时间去讨论历史中的个人。在黄仁宇看来，道德褒贬不足为训，技术考量才能得其要领，历史写作应该略过个人的得失，摆脱了“经验”的羁绊，不要自限于短暂的时空环境，而须着眼于集体的方向，观照长期的历史。具体言之，黄仁宇之于中国近代史的着眼处即在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他看来，不少写历史的人“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黄仁宇正是带着这样的眼光审察近百年的中国革命。还是把目光投向1927年。他也承认，“从人本主义的立场看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以后的残暴行动当然是革命过程中之悲剧”；“四月十二日之事变及以后清党之行动诚有其黑暗之一面，无人能为之洗刷”。赤色恐怖及白色恐怖接踵而至，黄仁宇借用许倬云之言感叹： “革命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黄仁宇毕竟是黄仁宇，他不会溺于这种文学化的伤感情调，他也相信历史的意义不只是一部善恶相伐的“相斫书”而已，个人的踯躅与蹁跹，固然托之命运，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有学者指出，黄仁宇史学中的两个层次，个人的、短期的、“现象”的、“人身经验”的层面与集体的、长期的、“超现象”的、“超过人身经验”的层面，从前一角度观察历史殊不足为训的，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得其要领。（刘季伦：《“大历史”下的个人》）由此看来，凌驾在个人的命运之上的，是集体的目标；从短期看来不合理的行动，如果从拉长的视界来看都具备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黄仁宇指出，“一九二七年之清党运动，判别国民党与中共之所领导为两种群众运动，需要引用两种政治思想，采取两种外交政策，经历过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完成”。于是，一切固然属于不幸的命运，却被史学家赋予了积极的意味。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笼罩下，以后设的、回溯的、追述性质的技术手法处置历史，一切乍看之下毫无意义、纷乱无章，而且往往死伤狼藉、血肉横飞的表象背后，便显现了一个更加本质的、也更加真实的东西。百转千回、万流归宗，都汇成了 “中国的长期革命”；九死一生、间不容发，全是为了成全“历史使命”。最终结论的得出是那么自然：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合理”的，更是“经济”的，没有一点浪费。黄仁宇在历史的高处微笑了，他为一切鲜血找到了理由，为牺牲染上了神圣的色彩，他的伤痛，也终于化成了欢欣。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总不能释然，似乎还是有一个结无从打开，它使我感到无能为力。我同意黄仁宇所说历史学家应有超出常人的长远眼光，也欣赏他不以人物贤肖善恶检讨历史。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黄仁宇一直认为问题一提到道德层面就无法讨论，那么什么是道德呢？“长期的合理性”不就是最高的道德吗？先验地将比道德伦理更绝对的“长期的合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那还有什么问题可讨论呢？也曾经有学者对黄仁宇的现代史研究提出质疑：历史学家可以确定历史最高使命吗？（刘伟：《历史需要蒋介石？》，《读书》，2001年第8期）黄仁宇一再强调，“历史以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这恐怕也只是认识的一面，却不能使我们因此同意领袖人物可以把所谓的经济增长、抵抗外虏、社会重组当作至高无上的使命，而视人命为草芥，践踏人的基本尊严。“历史使命”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少没有剥夺生命的权力。否则，人由目的而降为手段，这恰恰正是“长期的合理性”的非理性化，一切的社会变革的异化。我意识到，我的讨论已经有点而扯远了，也许史学评论中的“道德话语”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而且历史和伦理的之间的曲折是非也是纠缠了多年的遗留问题，我这一言两语又怎么说得清楚？不过还是有一个萦绕心头的问号无从求解，那就是历史学家要不要讲道德？或者说，历史学家如何讲道德？ 文章来源：百年中国论坛，发布时间：2003-10-5 22:28:13，阅读次数：211 ，责任编辑：MODERN （555） -------------------------------------------------------------------------------- ·上一篇： 我读“大历史”——黄仁宇史学若干题（二） (10-5) ·下一篇： 革命史的写法——兼评张福记《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 (10-5) Copyright © 2000-2003 Modern China , Al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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