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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先生从研究的对象、任务和特性三个方面，正确地区分了历史科学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一般社会科学、文学等学科之间的不同，从而为历史科学确定了客观实在的特殊研究对象，规定出了其所应承担的特殊任务。 大多数历史学家给出的关于史学或历史科学的定义，总是混淆历史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例如，后于李著出版的、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史学理论大辞典》“历史科学”条目。该辞条吸收了李著“历史学是科学的依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两章中的有关历史科学概念的内涵。但是，与此同时，它依然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发展史”，——完全等同于、且当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惟一的研究对象。李著中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通过[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在表述方式上略事变动后，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本应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任务，——“揭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过各种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历史前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根据”，等等，——也被统统归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中。[17]这个辞条的内容，其实是以《辞海》中“历史科学”辞条的内容为基础、糅合了李著中的有关内容的“混血儿”。科学的历史学在承担自己特殊的任务和进行特殊性范畴研究的同时，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揽、包办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任务和研究对象。历史科学何堪其重负？ “整合学”说。新时期史学界关于究竟什么是历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最新的、且颇具特色的定义，是蒋大椿先生确定的。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中，有鉴于“通常人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历史论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历史论著中所表达出来的历史知识”这种对史学的直观的“却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现状，他从“广义理解的”角度，为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义：“历史学乃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历史知识。”[18]在这一表述中，蒋先生没有涉及“历史存在”概念，但从蒋先生的全文来看，他是从“历史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作为进入历史学家认识对象范畴的历史存在的“历史客体”这个概念的。因此，根据他在文章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就可以得出：“历史学家”和“历史存在”，是构成作为精神生产实践的历史研究活动的两个前提性要素；“历史思维认识方式”、“历史认识手段”、“历史客体”、“历史研究精神生产实践”（“历史研究活动”）和“历史知识”，是构成历史学的五大基本要素。蒋先生确定的史学的定义，的确比现有的关于史学的定义都要全面。蒋先生把它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根据它在历史认识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对象领域上的综合性特征，在性质上把它规定为“一门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内在地融合了实证性、抽象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学”。 三 史学究竟是什么 以上关于史学的定义或解说，虽然在文献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确定的，但是从逻辑序列上讲，它们其实与历史学自身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人们对它加以认识的思想史过程是基本相符的。“史有二义”和今人的“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与“知识体系”说、“超科学”或“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科学”说，可以看作是分别对应于历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时代的客观存在事实在历史学家思想上或理论上的表现形式。其中，“科学”说中的一般“科学”说和其他两种史学解说，分别反映了历史学第四个发展时代中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至于后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代史学实践的客观存在状态在历史学家理论形式上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当代史学实践进行抽象性认识的理论结果。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史学界说纷纭，不过是史学实践日趋复杂多元的纷乱现实在史学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认识混乱的切实反映；而且，各自对史学定义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义者学术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的影响。 在今人的几种史学的定义中，就中国未来史学的发展而言，比较有意义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超科学”说、李振宏先生的“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和蒋大椿先生的“整合学”说。其中，李、蒋二说虽各自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相同的角度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出，但在对历史学的特性的认识上，实基本一致，因此可作进一步的融合而成为一派之说。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未来中国史学本体论研究，如果说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的话，那么，它们无疑是值得援用为学派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的解说。 本书的史学定义，将以李、蒋二说为基础来确定。因为，历史学不仅仅是一种活动，不仅仅是专门的学问或学术，也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更是一门在研究对象和任务方面都具有科学性的特殊学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它更是一门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既存事实，对历史学是什么的回答，就不应该再继续停留在一般历史学的认识阶段，而必须把它当做一门完成的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来看待。中国历史学理应归属于迄今为止惟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别的什么历史学。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学认识水平，必须结合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特别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史学实践的现实存在状况，从而作出我们时代的关于史学的确切定义。史学定义的重新确定，必须符合并反映这个时代要求。 历史学对于个体历史学家来说，它可以成为他赖以谋生的一种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职业手段，也不妨可以成为他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质或从历史中认识人类自身的一种方式，或是作为他提高其文化艺术体验和鉴赏能力的一种有益的精神活动；个体历史学家当然亦可以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历史观来指导其历史研究；而且，并非每一个体历史学家、每一次具体的史学实践，都必须承担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特殊规律的任务。但是，诸如此类产生于历史认识和历史学发挥其功能与作用过程中，仅仅来自史学主体的主观认识和这种认识形式、认识手段的特殊性和历史学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发生在个体史学主体身上的特殊现象，来自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所产生的特性，而不是产生于历史学确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本身，更非结合今天历史学发展现实状况的东西，是不能成为否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据的。 从特性方面讲，尽管历史学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在于这些一般特性，而在于它根源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把自己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特性，其中较显著且重要者有：它与哲学相比的特殊性特征，与一般社会科学相比的综合性、整体性特征，与文学相比的真实性特征。[19]在历史学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人文学科一般性特性的东西，同样不能成为否定它是一门科学的根据。 因此，任何关于历史学不是科学的史学的定义或解说，都不能拿来作为重新确定史学的定义的基础性材料。 历史学是科学。它的科学性的一般根据有二：一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作为历史存在，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它不以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一是它所承担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历史研究是一种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活动。仅凭这两条，历史学就具有了一般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的一般判断根据是：（1）“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因为只要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可能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2）它“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20]历史学显然符合这两层要求。但是，这样的历史学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因为它只是具备了成为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还不具备成为一种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所应有的充分前提。一门学科要成为一种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还需要同时符合第三层要求：“必须以揭示出事物的规律为前提，然后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即它的内在联系）去说明事物的原因，是为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21] 这样一种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真正科学的历史学，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为前提的。这种历史观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它显示出区别于以往其他史学的顽强特征，显示出它的鲜明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特征，是它仅仅从历史本身去认识历史，而不是从天上的云雾中或是从人们的心灵、头脑中去认识历史。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首先确定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都当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去研究，从而在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上实现了深刻的变革。“它坚信，只要从顽强的事实出发，才能如实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际应用，获得了研究历史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方法论指导，从而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研究事物规律性并依其规律描述真实历史过程的实证科学。”“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最重要的根据，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探讨。然而，至今的哲学发展史表明，到目前为止，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说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真正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于是，问题就简化成这样，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历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22] 据此，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除它具备了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所必须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的一门学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根本地决定了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 现在，我们可以给历史学——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的定义作如下确定和简要说明： 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 在这一史学定义中：“整合型的社会科学”的含义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基础，内在地或是以“外加的”方式融合了特殊性、综合性（或整体性）、实证性、抽象性（或哲学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型社会科学，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历史研究主体”即历史学家，而不是一般民众或其他社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的”、“特别坚持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它的具体历史结论[23]；“历史客体”，是指首先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实在而存在（“自在之物”）、然后才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而转化成为认识客体而存在（“为我之物”）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客观历史事实和过程，是历史学的对象领域，因而它不是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一般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过程；“特殊规律和特点”，是指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而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历史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性的记事活动、附属于政治而以文化积累为主的综合活动、学问或学术、知识体系、哲学、科学等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环节，在认识方式上经历了价值的、考实的、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认识方式。历史学发展到了今天，虽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现过的一切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并把它们当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或部分；就个别的或特殊的史学现象而言，今天的历史学亦可以其先前曾经拥有过的某种表现形式而存在。可是，在一般意义上，今天的历史学绝不可以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或环节，或者依据其中的某一种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来确定历史学的一般定义。今天的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如果否认这一点，那末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哲学倾向上，就要么表现为历史观念的缺失，要么表现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庸俗化和作为这种庸俗化的必然归宿的相对主义、怀疑论或折衷主义。列宁在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的原理时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24]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原理，对于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分析现有关于历史学的定义的价值、理解“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乃至考察其他观念形态的事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注 释： [1]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1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李振宏《历史认识模糊性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119页。 [2]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2-1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第2版，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页，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1页。 [7] 吴泽：《史学概论》，"绪论"，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8] 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1-129页。 [9] 琉善：《论撰史》，见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转引自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年第4期，50-54页；郭丹：《卢奇安〈论撰史〉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比较》，《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124-129页。另参见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1-129页。 [10] 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见何兆武：《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200-20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11]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这几篇文章。 [12]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47页。 [13]转引自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216-217页。 [14]《辞海》，204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5]吴泽：《史学概论》，“前言”，1页。 [16]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48-62页。 [17]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100-10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8]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5页。 [19]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55-62页。 [20]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4页。 [21]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３４页。 [22]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４２-４６页。 [23] 列宁对此有过十分精辟而又准确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恩格斯晚年尤其强调“历史观念”即历史地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重要性，并把他们的历史观最后正式定名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放弃了先前带有片面的、肤浅的、易于被歪曲的“唯物史观”术语。 [2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