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有记载称，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并写下著名的“游记”，但也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了疑问。那么，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呢？ 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而且在中国住了17个年头（1275—1291）。他虽然遍游中国各地，但在北方居留的时间却比较悠久，这从他书中对北方特别是对大都（今北京市）和元世祖以及蒙古人的生活情况细致的叙说可以看出。兹就他关于元代节日习俗及刑罚制度的介绍简述如下。 马可波罗举出了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忽必烈的生日：他说，大汗的生日是9月28日。据英文或法文译本，他说的9月是“the month of September,du mois de september”，可见是指西方历法；而二十八日则是“the 28 day of the moon,le ving-huitieme jour de la lune”，无疑是指中国历法。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8月28日”是意译，可信。只是，马可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历法的区别，否则他会直接说8月28日了。 马可波罗画像 据《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生于乙亥年（1215）八月乙卯日，即8月28日（西历9月23日），马可所说，与《元史》完全一致，不过他用的是阴阳合历而已。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他亲身在大都听说的？无疑是后者。 因为，皇帝的诞辰历来是重要的、举国以至邻邦皆知的盛大节日，要举行隆重的庆典。马可在大都时间较长，当然知悉此事甚至躬身与会，这从他描述此节日盛况的详细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可以推知。个别地方还可以补充元代史籍的不足，如他说，在大汗诞辰，除文武百官穿同一颜色服（即只孙服）朝贺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徒（佛教）、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萨逊人（伊斯兰教徒）及其他种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祇燃灯焚香、歌唱祈祷，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这一仪式在《元史·礼乐志（一）·天寿节受朝仪》无记载，在《元典章·礼部一·庆贺圣节拈香》虽有较详说明，但提到的宗教参与人数只有儒生和僧道，只在元代寺庙的“圣旨碑”中，才有诸如“和尚（僧）、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蛮（伊期兰教士）不拺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一类的文字（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多散见）。所谓“告天祝寿”即“专与皇家告天祝寿”。 犹太教教士当然也须参与祝寿活动，因为元代也有许多犹太人来华（称主吾、主鹘或术忽），但汉文资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祝寿的记载。《游记》的版本中也只有穆尔及伯希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英译本（222页）引P本（Pipino，皮皮诺本）有此说法，弥足珍贵。 另一盛大节日是新年。马可说，他们的新年开始于2月（西历），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按，中国旧历新年一般在西历1月下旬至2月中旬之间。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1275）夏季来华，不会参与也不会知道该年的中国元旦。第二年元旦为1月18日，他来华不过半年，可能无资历或出使云南而未及参与盛会。此后15年间，元旦在2月者为八天，在1月者为七天。其中1月为元旦者最早为1月15日，19日，一般为22至30日；2月为元旦者依次为1，2，3，5，6，10，11，13日。马可说都在2月，并不全面，可能他对在西历2月与他们在1月者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这也证明：他说大汗生于九月是指西历9月，中国八月。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耳说，蒙古人迄今（指19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元朝秘史》202节记成吉思汗做皇帝时，“建九脚白旄纛”旗，216节成吉思汗封兀孙老人为别乞（巫师首领），让他“骑白马，著白衣，坐在众人上面”，可以为证。其反证是，明朝建立后，汉人新年绝不穿白衣。中亚帖木耳王朝的沙哈鲁遣使臣朝见永乐皇帝，元旦前一日即被告知，次日见皇帝时不许穿白农白袜和戴白帽，说那是服丧时的服装（《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玉耳注已引用），怕他们仍沿袭蒙古礼节。 据《元史·礼乐志·元正受朝仪》，元旦这天，并无人人衣白的记载。这可能是史家认为衣白是不言而喻的事，更可能是，《朝仪》是汉人儒者于至元八年订的，他们可能不喜欢元旦衣白而有意回避此事，但从《朝仪》说“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质孙，蒙语指一色服），可以推想是暗示一色白服。《朝仪》记朝贺礼有几次“拜”、鞠躬”，“拜”、“兴”，“山呼”、“再三呼”，“跪左膝、三叩头”等礼数，以及“圣躬万福”、“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等祝辞，则和马可所记大致相同。注释家法人颇节比较马可所记与《元史》此处后，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处（冯承钧译为“若合符节”）；亨利·玉耳认为颇节此注是极有兴趣、值得注意的诠释。 马可又说，在这一天，群臣、人民以及各国都要向大汗贡献贵重礼品，而且以九倍计。《朝仪》有献礼明文，如“后妃、诸王、驸马以次献贺礼毕”，文武百僚……“礼部官押进奏表章、礼物……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等，但未提所献何物，而马可所述礼物种类则颇详细。至于礼物以九倍计，也为《朝仪》所漏载，但不乏旁证。如《元史·祭祀志（六）·国俗旧礼》说：“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共九牲——引者），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以祭天。成吉思汗赏赐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妻姚里氏“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元史·耶律留哥传》）。此外，在刑罚制度方面，数目字“九”也有用场。 马可讲到蒙古人的法律时说，如有人偷一件不犯死罪的小东西，则被打七棍，偷两件则被打十七下，三件打二十七下，或三十七、四十七最多打到一百零七下以致被打死。如偷十五头牛或一匹马或其它贵重东西则被用刀斩为两段。但假如他能赔偿，则需赔所偷物品九倍的价值。 按，以“七”为笞刑始数，这是蒙古的刑律，此前中原历代王朝皆以“十”开始，终于“一百”，与蒙古的以“一百七”为尾数也不同。元世祖统一中国后，虽制定新律，仍遵行蒙古旧制。据《元史·刑法志（一）》，《名例》中的“笞刑”（用小竹板打）自七至五十七，杖刑（用大竹板或木棍打）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据说，其用意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即“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只杖一百七”（《草木子·杂制篇》）。用意似乎可取，但把笞刑止五十增为五十七，把杖刑止一百增为一百七，则又加重了刑罚。此点汉人臣僚已指出其不当。成宗大德间（1297—1307），刑部尚书王约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元史·刑法志》）。言之切中，但未被采纳。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期来华，他讲的刑罚数目，和《元史·刑法志》完全一样。只是他还不能理解答与杖刑的区别，只笼统地说用棍棒而已。这也就够了。 至于偷一赔九刑罚，也与《刑法志》相同：“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以下至盗牛驴骡羊猪，依次减刑，不列举）可见不止加赔，还要受刑。这从《元典章》卷49《刑部·诸盗一·强窃盗·盗贼出军处所》所引武宗至大四年（1311）七月二十五日圣旨有“偷盗骆驼、马匹、牛只的，初犯呵，追九个赔赃，打一百七下者”及同卷《偷头口·达达偷头口一个赔九个·汉儿人盗头口一个也赔九个》引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中书省咨：有为首者除偷一赔九外，“合敲的敲（死刑以上重刑）”，对做伴当（为从的同伙）偷来的，则“七十七下”。这和《元史·刑法志》盗马罪所定相同。可见，马可可能认为，盗犯只要赔偿原物九倍就够了，其它的详细处罚他并不清楚。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也难怪。 总上所述，马可波罗对元代蒙古节日的介绍与中国记载完全一致，证明他曾亲自参与且不止一次。对刑罚的介绍与汉籍基本一致而略有不足，因为刑制是无形的上层建筑，看不见、摸不着，他也未曾触犯刑律，无从体验。能谈到这一步也就难得了。这证明，他确实到过中国。怀疑、否定他到过中国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文/ 杨志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