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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有两点需加注意：第一，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末，中国人对黎轩国的认识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增加，而是相反。这说明“黎轩”一名所代表的国家正在逐渐隐退到历史舞台的背后。《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号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可知犁靬国已为大秦所取代。大秦即罗马帝国，已属定论。如此，则“犁靬”必为罗马帝国所取代的国家。第二，以《史记》，犁靬与奄蔡位于安息之北；而以《汉书》，则犁靬、条枝位于乌弋山离以西。按：乌弋山离的地望，虽众说不一，但大致在阿富汗西部地区，似无异议。又《汉书·西域传》称安息国：“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枝接”。由此推及，犁靬应在西亚。这一点显然与《史记》中关于黎轩位于安息之北的记载不符。 迄今为止，黎轩一名的考证仍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其中最有力者有两说：一种说法认为黎轩一名源自西亚的城市Rekam（即Petra），表示叙利亚和罗马帝国的东部。[16]一种观点主张，黎轩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17]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解决两汉史籍记载存在的方位上的矛盾；也没有说明这个事实，即：Rekam和亚历山大里亚两城在罗马帝国建立后都还存在，何以湮没不彰而被代之以大秦；更没有说明中国何以对两城的了解随时间的推移而愈见减少。 我认为，中文记载的黎轩国只有塞琉西亚帝国可以当之。作为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分裂后的塞琉西亚帝国的版图包括西亚、伊朗、巴克特里亚-粟特地区直到印度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位于帝国东部边陲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即中国记载中的大夏）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脱离塞琉西亚帝国独立，但仍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张骞西域探险到达大夏时，塞琉西亚帝国尚未被罗马帝国灭亡，张骞在大夏获知“塞琉西亚”一名，是很自然的事。“塞琉西亚”，希腊文作Sele?kεia，读音若“塞犁靬”，但以中亚地区的读法，则很有可能与汉文一样读作“黎轩”或“犁靬”，希腊词的开头音节在中亚语言中被略读是常有的现象，如Samarkand（撒马耳罕）读作Maracanda（马拉坎大）；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读作Kandahar（坎大哈）；而且，中亚名称在中国文献中被略去开头音也不乏其例，如印度语agada 作华佗，“阿罗汉”作“罗汉”[18]等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称安息“北有奄蔡、黎轩”，可能是因为，张骞最初从大夏人那里听到有关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地的情况，当时大夏通过咸海、里海北岸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希腊殖民地保持着商业往来。由于二者同属一个种族，他将本属于塞琉西亚帝国的“黎轩”一名用到了希腊殖民地上。《汉书·西域传》对黎轩位置作了改正，将它置于乌弋山离之西。《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成书时，塞琉西亚帝国已为罗马帝国所吞并，所以又有“大秦国一号犁靬”之说。 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十年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两郡。许慎《说文解字》“靬”下曰：“武威有丽靬县。”“丽靬”同“骊靬”，如此，则骊靬置县应比新发现的汉简所能证明的年代更早，当在元狩二年（前121年）之后的十年中。元鼎六年（前111年）张掖郡建立时可能只是将原属于武威郡的骊靬县划归于其辖下。此一时期与“骊靬”一名有关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张骞通西域带回了有关黎轩（犁靬）国的知识，且黎轩善昡人随安息使者到达了中国，“天子大说，与俱巡猎”《汉书·张骞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前汉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献黎轩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黎轩人确已到达中国。二是张掖处于河西走廊、扼东西交通之要冲，于对外信息交流最为便捷。汉朝廷在张掖郡置骊靬县，很有可能是以此炫耀于来往于商道的西方商人，传达与该国交往的愿望，以促使该国向中国遣使，造成汉廷“威德遍于四海”的印象，取得西域各国“重九译，致殊俗”的效果。清代学者钱坫、徐松《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断称：“骊靬……本以骊靬降人置县”，不过玄测而已，不足凭信。 从历史上，中亚虽是种族混杂的地区，但欧罗巴人种一直存在。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汉书·西域传》记大宛以西诸国与《史记》同。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23-79）记载，锡兰（今斯里兰卡）派往罗马帝国的使节报告说，葱岭以西的丝绸贩运者（即所谓的“赛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红头发、蓝眼睛”。[19]这里的“红头发”可能是金黄头发，其情形如同明、清之际我国东南沿海居民称荷兰人和英国人等欧洲人为“红毛番”。《北史》称高昌（吐鲁番）以西各国，皆深目高鼻，康居国深目高鼻，多须髯。颜师古《汉书注》称乌孙青眼赤须。《北史·恩幸传》：“胡小儿，眼鼻深崄，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所疾苦。”《大唐西域记》、《旧唐书·西域传》均称疏勒、护密人碧瞳，与波斯、大秦相同。同书《回鹘传》记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李端《胡腾儿》诗云：“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李白《上云乐》：“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戌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康老”、“胡雏”都是中亚人，所谓“华盖”指眉骨的高隆，“嵩岳”是指鼻梁的高耸，“碧玉炅炅双目瞳”指炯炯有神的眼睛呈深蓝色，“黄金拳拳两鬓红”则是形容头发呈金黄色而且卷曲。宋代柳开诗：“鸣鹘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天看。”可知，西域人中不乏欧罗巴人种。 西域的欧罗巴人种居民能否来永昌地区居住？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何时来此居住？限于资料，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的回答。我们知道，历代中原王朝都有与西域发展交通的愿望，欢迎西域各类人员如商贾等在此经商或定居，所以永昌地区具有外国容貌的居民不必来源于一次外部移民。《洛阳伽蓝志》记6世纪初洛阳盛况：“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颖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土而宅者，不可胜数。……”白居易《西凉伎》诗：“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近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这种西域人??地区，自汉、唐以至元、明各代都有可能发生。以中原和西域的频繁交往而论，没有理由固执地认为现在永昌地区具有欧罗巴人体质特征的居民一定溯源于两千年前的所谓罗马战俘。况且，以区区百余名罗马战俘而历两千余年的杂婚（以20年为一代，则为100余代！），其后裔竟能明显地保持其先祖的体貌特征，不啻为天方夜谈。 如果就相关报道做出判断，永昌地区居民之来源则较为明晰。1993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永昌西南部被认为是骊靬的地方，出土了元代的瓷水壶、铁匜、铁锅和铁鼎。又，1998年11月10日的《羊城晚报》报道，骊靬人定居的永昌者来寨不远的一个村落旁有21代骊靬故人的数百座坟茔，而距这个村落30多里的另一村落旁还有更早的10代。以20-25岁为一代，这31代人也恰好追溯到13-14世纪的元代。 元代蒙古人以疾风暴雨般的武力，将欧亚大陆混为一体，东西交通豁然贯通，欧洲王公贵族、教士东游而留名史书者斑斑可稽，而商贾游客来中国者更是不可胜计。13世纪前半叶的一位欧洲商人说，从黑海沿岸经中亚大草原到中国的商路畅通无阻，“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十分安全”。[20]蒙古人在东欧建立的金帐汗国和在西亚建立的伊儿汗国虽在实际上“自帝一方”，但在名义上仍是元帝国的“宗藩之国”，其商旅、游客至中国者亦必为数众多，与内地人通婚而定居中国者必大有人在。位于东西交通孔道的永昌地区聚集欧罗巴人种的居民，又何足为怪？ [1]就本人目力所及，先后报道这一消息的有：香港《明报》（1989年1月10日），《南华早报》（1989年2月10日）；台湾《民生报》（1989年9月29日），《联合报》（1989年12月8日）；大陆《参考消息》（198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等。 [2]如1993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月26日《安徽日报》等。 [3]如陈正义：《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参考消息》2003年4月6日载，法国《历史》月刊3月号报道：“罗马人早于马可·波罗发现中国”；国内的某些电视节目也有专题报道。 [4]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6页。 [5]如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1页。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06-616页。 [7] H. H. Dubs, 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 T’oung Pao, 36 (1940), pp. 64-81; H. H. Dubs,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London 1957.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38-539页。 [9]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3-44页； [1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11]《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77期（1957），第286-287页。 [12]莫任南：《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31-238页。 [13]张德芳：《汉简证明：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14]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学术集林》卷1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15]德效骞：《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丘进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64-373页。 [16]夏德：《大秦国全录》（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eipsic-Hongkong 1885），第171页。 [17]伯希和：《黎轩为大秦别名考》，《通报》（P. Pelliot,Li-kien, autre nom de Ta-ts’in, T’oung Pao），1915年, 第690-691页；白鸟库吉：《西域地理》，《东洋文库》（K. Shiratori, The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东京 1950年, 第73-155页。 [18]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6月《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又见《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79页。 [19]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 [20]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卷3，第13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