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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落潮，进入了反思和转型的阶段。在这过程中有些学者对以前的某些“定论”提出质疑，从而引起新的讨论，如对秦以后社会性质的认定上，即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称秦汉以后为“封建”时代，是硬套欧洲历史模式所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 所谓的历史模式指五种社会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形态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反对者认为：它反映了一种单线进化观。已故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中的作用，而不是强调生产关系。他提出“一元多线论”，在同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如原始生产力产生原始社会，农业生产力产生农业社会，工业生产力产生工业社会，但由于历史、地理条件不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道路可多模式，社会形态可多样化。 著名的学术前辈顾准先生，不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他在1974年8月写道，“中国的历史学家闭起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尽管顾准没有谈到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问题，但他明确地称秦以后的中国为专制主义国家，拒绝使用封建的概念。顾准认为中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因而应该重新分析。钱穆也否认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国历史是所谓的“封建社会”或“专制社会”之说。 武大教授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引有不少学者对封建社会的评论： 钱穆《国史大纲》：“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 胡适：“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舀之处他们的荒谬。” 侯外庐：“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为时已久了。” 顾准：“倘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不是封建制度了。” 林志纯：“古籍上的封建，都是殖民建邦，不应也不可能译成中世feudalism的封建。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之类的封建，都是翻译误解造成的无法补救的恶果！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历史学的中毒！” 李慎之：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 “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本义，不符合从feudal这样的西文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 王元化：“中国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陆的研究者有几种说法，不管这些说法如何，有一点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这跟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 对上述“质疑”，也有些学者撰文表示不同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在《“封建”名实析义》批评冯天瑜《“封建”考论》用“凝固”和“外铄”的观点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和传播，并着重指出所谓“泛封建观”“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李根蟠的《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及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一文则系统回顾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战国秦汉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所经历的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发展过程，指出把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定性为“封建地主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 双方的分歧表现在一系列问题上，一是理论层面，如何看待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如何看待“封建”概念及其演变；二是史实层面，如何认识中国和西欧历史的异同，中国秦汉以后和西欧中世纪社会有无共同性，能否用同一生产方式概括它们？ 秦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曾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近年来再起波澜，引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从而深化或匤正自己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