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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3日，世界历史所所长于沛研究员在所里作题为“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中国世界史研究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的学术讲座。 首先，于沛就西方史学中的历史与现实，从西方史学的源端，古代希腊的修昔底德开始，进而介绍了戴奥尼西、"兰克学派"、 “普鲁士学派”、“特纳学派”、克罗齐、里德、克拉克、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的学说。 于沛认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是和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从19世纪后期中国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当然，这时还谈不到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还只是近代国人对世界历史最初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完整的，甚至是幼稚的，但它毕竟是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可以看作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时期。这一萌生时期，大体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期间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近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变化，时代的呼唤，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它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个半世纪以后重新回顾这段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了解，进而研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宝贵的感性知识，为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编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特征的外国史地研究。王韬等人的著作，表明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已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史地的介绍和研究，是中国走向世界进步的具体内容之一，既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反映，同时也推动了这一进步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主张变法维新。他们把史学作为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之一，十分重视发挥史学的作用。为了避免中国重蹈像埃及、印度、朝鲜、缅甸、菲律宾和波兰亡国的覆辙，一些学者纷纷译出上述“国家”的多种译著以作警示。 1898年“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号召“变法图强”、“变法维新”，在全国产生广泛反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外国史学研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积极提倡研读外国历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历史，借以了解世界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世界发展的趋势。 辛亥革命时期的外国史编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方面，这不是偶然的。 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以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使有关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较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一时期有关外国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它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主要表现为由一般性的介绍和了解，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救亡图存，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将实现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提上日程。彻底结束在中国沿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社会历史潮流。 于沛认为，“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而这种传播首先是从介绍唯物史观开始的。1919年5月，北京的《晨报》副刊刊登了陈博贤译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一般认为，这是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开始较系统介绍的第一篇文章。此后，《觉悟》副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宣传、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日渐增多，而且一些著作和译著相继出版，出现了宣传唯物史观的高潮。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等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特点和优点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世界历史研究所科研处 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