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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的陷阱 黄洋（复旦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学划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部分，其中中国史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史处于一种特殊的优势地位，在客观上易于忽视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联系，进而滋生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一直在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对可能出现的中国中心主义也应该保持一份警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而是除了中国史以外的外国史，相比于中国史而言它处于次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总是被要求要把我们的研究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即要有现实意义。考虑到历史教学与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眼光似乎是需要的，可能会有助于克服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所谓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似乎又有不可克服的问题，至少暂时是难以克服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书写整体世界史的努力都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其文化的局限，而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即使是国内学者，尽管我们意识到了问题，正如马克垚先生已经论及的，即使我们历来反对欧洲中心观，但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未能完全避免。而学者们早已指出，利用现代化理论框架来诠释世界近现代史，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基本上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从更为理论性的层面来说，作为一种方法的整体的“世界史”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世界性扩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世界史”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进行全球性殖民扩张、一些西方人看到有可能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文明的发展框架时提出来的，整体的“世界史”是为了反映这样一种现实甚至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产生的，因此整体世界史的总体框架通常是线性的、目的论的。《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指出，19世纪成形的世界史是以自由为主轴线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把自由的进步看成是解释历史的框架。因为自由是欧洲文明的产物，所以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欧洲中心论的，“除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在被欧洲人发现、定居或征服时，才加入到主流中”，结果是整个地球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舞台。这种线性历史观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福山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与此相一致，我们可以把全球史归结为我称之为“全球主义”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它必然也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解释、辩护和合法性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全球史”在内的全球主义话语实际上又以一种巧妙的、更为掩饰的方式重申乃至强化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我们研究世界史或全球史，并不意味着就要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解释框架，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可能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我看来，像全球史、整体的世界史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产生出来的方法，从诞生的一开始就带有西方历史话语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因而这些看似中性的概念可能并不是中性的，就像启蒙、现代化等概念一样。要将它们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是十分困难的。一些印度学者对从近代欧洲知识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历史学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诚然，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学传统，但我们大学体制里的历史学认知体系的确是从西方输入的。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我们很难改变作为西方知识与话语体系之部分的概念诸如“历史”、“世界史”、“全球史”的根本内涵。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它们的内涵，建立起我们自己不同于西方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解释框架，那仍然避免不了以一种主导性叙述代替另一种主导性叙述这一困境，仍然免不了会压制其他文化不同的历史视角或不同的认知过去的方式，其结果可能还是以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替代了旧有的中心主义。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认为，将全球史观引入历史研究是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的，比起全球史的方法，也许更好的方法是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历史，审视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叙述方式，以多元的历史叙述来取代压倒一切的主导性叙述，建立相互关联的世界史观，而不是全球史观。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20世纪以来，我国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这种发展的总趋势，虽与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却基本是同向进行的。 在19世纪欧洲的世界历史研究与通史著作中，充满着“西欧中心论”。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随后出现了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的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不仅为“全球史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从其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也使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1991-1994年出版的吴于厪、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是中国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通史的代表性著作。2004年出版的马克垚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可以视为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2003年钱乘旦发表文章，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 20-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 全球史体系下的生态环境史研究 韩莉（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生态环境史是20世纪中期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其发展与全球通史的兴起及其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全球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全球史观的基本概念。 全球通史以全球视野研究历史，将这个世界看做一个整体，强调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与互相影响。这种观点就决定了全球通史的研究选题具有其独特的视角。例如跨文化交流，还有全球的经济互动，特别是全球贸易的发展，等等。全球化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个后起但是极有现实意义的专题，生态环境史在20世纪的中期后兴起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因为只有在工业化以后，人类的活动对全球生态与环境所造成的变化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强度，因此才会让人在不长的时间里看到其变化的深刻与影响的严重。尤其是20世纪的生态与环境的变化，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有限的生命中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生态和生物演变过程的洲际乃至全球的影响。主要研究人类在自己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中，以其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环境反过来对人类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史所关注的不仅是生态与环境的变化，而且是人类对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界变化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影响。 生态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起的课题，目前还处于成长阶段。多数生态环境史研究者都是由研究其他课题而转入环境生态史的。因此环境史的许多研究还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注定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其生命力与前途在于它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来理解和探讨历史，为我们带来极富启发性甚至极具震撼感的认识。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对我们认识今天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也是更为深远的视角。而在过去研究同类问题时恰恰对此忽略或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正因如此，生态环境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同时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众多尚待探讨的领域与地区，也使之有可能成为历史研究中新的增长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