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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不明显的遗产，但却是根本性的遗产，或者说决定了近现代西方文明基本面貌的遗产，是古希腊和罗马人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古希腊人的遗产。因为罗马除了拉丁文、罗马式建筑之外，思想遗产主要是法律，罗马人在治国平天下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人，但对于作为一种文明精髓的思想精神，古希腊人是罗马人的老师。其思想遗产构成近现代西方精神文明成果的核心。 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念，就是轴心时代。公元前8－2世纪，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精神解放时代，中国、印度、希腊，奠定了文明的轴心内容，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基本面貌，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就积极的方面来讲，这些所谓轴心的理念包括民主体制与民主法治的思想，与此相连的是宪制政府、言论自由、社会宽容、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等观念；再有就是理性与科学的精神。我国知识分子将这一切简化为民主与科学。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 古希腊是民主制的发源地，这恐怕是古希腊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重大贡献。在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希腊雅典于公元前509年建立的民主政权是世界史上可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相比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在古希腊文中，民主一词（拉丁文对拼为Demokratia）由（人民）和（主权）两词组合而成，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现代西文中的民主一词，如英文词Democracy，皆出自这个希腊古词。 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这种直接民主制虽然与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性质是一致的，都强调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雅典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一次公众演说中对民主政体的这种本质特征做了经典阐述： 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制度，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头角，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再者，一个穷困的人只要给国家提供了某种服务，他便不会由于其等级低下而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我们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摆脱了彼此间的猜忌。如果我们的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我们感觉不到怨恨，也不会露出讨厌的神情……我们在私人交往中避免冒犯他人，在自己的公共生活中则主要出于畏惧而与不法行为绝缘。我们服从政府官员和遵守法律，特别是遵守哪些为扶助被压迫者而制订的法律……我们让自己的城市对全世界开放。我们从不以排外行动来组织任何人学习和参观哪些在未加掩饰情况下，敌人由于观看从而可能得到好处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贫穷算不得耻辱，对他来说更达到耻辱是没有竭尽全力去避免贫穷。 显然，在这里，伯里克利不仅提出了至今仍然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原则，比如公民无分贫富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职人员的遴选任人唯贤、机会均等；民主社会应该是法律至上和开放的社会；而且民主也属于经济范畴，同时又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生活方式。比如国家应当考虑全体公民的福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人应当自立自强，奋发向上；要尊重他人的选择权利。 至于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作用，这也是古希腊城邦的特点。希腊国家的军队由战时招之即来，战后挥之则去的公民兵组成，军队统帅都是每年民选公职人员，服从公民大会或议事会的领导。希腊、罗马没有古代近东和南亚次大陆那种庞大的僧侣集团，各邦的神职人员是民选的公职人员，所以宗教人士对国家政治完全没有决定权。而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则是希腊罗马崇尚的中庸的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亚里士多德曾经深刻地论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现在已被普遍视为一国现代化的社会标志之一，即从长期延续下来的金字塔形结构发展到橄榄形社会结构。 除了民主这一重要遗产之外，古典文明留给西方文明的另一宝贵财富是理性与科学的精神。理性精神体现在超越其他许多古代民族的神本主义精神的高度人本主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 人本精神特别体现在智者学派的自信上，他们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因素。从人本出发，希腊思想家通过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去理解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社会本身出发去理解和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哲学、认识自己、逻辑方法）。在探究客观事物因果关系时，希腊思想家提倡对观察到事物进行客观分析，透过表面现象去寻找本质，他们认为，人的智慧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关于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换句话说，超越感觉、透过现象，发现事物之间联系与本质的思维活动或脑力劳动，才属于智慧层面的思考。比如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断言感觉不是智慧，尽管要知道个别事物主要通过感觉，但它们不告诉关于任何事物的为什么，例如火为什么热，而只知火热。 独立思考和大胆质疑的精神是古希腊人价值观的精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便是追求客观真理的最好表述。尽管他对老师柏拉图充满敬意，但在学术问题上却不含糊，他的代表大作《政治学》中的许多论述就是针对老师的看法进行的批评。 在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方面，苏格拉底的思想具有代表性。他欣赏“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他很无知。当苏格拉底听到神谕说他是人间最聪明的人后，他感到自己并不聪明,就到处找有知识的人谈话，想证实神谕。结果他发现这些所谓有知识的人既缺乏知识，又不聪明，于是苏格拉底发现了自己的聪明之所在，那就是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以自知无知为自豪，认为人人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努力寻求知识。他把道德和知识合二为一，认为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最高的知识就是对“善”这个概念的认识。善包括健康、财富、地位、荣誉、节制、正义、勇敢等美德。只有经过启发和引导，人才能意识到这些内在的美德和知识。这是非常理性的精神。 科学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实事求是和逻辑思维上。比如，在认识自然方面，最初的希腊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他们能够从观察到的事实出发，然后去进行高度的概括，从而得出水或者火等物质因素是世界的本原、月亮的光是太阳光的反射、太阳是一团纯粹的火、月蚀为地球对太阳光的遮挡等等在古代世界绝乎仅有的科学结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学。他的研究都是从收集大量材料开始，经过严密分析、概括、推理，最后才得出结论。他提出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前者由个别到一般，后者由一般到个别。这种逻辑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之中，也深刻影响到后世。希腊的逻辑思想使希腊数学达到古代世界的高峰。其他古代民族虽然得出了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主要是实用的算数知识，如我国的《九章算数》。但希腊数学家却超越了经验性知识，认识到点、线、面、边、平行、大于、小于、等于之类数学因素，从而产生了真正的数学。毕达哥拉斯指出奇数与偶数的区别，发现了无理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对人类科学的杰出贡献，它提出了世界最早的公理化的数学体系，即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推出一个严整的几何系统。由于具有逻辑思维，古希腊人首先重视定量分析，在定量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为了进行定量分析，古希腊人重视对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比如什么是正义、美德、民主制、寡头制等等。这是现代西方人科学思维的前导。而古代东方民族缺少自觉的逻辑思维方法，停留在经验层面。比如射箭的训练，我们的祖先就是要求受驯者盯住前方的铜钱孔，盯到钱孔变大的时候，功夫就学到家了。而古希腊人则考虑发射箭矢的角度、风向、风力等因素。由于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我们的祖先缺少严格的概念体系，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讨论“仁”，举出许多语义不尽相同的定义，最终难以使读者确知他的“仁”概念的准确内涵。 在理性和科学精神基础上创立了知识部门，这些部门奠定了现今西方这些知识学科的基础。比如希腊的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的典章制度研究不同，它用比较方法研究政府如何运作，政治体制的类型和不同政体的优劣。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均是古希腊人的产物。 古希腊的哲学，拟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和知识范畴。比如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知识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 当然，古典文明也有消极面，甚至是很丑陋的消极面。上面我们谈到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比如民主和法治仅局限与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非公民，主要是奴隶、外邦移民或被征服的异族人，在古希腊和罗马不仅不具有民主参与权，而且是沉重压迫的对象。妇女也属缺少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列。古典文明的各个国家，实际上是男性公民的俱乐部。然而我们也需看到，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古希腊民主政体和罗马共和制毕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法治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实现了古希腊人关于“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设想，这无疑是伟大的创举。 3、古典文明知识的价值――－鉴古识今 古希腊人有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古典文明已经成为历史，了解历史包括了解这段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基本途径。 我们知道，历史是人类社会的过去（历史有双重含义，一指客观的过去，二指对客观过去的认识）。过去之所以值得人类反复去思考，去玩味，去复制，去展示，去总结，是因为现实对过去的需要。由于现实是从过去脱胎而来的，因此同过去始终存在着紧密继承和变异的联系。不了解过去的人类社会与文化，就失去了认识现实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起点，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在，至于合理地预测未来发展趋向和选择正确的行动就更无从谈起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位物理学家不知道物理学史，或他感兴趣的物理学课题的研究史，不了解本学科或本课题的过去和现状，他就无异于一个睁眼瞎，根本没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事实上，人们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积累来处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认识，我们连一个简单的概念（如这次大英博物馆珍藏展中的木乃伊、法老、古朴时代、古典时代等等）都无法理解。假设有一天人类失去了所有已经积累的历史认识，失去对过去的记忆，一切从零开始，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所以归根结底，认识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人类为了自觉地认识自己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将来应当往何处去而形成的一种精神需要。世界各国都把历史课作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其原因便在于此。 对于历史（这里指对过去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近现代史最有用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现实具有直接联系，不首先了解国史，或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现实的中国。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自从晚清以降，中国就逐渐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融汇到了一起，到了今天则可以说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现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几乎每一种变化，都同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仅以日常生活习俗而言，现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加消遣等每一个环节，都打有外来文化的烙印。所以，认识近现代中国，还必须了解世界历史的外因。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最终成为执政党有着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很好地解释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至少要追溯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甚至要追溯到工业革命。这样一来，世界近现代史就同中国近现代史一样，对当代中国人是十分重要的了。由于近现代史同现实的紧密关系，因此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或社会科学的管理部门都把近现代史研究放到历史学的优先地位。 但这不等于说厚今就一定薄古，古代史无足轻重。这是因为历史发展有连续性，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所以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中国，认识昨天的中国，又需认识古代中国。同样，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世界，认识昨天的世界又需要认识前天的世界。只要人们的认识要求一旦进入寻求原因的层面，思考的时空范围就必然要向前扩展。比如要认识今天西方世界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制度，像宪制政府、言论自由、个人权利、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个人财产所有权、科学探索的理念等等，就很自然地要追本溯源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 所以认识古典文明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就是深刻认识现代西方文明。这个文明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在古典文明基础上演化过来的，是前天的古典文明的继续，它们之间存在着始终无法割断的血缘联系。可以这样说，倘若我们不了解古典文明，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认识现代西方文明的机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