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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绕地中海生活的人类世界里，公元前五世纪几可说是“雅典的世纪”。其时的雅典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在制度和文化上是“希腊的学校”、政治军事上不仅是海上的霸主、并以提洛同盟为基础，营造了一个俨然像一个“雅典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合体。而这一切都是在雅典和其他城邦及国家的关系中展开的，其兴衰与其他邦国的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篇笔记即欲从这种邦国之间的关系来观察雅典的兴盛与衰落，而尤其是衰落。 雅典的兴盛 雅典最鼎盛的时期可以说是在两次战争之间：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之初的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差不多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到那个世纪末才结束。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对希腊人说来，战争的性质是反侵略，当时希腊的诸城邦相当团结、同仇敌忾，包括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当时最强，后来成为宿敌的城邦也是紧密合作、联手作战、接受共同的指挥。在这场战争中，雅典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主导的作用，它不惜自己的城邦被占领和蹂躏，以弱抵强，终于使希腊人取得了对波斯人的胜利，而战争的结果则使雅典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大扩张，奠定了日后“雅典帝国”的基础。而第二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却可以说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很难说战争的双方：雅典联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那一方是正义的，是被侵犯的，战火烧遍了几乎整个希腊世界，不仅各城邦之间互相进行战争，许多城邦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它的持续时间也相当漫长，最后的结果是雅典的失败，而胜利者也差不多精疲力尽。简单地说，雅典是崛起于世纪初的第一场战争，而衰落于世纪末的第二场战争。 雅典不仅在两次战争中唱主角，而且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数十年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展现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表之于物质和外观上的如迄今都让人叹为观止的帕特农等神殿，以及其他各种优美的建筑和雕像，卫城的建筑师姆奈西克里（Mnesicles）和伊克蒂诺（Ictinus）；雕塑家菲狄亚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等因此而永垂不朽。后世尤其近代以来出现过比它们远为宏大的建筑，但问题在于它们常常只是建筑、或者艺术的仿效，而在雅典这里则是首创。 不过，雅典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那些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见遗迹的人的成就，是那些在精神和人格、制度和文化上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人的成就。比起物的成就来，更应受到重视的是人。那些最值得推崇的物的成就，也正是因为它们是人的精神的表征。我们可以看看雅典造就了什么样的人，在这一百年间，仅仅在雅典人中间，在哲学方面，就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政治家、军事家中有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利斯提德（Aristeides）、福尔米翁（Phormio）；戏剧方面有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有修昔底德、色诺芬等。 另外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虽然不是雅典人，但他们是在雅典取得他们的主要成就的，是雅典吸引了他们，给了他们某种精神和文化氛围，给了他们以培养和展现自己才华的条件，他们也正是在雅典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也是雅典造就了他们。这些外邦人恰恰是在雅典展现他们的才华和取得他们的成就，也许比雅典本地人取得成就还更能说明雅典的兴盛：雅典能够以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和优越的条件，吸引全希腊乃至希腊以外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到它这里来。这些外邦人中有：思想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特拉叙马库斯、高尔吉亚、希庇阿斯、芝诺(以及后来在柏拉图学园中学习的亚里士多德)；诗人伊翁（Ion）；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 如果我们再放长眼光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两个世纪，则雅典人中还有著名的政治家梭伦、克利斯梯尼；演说家德谟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哲学家伊壁鸠鲁等。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雅典人口的数量，它在最盛期包括农村地区也只有30多万人，还不如我们现在的一个中等县份，就不能不同意罗素所言：“无论在此以前或是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1] 在上述列举的人名中，有些是仅仅只要有一个在其故乡的上空闪耀，人类就应该对这块土地记忆犹深和深深感激了，而我们在雅典目睹的却是灿烂的群星。[2] 雅典的兴盛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些过程和原因：雅典人所居住的阿提卡地区原先散居的各部落的统一，使雅典成为一个规模适度的大城邦；公元前594年梭伦的立法和改革不仅缓和了当时趋于激烈的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动乱，而且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前六世纪中期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依靠其权威和强力即保持了社会稳定，又贯彻执行了梭伦改革的方针；而前508年左右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和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后一世纪雅典的全面和彻底的民主制格局；到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又一直不乏明智而坚强有力的领袖，尤其是伯里克利富有远见的领导。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在这一、二百年间是经历了由贵族寡头（少数统治）、僭主（用不合法手段达至的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到民主制（多数统治）这样一个变化和发展过程的。而在这样一个制度巨变的过程中，却竟然没有什么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流血，这就保存了这个社会的元气和活力，使之能够一心谋求城邦内部的发展、有难时则全力对外，包括打赢对波斯人的战争。[3] 这可能是有赖于雅典的改革者在一开始就有一种平衡和节制感，一种不走极端、力求中道的精神。[4] 从社会力量上说，在近一个世纪里，民主制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富有天才的雅典人的活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够充分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展现自己的才华。希腊人又有一种在各方面都追求卓越德性（arete）的精神。雅典的辉煌成就就是在这种“各尽所能”中创造的。而这不仅要归功于多数民众，也要归功于少数贵族。正是这少数人顺应时势，主动促成了向民主制的改革，并成为了民主制的领袖。民主是需要领袖的，不仅它的建立需要领袖、它的维持也需要领袖。而对于转变中的雅典来说，一种健全、繁荣和持久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领袖，与其说最好来自民众之中由暴力和阴谋权术来产生，则不如最好从能够传承优秀文化、保持一种基本的德性、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又不乏同情心的贵族在和平竞争中产生。雅典民主的实际历史也正好就是这样，初始缔造、推进、捍卫和领导民主的、从梭伦、克利斯梯尼到伯里克利，大多数是贵族世家出身。[5] 这一切又发生得恰如其分、恰合其时，即发生在贵族尚未腐朽、而大众又尚未骄纵的时候。正如基托所言：“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高级的文化必定起源于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它。假如它固守贵族特性，且时间过长，那么它会先是很精致，后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贵族阶级在完成了其社会功能之后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就会成为祸害。在政治领域，雅典占主导的共同意识，接近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悌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贵族－—大体上说－—全身心地融入民主政体，而其本质特性却依然充满活力；以后两代雅典的优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个突出的例子。”[6] 但不仅是这些领袖很优秀，而是雅典人在整体上也足够优秀。[7] 这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兴起，而是整个民族的兴起。同时，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兴盛——而不仅仅是强盛——必然也是精神的兴起。亦如基托所言，伯里克利时代肇始时期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马，是他教给人们以心灵的习性，这是一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身上都能发现的不可或缺的贵族气质，它要求将质置于量之上，高贵的斗争高于单纯的目的达成，荣誉先于财富。[8]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政治体制相当严密和完善，堪称是人类天才所能创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问题是：为什么雅典还是没有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人才济济的雅典这么快就走向衰落？这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战争的起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那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那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可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我们稍稍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9] 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这种情况连雅典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地对有些动摇的雅典人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10] 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1] 至于雅典的敌人则更有一些“诛心之论”，例如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说：“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争，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争；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12] 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波斯人，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提洛岛（Delos）。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它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它开始不是为了共同防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动用同盟的金库。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这样，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国的转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地。前者主要由爱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雅典人爱好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民主制，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贵族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出来充当希腊诸邦的“解放者”。[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