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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实用的，也是艺术的。建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除去社会因素外，主要反映着材料结构的特点，从而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自然条件的特点。古代希腊地区属地中海型气候，无严寒也无酷暑，雨季在冬天，其他季节晴朗温暖，宜于户外活动。境内多山岩，少树木，物体线条清晰，光与影的效果细致分明。又盛产可以精细加工的优质大理石，因此建筑材料从早期易朽的木材转为石料。作为希腊建筑代表的神殿，结构为适应石料力学性质的小跨度的梁柱式。为了防备骤雨和炽热的阳光，通风而又蔽光并能满足户内外生活的过渡的柱廊成为建筑的主要特征。希腊建筑的简单、和谐、精美及直线化的艺术风格，像柱上的凹槽既增柱体垂直之感，也可因其产生的阴影而使光滑的白色柱体表面不致在阳光下过于眩目；使柱与楣接合处柔和自然，并可减少负重感觉的柱头曲线；改变绝对的几何直线和比例，即所谓“视觉矫正”，借助人眼的错觉以获得美满和谐的效果的建筑线条与布局的处理；以及细腻的线条和精美的雕刻等等，都是在古代希腊的自然条件、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冬季寒冷，雨量集中在夏季，并时有暴雨，建筑遮风避雨防寒的功能比古希腊重要。石料虽有，但黄土地带的土(随后还有以土为原料的砖瓦)更易获致，因此建筑材料沿袭了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而主要为土(砖瓦)与木材。由于土的承重能力差，建筑结构主要采取了梁柱式的木构形式，土墙只起屏障和隔断作用。这类土木结构的建筑如何防雨防潮防朽是突出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建筑具有高台基，大的坡形屋顶，宽深的出檐，以及为节约木材，更好地利用木材的力学性能以加宽柱列间跨度及出檐深度的斗拱等一系列独具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特殊风格。像无需考虑墙壁承重的室内空间的灵活布局，以及室内外少阻隔或无阻隔的亭、台、廊、榭；利用木材弹性及屋瓦重量和斗拱支撑所形成的屋顶的优美弧线和檐角的出跳；斗拱的装饰作用；室内的平棋和藻井；为防朽而施于梁柱斗拱的油饰和彩绘等等。 又如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半岛干燥、晴朗、多山，一切景物都轮廓鲜明，线条清晰，色调差不多是固定的，转换的界限分明；尼德兰平原潮湿多雾，景物的轮廓由于水气的晕染而显得模糊，引人注意的不是物体的线条和鲜明单一的色调，而是物体的体积和从明到暗的不同光线强度和从淡到浓的色调的逐步变化，这就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绘画的不同的艺术风格。[23]作为中国画突出成就的山水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早期的金碧山水、青绿山水固然是对画家熟悉的自然景物的真实描写，就是后来的文人的水墨山水，不管画家如何重视气韵，甚至以书法入画，强调笔墨趣味，不再追求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然而其线、墨、点皴，都是中国自然景物特征的抽象与作者自我表现的交融，那种独一无二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仍是借着中国的自然景观的特殊风貌而表现出来的。 文学也是如此。黑格尔说过，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大大有助于荷马的诗的优美。同样，九嶷云雨，洞庭木叶，芳州杜若，猿啾FDA5鸣，赋予情景交融的楚辞以特殊的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乐府中塞北的敕勒歌，江南的采莲曲，唐人的边塞诗，山水诗，都以对特定的自然环境的深入体察和艺术描写而成为令人难忘的作品。 以上所谈的只是举例性质。像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有待深入论列，这里无法多谈了。 五 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 地理环境虽然是作为生产方式最活跃最革命的部分——生产力的必要因素，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起主导作用的。在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参与劳动过程或成为劳动过程必要条件的那些自然条件，而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改变自然条件使之适合人们需要的劳动者。“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24]，“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5]生产从目的上看，是改造自然以适合人的需要；从途径和手段上看，要经过人的劳动，劳动工具要经过劳动加工自不待言，劳动条件一般也需要经过劳动加工，才能成为劳动条件，例如场地的平整、道路的修建、航道的整治，乃至经过人工设计安排的采光、通风等等。在劳动对象中，经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不必说了，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只要参加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打上了劳动的印记。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要作为劳动对象，首先要被人们发现，其次需要认识其用途，然后还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即人们的劳动技术能够改变其物质形态。其中天然的非生物性物质，要经过劳动者的考察勘探，而生物则需经过调查、采集、驯化、育种，才能成为社会的劳动对象。因此，作为生产力要素的自然物质，几乎无一不是经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方式或多或少地经过劳动，才能成为生产力要素。最后，生产力诸因素只有结合起来才形成生产力，而这种结合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才能达到。因此，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不是自然条件。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在局部地区和一段时间里，自然条件有时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自然条件的作用是在各种因素的复杂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一旦有关的因素及其关系发生变化，原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能变为不起决定作用，而原先非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成为决定性的。自然的灾难如此，自然的恩赐也是如此。庞贝城的毁灭，是永恒的；唐山市的毁灭，却是暂时的。居住在富饶的磷矿之上的南太平洋瑙鲁岛的居民，以往生活经年累月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到了现代，由于磷矿的开发竟使它成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磷矿即将开采完毕，这个岛国的前途还待居民自己努力奋斗。中东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的命运也是这样。 至于地理环境对生产以外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同样也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地形平缓，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国统一集权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但类似的地形却并没有使中世纪的西欧成为统一国家。地形和气候固然有助于蒙古高原民族和南方汉族的交往和斗争，但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经济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的乃至社会心理的因素。地理环境促成了语言的区划，但并不能解释语言之何以形成。希腊的自然条件固然通过材料和结构影响了建筑的艺术风格，但它们只有依附于并融合于像神殿这样的宗教的社会的功能中才能得到表现。同样，地理环境也无法解释中国山水画何以到唐宋以后才兴起，又何以从早期的模写真实自然转变为元以后讲求神韵的文人画。 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原因时，把注意力集中到地理环境上，从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司马迁，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社会学家巴克尔、俄国地理学家梅尼奇科夫以及中国的梁启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用整个地理环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气候、地理位置等)的作用来说明。他们的论述不乏精辟的观点，并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历史的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地理环境作用问题的论述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反复地阐明，过去人们往往错误地局限在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生产力状况，并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他正确地说明了地理环境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方面影响了生产力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是他的重要贡献。 但是，普列汉诺夫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他把地理环境当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以致形成了一个公式：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是由于他认为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生产资料是决定性的，而忽视了人和劳动的作用。他说：“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正如一个军队的武装决定它的整个编制和它的组成员的相互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26] 普列汉诺夫虽然反复宣传地理环境最终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但他似乎也感到未免绝对，因此有时对之加上一点限制。 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27]，“生产关系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生产力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28]。更重要的是他又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即：“包围着人的自然本身给了人以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第一个推动力”或“原始推动力”。在此之后，即社会关系产生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结果，生产力是原因，但是结果本身又变成原因；生产关系又 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来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环境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能为力的事，只是由助成生产力的发展来促进这个运动。”“人为的环境是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的。”“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29] 但是，人类之成为人类，就是因为他是通过劳动及使用和制造工具来支配自然界，从而同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的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作为动物固然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从一开始人的自身就是“作为以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30]，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来从事劳动和生产的(普列汉诺夫对此有许多正确的论述)。古猿怎样演化成为人的问题，今天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还需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继续探索。但是，不论变化着的自然条件在人类的形成上起了多大作用，不论人类形成的时期对自然界的依赖是何等大，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是何等的薄弱，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是何等的原始，也不论人类的形成要经过多少漫长的岁月和中间过渡阶段，但终究不能认为存在着完全受自然界支配的人类，存在着没有生产关系或社会组织的“原始生产力”。如前所述，自然环境既然始终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质材料而对生产力起作用，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间接地起作用，而且始终也对生产力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方面起作用，那么，那种把人类早期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起直接的决定作用，后来通过生产力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间接地起作用的说法不免是不正确和混乱的了。因此，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这个补充是错误的，而且同他许多正确的论述是相矛盾的。 普列汉诺夫还有一个提法：“只因为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荫赐，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为tool m aking anim als (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地，也只有地理环境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31]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是一个确定的量，这个能力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决定于周围的自然条件。这里，还是夸大了自然条件的作用，而把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置于一种完全受动的地位。实际上，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不能说一方不变一方可变。而这种关系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总的趋势是人类对自然支配的能力越来越大，自然条件则随人的支配自然能力的扩大而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人的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则在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或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尽管发表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也有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并没有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束缚。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错误观点，这是正确的。但是对地理环境何以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分析，却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第一，他谈到社会生产力时只提到两个要素，即生产工具和人，而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这就不免贬低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由于把地理环境基本上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就只能基本上是外部的而非内部的了。而地理环境也就只能从量和时间方面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至于地理环境从质的方面，即对生产力性质、社会特点等方面的影响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第三，断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因此地理环境不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原因。这里，斯大林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把地理环境当成了几乎是绝对静止的因素(这和普列汉诺夫的论点正好相反)，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自身的某些变化对社会发展仍然可能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在人的作用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斯大林完全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及其自然的和社会的影响，而是用一种机械论的观点来对待地理环境问题，贬低乃至实际上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自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以来，斯大林的观点在我国长期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不仅限制了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而且也助长了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那种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自然条件的蛮干做法。因此，今天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意义的。 注释： [1]如杨琪、王兆林：《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章清：《自然环境：历史制约与制约历史》，《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以及下面引到的一些文章。 [2]参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第475—498页。 [4]谭其骧、邹逸麟、葛剑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5—549页。 [7]《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8]同上书，第208页。 [9]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 [10]《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11]《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5页。 [12]《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13]同上书，第561页。 [14]《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 [15]《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1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第475—498页。 [17]见谭其骧、邹逸麟、葛剑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又，宁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平准学刊》第三辑。 [18]参看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经济》，《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本文的论述与该文有一些不同。 [19]宁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20]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看来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21]《致约•布洛赫》(1890年4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2]游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23]丹纳：《艺术哲学》，第237—244页。 [24]《致安年科夫》(1846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25]《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6]《唯物主义史论丛》，《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8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27]《谈谈历史》，《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50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8]《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33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9]上列引文按引用先后次序出自：《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第767页；《替经济唯物主义说几句话》，《选集》第2卷，第227页；《谈谈历史》，《选集》第2卷，第250页；《唯物主义史论丛》，《选集》第2卷，第169页；《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选集》第2卷，第273页；《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选集》第1卷，第766页。着重号都是原有的。 [30]《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31]《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81—682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刊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