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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以下简称《思潮与发展》）。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应邀去沈阳参加一个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有幸在京与蒋先生会合后同路，并在会议期间同宿一室。据蒋先生告诉我，该期《历史研究》出版仅一个多月便告售罄，这在《历史研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足见《思潮与发展》在当时的影响。 《思潮与发展》发表后没多久，即2001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会上，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历史与发展研究所的吴英副教授和庞卓恒教授提交了他们合写的《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一文。此文很快就在《历史研究》2002年的第1期发表（以下简称《商榷》）。这是来自历史学界的对《思潮与发展》一文的最早回应。翌年4月18日，教育部社科中心与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又共同举办了"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据有关报道，"来自在京高校与科研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交流与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理论创新，唯物史观与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等"（李珍：《"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第45页。）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官方与民间学术机构与组织对《思潮与发展》的一次正式回应。会后，《高校理论战线》除及时发表了会议综述外，还陆续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陈先达教授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第5期）、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的《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第6期）等文章。陈先达教授的文章虽然没有提到蒋先生的《思潮与发展》，但通篇其实都是在批驳蒋先生文章中的观点。瞿林东教授的文章也没有一字提到《思潮与发展》，但从文章的立论，特别是作者"对唯物史观之辩难的辩难"和主要根据恩格斯晚年有关书信中就唯物史观问题所作的论述所理解的如何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思路来看，事实上也是针对蒋先生《思潮与发展》一文的，而且背后隐含的批判的意图很明显。瞿先生此文当是从他提交"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的论文《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脱胎而来，《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发表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热点学术问题笔谈"专栏。《哲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战线》和《史学月刊》也相继加入了由《思潮与发展》所引发的"热点学术问题"的争鸣（王锐生：《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9页；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第9-14页；王也扬：《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第117-122页；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5-12页。）。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术刊物（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间接地参与了新世纪首次出现的这场重大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 从学术界对《思潮与发展》的反应情况看，参与争鸣的主角是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其他学科领域基本上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学术论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虽然说有上述两次学术研讨会和作为会议结果的一些评论文章的发表，但总的来说，学术界的反应虽然强烈，但远说不上热情，相反是一种比较冷淡的敌意，与发表这篇重要理论文章的该期《历史研究》一时洛阳纸贵的场面相比，实极不相称。文章对新世纪之初中国学术界的积极影响，从目前的迹象看可能在于重新燃起了人们依然遵循"文本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认知范式来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热情。上述两个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可以说是这股热情的最初表现。就历史学界来说，这股理论热情保持至今。例如，《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了福建师范大学汪征鲁教授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思考》，《史学月刊》也将于同年第8期发表何晓明的《唯物史观的新阐释》。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角度来对唯物史观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能会成为新世纪之初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学术问题。 根据笔者的有限阅读，迄今为止对《思潮与发展》的评论，基本上是一种一边倒的倾向。无论是哲学界还是历史学界，情况都是如此。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位评论者试图去发掘《思潮与发展》背后隐藏着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没有哪一位评论者试图去揭示文章发表的时代语境。评论者无一不为蒋先生提出的"超越唯物史观"的豪言壮语所惊吓，纷纷不假思索地予以谴责；纷纷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捍卫者的面目指责蒋先生的僭妄，要求只"发展"而不要"超越"，似乎蒋先生的文章不是像文章的标题所昭示的那样是"发展"。评论者们既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能像蒋先生那样去观察生动的、进步的、无限丰富的现实社会--当前活的历史，从而因应时代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相反地，只是一相情愿地企图把历史永远固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评论者们不是从当前活的历史中获得无限丰富的理论启迪，也没有人具备像蒋先生那样的从理论上执行现实社会已经进行了的历史批判任务的自觉意识，而是满足于把现实社会拉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中去。缺乏鲜明的时代责任感，缺乏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自隔于现实社会或当前活的历史运动之外，这是对《思潮与发展》进行盲目责难的评论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 如果要确切地给蒋先生的努力做一个评定，我认为最合适的表述是：蒋先生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反唯物史观论者"。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人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回复"的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思潮。回归派的努力，究其实质，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类似于西方20世纪首先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的转向工作。在新时期的理论工作者看来，既然不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去思考，以便弄清楚世界（历史）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那么至少应该弄清楚以语言形式摆在人们面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些问题的陈述究竟是什么意思。哲学界如此，历史学界亦如此。新时期曾经热闹一时的关于五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讨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以及其他诸如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动力等等问题的讨论，人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就是这种"转向"工作，而且热衷于这种"转向"工作的学者们给它起了个很恰当的术语"回复"，并自认为这样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坚持，最有效的维护。仿照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的"语言学转向"，我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唯物史观研究）中的这种转向称为"文本转向"，即从马克思恩格斯所面对的客观实在的世界转向马克思恩格斯书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文本世界"。在这种以文本诠释为特征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范式中，就唯物史观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面对的客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及过程"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 "文本转向"的局限性由于目前人们所能读到的"文本"的有限性而注定"回复"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即便是书写下来供人阅读的"历史性的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前著述，目前出版的也只是其中的不到三分之一。苏联曾经计划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字的历史考据版马恩全集，计划出版172卷，但因种种原因，直至苏联解体，只出版了与他们的现实需要有密切联系的42卷。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字尚未得到全部整理并出版的情况下，通过"文本""回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企图只能是徒劳的。也许正是有鉴于此，蒋先生另辟蹊径：干脆像马克思那样思考，对已知的马克思思考过的问题重新进行思考，以便得到符合于发展了的现实的答案。 蒋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也是一个"回归"者。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蒋先生已不再愿意止步于80年代而停滞不前的状态了。他开始试图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从蒋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蒋所做的就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擦抹"并"重写"的远比"转向"更为艰难的理论工作。蒋先生当然不是将马克思"悬置"在一旁的"重写"，而是以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思想原点为自己建构新唯物史观的思想原点，在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思想的"原点"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及过程究竟什么"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通过重新思考，擦抹掉"羊皮纸"上传统唯物史观（蒋先生文中的"传统唯物史观"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传统唯物史观；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即在以诸如世界的本原、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本质、必然性等作为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的传统形而上学语境下形成的唯物史观。前者是蒋先生探索问题的现实起点，后者是蒋先生探索问题的逻辑起点。），重新"书写"上自己的思考结果（答案）。这种"擦抹"不是像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完全否弃，因为字迹虽然擦掉了，但传统唯物史观的印痕依然可见。如果说"回到"马克思，蒋先生是真正的回到了马克思：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而不是对马克思思考出来的答案的"文本"进行各取所需的诠释式的"回复"。 原点相同，思考的问题也相同，不表示答案必然相同。正如古希腊的谚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当同样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来的时候，由于提问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实际所期望得到的回答肯定是不同的。 蒋文的评论者却不是这样。无论是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还是所处的思想时段，蒋先生和评论者都是极不相同的。 就探索的问题来说，评论者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正确"地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因为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是他们的安身立命的处所。具体的表现又不尽相同。有评论者把蒋先生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作为问题来处理。如有的评论者极力为传统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中国的传统唯物史观的历史正当性进行历史的论证，也有的评论者致力于对阶级斗争史观的历史合理性进行历史的论证。蒋先生根本没有否定传统唯物史观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不仅如此，而且他把它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现实起点和历史前提。蒋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对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多元化格局的分析，就是以承认和接受传统唯物史观曾经历史地存在于中国现实的历史之中--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实际居于独尊的地位--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为前提的，根本没有像评论者所假设的那样否定传统唯物史观曾经具有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这个问题在蒋先生看来是一个只需承认而无须论证的客观历史事实。更有的评论者干脆把蒋先生的《思潮与发展》乃至有关的评论当作自己言说的一件道具，而根本不想去弄清楚蒋先生的真问题是什么。如《史学月刊》在2003年第3期发表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张立达先生的《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一文。严格说来，张立达的这篇文章很难说是对《思潮与发展》的学术评论。作者只是在简单归纳了争鸣双方的一些表层的东西之后，随即便转入了在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文本的前提下对所谓唯物史观的内涵、功能边界等问题的自说自话的独白之中，最后构想了一条似是而非的"新史观的建构"之路。无论是蒋先生的《思潮与发展》还是吴英、庞卓恒的《商榷》，实际上都被张立达先生搁置在了一边，而仅仅作为他表演其独白式的言说在开场白时使用的一件道具。 蒋先生所要探索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及过程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今天我们对于马克思当年曾经思考过的这个问题应该做如何回答。他面对的不是像评论者所面对的那样是一个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写下来供人阅读的文本构成的世界，而是客观实在的世界，即现实的历史和社会。就问题的不同方面来说，评论者与其说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积极思想的能力的衰竭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和"文本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认知范式作辩护。 言说的平台不同。评论者普遍站在哲学的平台上对蒋先生大加挞伐，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升到哲学的论域中进行评判。殊不知，蒋先生自始至终是站在历史学的平台上言说的。他在文章中首先从分析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出发，认为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已初步呈现出多元并立的格局，传统唯物史观由原来的独尊降为多元中的一元；继而又从界定史学理论工作者一直作为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认识前提的"什么是历史学"的内涵进入他的正面阐述，从而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论域作了严格的历史学范畴的疆界划定。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关键词"的含义的再审视、再理解，蒋先生事先也都向读者清楚地交代了他的限定性论域：历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蒋先生自始至终丝毫没有要越界言说的意图。如果说他探索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及过程是什么"，那么他面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现实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如何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何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及过程是什么"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解决当代中国历史学所面临的困境问题，确切地说是传统唯物史观如何摆脱目前困境的问题。脱离了历史学的平台，搞"异域"评论，--且不说问题的不同，不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才是不正常的。显然，评论者有把蒋先生不愿意承担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强加于他的身上的意味，然后又反过来指责蒋的不是。 思想时段的不同。评论者可以说无一例外地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本转向"阶段。这是一种类似于"后现代"的转向，甚至可以说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的产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有着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相同的特征：面对的只是符号世界、文本世界、象征世界，而客观实在的世界、实实在在的在过去发生过的真正的"历史"及其对人们的意义，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探索的那个世界，被"捍卫"者、"维护"者和"发展"者们悬置起来，推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背景上。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世界里，各取所需，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的话语建构是唯一的"正确"，由此形成的所谓"回复"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关于"正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就达到了如学者们所说的"汗牛充栋"的地步。但现实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传统唯物史观依然被当代中国现实的历史不断地否定着，特别是为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所否弃（这蒋先生在文章中已有分析）。"文本转向"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是可以想见的。研究者们既然把客观实在的世界悬置了起来，客观实在的世界自然也要把它们悬置起来。蒋先生意识到了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工作的先天局限性，勇敢地进行了自我否定，大无畏地进入了自己思想时段的21世纪，即从"文本世界"回归到了客观实在的世界。评论者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时段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与蒋先生相距将近20年，不仅如此，而且用80年代来诘难21世纪，一相情愿地要求蒋先生退回到他们的思想时段。这样的学术评论实有关公战秦琼的历史讽刺意味。 可见，现有对《思潮与发展》的评论显然是极其不对称的评论。但评论者对蒋文的评论不只是不对称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对评论对象的"向壁虚造"。 评论者的"向壁虚造"评论对象，或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丑恶的翻译"的工夫更是了得。前述"问题的不同"只是这种"向壁虚造"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一种向壁虚造的手法是：对同一个能指符号用自己的"所指"含义去替代蒋先生的"所指"含义，由此而虚造一个批评的对象，对蒋先生进行批判。对蒋先生的"超越"的解读就是如此。在评论者那里，"超越"是与"发展"直接对立的，就是否弃马克思主义。蒋先生的"超越"的所指含义在文章中交代得很清楚：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超越"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从《思潮与发展》的文本语境来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只是蒋先生"超越"这一能指符号的表面所指含义，其真正的所指含义是"擦抹"并"重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蒋先生"文本转向"的脐带尚未完全割断）。无论是哪一种所指含义，在蒋先生这里，"超越"与"发展"都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向壁虚造"批评对象的第三种伎俩是："歪曲地引文"。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反对的"翻译"的另一种表现。歪曲地引文在有的评论者的文章中可谓俯拾即是。 一句话，现有对蒋先生的评论都是一种极其不对称的评论。这样的评论我把它称为是"文本世界"与客观实在的世界的一场交锋。它只能是"交锋"，根本谈不上"交流"与"对话"。评论者不可能发现蒋先生文章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根据我的初步认识，蒋先生的《思潮与发展》虽然有术语运用混乱、依然带有"文本转向"的色彩（或者说因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关系而不能与"文本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认知范式彻底割断联系）等明显的不足，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预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至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新路向。这次"转向"明显地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文本转向"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模式和马克思主义认知范式的反拨。我把它称为"唯物史观的反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发表同时还昭示了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另一个新路向或者说另一种反拨：从细碎化的微小历史研究回归到宏大历史研究。这个问题此不详论。《思潮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今天也许还不可能全部展示出来。但从评论者出人意料地一致予以激烈反对的现象看，由于它的发表这一事实本身击中了当代中国哲学和史学理论界的一个顽症——理论工作者们沉迷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太久，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吃饭吃得已经失去了积极思想的能力，因此它实际上已经对现存的马克思主义认知范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强烈地冲击了以这种范式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的人的生存境况（或者说他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处所的摇晃了）。 (责任编辑：admin) |